“真實還原”：追求典型宣傳最大傳播效果
編者按：
講故事是輿論傳播的通行方法，也是社會溝通的有效辦法。故事是“世界語”，過去的歷史引起今天的共鳴，一個好故事勝過千言萬語。講故事是好辦法，故事中有哲理、有文化、有味道，一個故事勝過一打道理。今天，中國越來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世界需要了解中國；中國需要世界理解，需要我們共同講好中國故事；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需要我們努力講好新時代強軍故事。講好新時代強軍故事，這是軍事新聞傳播的本職工作，也是時代賦予我們的重要責任。
為進一步提高講好新時代強軍故事的能力，本期我們組織專家學者和媒體工作者，圍繞“講好新時代強軍故事”，從追求典型宣傳最大傳播效果、強化視覺傳播和軍事科技新聞的人文表達、發揮網絡媒體和軍兵種媒體優勢特色、用好用活軍地結合部新聞資源等方面，從不同角度對講好新時代強軍故事進行探討，旨在放眼全媒體時代下的傳播大格局，為軍事媒體提高新聞輿論工作的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提供借鑒。
“真實還原”：追求典型宣傳最大傳播效果
——回眸采寫“共和國勛章”獲得者張富清兼談講好新時代強軍故事
■ 邵 薇
摘 要：《解放軍報》對“共和國勛章”獲得者張富清的系列報道，通過求真、求證、求樸的“真實還原”，追求典型宣傳的最大傳播效果。本文結合回眸采寫該典型的實踐，兼談講好新時代強軍故事。
關鍵詞：張富清；真實性；典型報道；強軍故事
“真實之中有偉大，偉大之中有真實。”法國作家雨果的這句話，用來概括參與《解放軍報》（以下簡稱“軍報”）張富清典型報道的歷程與感受，很恰切。
2019年5月，在解放軍報社（以下簡稱“報社”）副總編輯杜獻洲的帶領下，我和同事安普忠、王通化、柴華共同完成了張富清系列通訊《英雄底色》《公仆情懷》《永恒初心》的采寫任務。這組通訊受到許多讀者的認可，也引起人民出版社的關注，與解放軍新聞傳播中心其他報道張富清的作品一起，集結出版了《堅守初心好榜樣：張富清》一書。
采訪開始前，一個問題始終縈繞在我們的腦海：如何打通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老英雄與今天的讀者之間的距離？隨著采寫的深入，一座橋梁浮出水面—真實還原。
真實，是新聞的生命。這句話，可以從理論和現實的多重維度進行解讀和詮釋。然而，結合張富清的典型報道實踐我們發現，真實，不僅是新聞的生命，也成就新聞的生命力。它既是新聞報道的一個基本原則，也是一個很高標準；既是一種專業要求，也是一種美學特征；既是一種業務追求，也是一種職業態度。
采寫張富清事跡的過程，是一個走近偉大、抵近真實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探尋講好新時代強軍故事的過程。
一、求真，讓故事的每一個細節經得起推敲
“采訪鮐背之年的老英雄，如同面對一部浩瀚的大書，滿心敬惜，卻不知從哪一頁讀起。當你慢慢讀過去，能看到千軍萬馬、波瀾壯闊，能體悟為什么‘共和國是紅色的’。”
這是寫在張富清系列通訊之一《英雄底色》開頭部分的一段話。能夠“慢慢讀過去”，是此次采訪關鍵的收獲。
接到報道任務時，報社領導指示報道組成員，利用“五一”小長假盡快赴湖北省來鳳縣采訪，并明晰了深入挖掘展示張富清軍旅生涯、戰斗經歷，深入探尋張富清精神世界、初心源頭，還原和塑造張富清一名真正的共產黨員、革命軍人形象的報道要求。
兵貴神速。事實證明，這一決定為獨家采訪贏得了相對充裕的時間、空間和深入挖掘的可能。
自5月3日到5日，連續3天，我們得以與老英雄張富清和他的妻兒面對面，共同從久遠的時光中打撈記憶的線索、片段與點滴。這3天無疑是寶貴的。對于人物采訪而言，采訪對象樸實無華的親口講述，勝過任何精彩絕倫的轉述。這不僅是新聞真實性的直接要求，也是近距離感知采訪對象的最佳途徑。
人物采訪，是記者提問、觀察、互動和思考的同步實踐，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問環節。提問的過程，就是構建人物形象的過程。縱觀報道組的整體提問設計，緊緊圍繞張富清人生的線、點、面展開。
線，即人生線索，包括重要人生階段的節點、過程，以及時間、地點、單位和人物要素等等。這是立起人物形象的骨骼，重要的是精準。
面，即人生的重要橫斷面，包括經歷的重大事件、重要轉折等。如張富清的戰斗歷程、轉業經過、駐村歲月、因病截肢等。這是可以撐起人物的血肉，重要的是全面。
點，即典型的細節，在“橫斷面”上尋找和發現動人的“光點”，然后深入挖掘，通過采訪進行還原。這是可以“拎起”人物的靈魂，重要的是具體。
對人物報道而言，“線”和“面”是人物的基本線和基本面，也是記者需了然、稿件需呈現的基本內容，然而，卻不是一篇稿件區別于另一篇稿件的特質所在。就像“魔鬼藏在細節里”一樣，一篇稿件的靈魂也往往藏在細節里。
沒有捕捉到豐富細節的采訪，談不上成功。相對充裕的時間，加上老英雄張富清對“部隊來人”發自內心的親切，3天的采訪一直很順利。雖然因為老人聽力不好，每一句提問都要經過妻子在耳邊復述；雖然年代久遠，許多事老人已記憶不清，但交流的氛圍始終熱烈真誠，充滿軍人間的息息相通。一問一答的講述中，我們收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細節。炸碉堡時，震掉幾顆大牙卻后知后覺；戰場上餓了找到什么吃什么，不管上面有沒有血；行軍至新疆哈密后，才不再打光腳板；駐村時，睡在社員家的地上，撒六六六粉驅蟲；餓極了卻不能說，只能去水井旁舀水喝；為了給他買一條新褲子，兒女搬石頭、曬辣椒換錢……這些細節，無不閃耀著動人的光芒。
對采訪時的一個細節印象極深。當老人談到永豐戰役連隊戰友幸存者很少，為此徹夜流淚難眠時，杜獻洲副總編追問一句：您當時是失聲痛哭還是默默流淚？老人回答，起初是忍不住放聲大哭的。采訪結束后交流時，杜獻洲副總編輯說，其實這個細節我們可以根據常理推測或者想象一筆帶過，但還是需要核實一下。不僅如此，文中幾乎所有細節都歷經核實，包括衣著、顏色、氣味等等，都力求能通過還原實現場景再現，都不曾“合理想象”。
范敬宜在任人民日報社總編輯期間曾寫道：“他們（老百姓）最反感的是假、大、空，尤其是那種花里胡哨的描寫，大而無當的語言。我們過去在認識上有個誤區，即認為非這樣出不來‘高度’，于是挖空心思去人為地‘拔高’‘挖深’。事實不夠就虛構，語言不夠就添加，甚至移花接木，以假亂真，把一個好好的典型寫垮了。”
面對這樣一位令人肅然起敬的老英雄，我們最擔心的就是把他的故事寫“假”了。為了“真實還原”，讓每一個故事的細節經得起推敲，我們前前后后積累的采訪錄音筆記達4萬余字。而對于事實的認真、對于細節的較真，既是老一輩軍事新聞工作者向我們傳導的一種專業、敬業的態度，也是對采訪對象和受眾應有的敬畏與尊重。
二、求證，確保筆下的故事不跑偏不含混
新聞是歷史的底稿。新聞是否易碎，取決于記者是否以“記錄歷史”的敬畏去書寫。
張富清作為一個具有時代意義的重大典型，在眾多媒體的報道中，軍報記者的稿件能不能經得起歷史的篩選和檢驗？我們必須為之努力。或者至少，將一個真實清晰的老兵形象載入軍報歷史，我們責無旁貸。
追求真實清晰，理所當然，又并非易事。戰斗經歷是張富清人生的高光時刻，也是我們的挖掘重點。然而，戰斗經歷都是70年前的往事，老人有印象深刻的場景，也有記憶模糊的部分。作為一名戰士，他所能講述的，只是戰斗的局部。再加上，部隊多次改編轉隸，戰爭年代和新中國成立初期，記錄不完善、檔案不準確的問題也比較突出等等。因此，為了還原一個真實清晰的形象，在深入采訪基礎上，我們大量采集、小心求證，下了很多“詩外的功夫”。
我們找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戰史》《彭德懷傳》等多本相關軍史卷冊，認真研讀梳理，將張富清當時所在部隊—西北野戰軍第2縱隊359旅718團（1949年2月整編為第一野戰軍第2軍第5師第14團）的戰斗歷程梳理出來，與張富清的講述結合比對。
那些天，一個很重要的工作是一邊看軍史一邊看地圖，在地圖上跟隨當年西北野戰軍將士的戰斗足跡，從陜西到甘肅，從甘肅進新疆，在筆記本上，一個地點一個地點記錄，一個時間一個時間注明。若干頁記下來，腦海里形成了張富清跟隨部隊的行軍路線，也仿佛聽到了沖鋒的吶喊，看見了流血犧牲，更重要的是，構建起了西北野戰軍為建立新中國浴血奮戰的歷史景深。在這個景深中，再度凝視張富清的戰斗經歷，有了更宏闊的觀照和更深入的把握。因此，我們在記敘張富清的戰斗經歷時，始終放在解放戰爭的大背景中去呈現，加入如永豐戰役彭德懷親臨一線、“一野”發出“敵人逃到哪里必須追到哪里，不給片刻喘息機會”動員令、黨中央作出“第一野戰軍必須在1949年冬結束西北解放戰爭”決定等史料，在以此形成個人與歷史、局部與全局之間敘事張力的同時，凸顯張富清戰功的含金量，印證他深藏功名的難能可貴。
沒有完整的了解，便沒有清晰的展現。了解一位鮐背老人的大半生，3天的時間當然非常有限。為了厘清張富清的經歷鏈條，我們借助恩施軍地調閱他個人檔案的機會，通過比對本人口述、采訪老部隊和知情人士等，既反復核準每一個任職節點，又延伸了解第2軍教導團入新疆、大草湖墾荒、邊防營組建、文化速成學校興辦等相關情況，梳理出張富清相對完整清晰的經歷。
盡管在緊張的稿件撰寫過程中，“詩外的功夫”占用了比較長的時間，但有時“笨拙”是一條必經之路。這些“笨功夫”，幫助我們從整體上把握老英雄的人生脈絡，盡管許多東西不能也不會寫進稿件里，但都構成對他的理解與敬意，都成為抵近他的路徑，讓我們有了“心中有數”的底氣，確保筆下的故事不跑偏也不含混。
三、求樸，呈現給受眾一個個值得回味的故事
哲學家說，“任何東西都敵不過真實。”然而，真實并不完全等于真實感。從采訪到寫作，是一個從真實到真實感的過程，也是一個從“走近偉大”到“抵近真實”的過程。如何在文本呈現上做到“真實之中有偉大，偉大之中有真實”，不是靠“妙筆生花”，而是“用事實說話”。
陳望道先生把天下文章分為兩大類：消極修辭與積極修辭。消極修辭以客觀表達為主；積極修辭以主觀表達為主。新聞文本無疑屬于消極修辭，但消極不是內容表達的消極，而是語言風格的低度，是為內容的積極讓位，盡量把形式對內容的干擾降低到最小。
法國作家羅蘭·巴特曾提出的“零度寫作”，也有異曲同工之意，即消除寫作中的干預性，從而擴大寫作本身的種種可能性。“這是一種毫不動心的寫作，或者說一種純潔的寫作。”
當然，毫不動心，恰恰是因為深深動心；作者看似“缺席”，恰恰是為了“在場”。
事實上，我們采訪的過程，常常被淚水浸濕。聊到動情處，張富清一邊流淚一邊講，我們一邊流淚一邊記，紙巾濕了又干、干了又濕。那些戰友情誼、艱難歲月、人生磨難，無論老人今天談起來是淚眼婆娑，還是云淡風輕，于我們而言，都是心靈的震撼與深探。然而，越是飽含深情，越是下筆克制。我們在敘事時，盡量以客觀白描為主，以大觀照與小細節交織鋪陳，用筆節制，避免“那種花里胡哨的描寫，大而無當的語言”，避免因用力過猛引起受眾的閱讀反感，試圖追求錢穆先生所論的“不覺有情而情自在”，呈現給受眾一個個值得回味的故事。
應該說，采寫張富清事跡的過程，在立意謀篇、深度挖掘等方面有很多經驗值得總結。然而，之所以本文用相當篇幅講述“真實”這個常識性的話題，源于對一句話的深深認同：“中國傳媒現在相當大的問題是要恢復業務傳統、恢復專業主義，否則黨交給你的任務、人民交給你的任務，你完成不好。”我們理解，腳力、眼力、腦力、筆力是我們必須強化的能力，而“四力”的背后其實是一種定力，也是新聞工作者的初心。在新媒體時代，作為紙質媒體，我們應該堅守什么、依憑什么？我們相信，雖然文字已經不是惟一的傳播載體，但文字是有靈魂有重量的；新聞易碎，但寫進歷史的新聞不朽。
（作者系解放軍報社國內新聞編輯室副主任）
責任編輯：姜興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