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地記者·戰地報道（中）
二、立足戰場，放眼全局，“跳出戰場”寫稿子
我剛當戰地記者時，可以說還找不到北。稿子往往寫的都是一些戰斗過程，缺少思想，有血肉而缺少骨頭，因此見報率不高，更上不了重要版面。1979年，在前線采訪的有一個新華社的老記者，叫李耐因，每寫一篇都上《人民日報》。而他工作似乎很瀟灑，很輕松，下去轉一圈回來，叼著一根煙，稿子就寫出來了。我用心研究他和其他老記者的稿件，發現了一點門道，就是他們寫的是戰場，但跳出戰場，其實是面對后方講話的。比如李耐因的一篇通訊叫《共產黨員跟我上》，寫的黨員帶頭沖鋒陷陣的事跡，但有普遍指導意義。時任解放軍報社記者處副處長孫浩剛帶著一位年輕記者，寫出了一篇影響很大的通訊《當戰爭襲來的時候》，寫的是在突然降臨的戰爭面前，我們的官兵和家人為了國家利益而甘愿付出犧牲事跡。這就涉及一個當時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我軍幾十年沒有打仗了，十年“文革”又剛剛結束，我們的軍隊、我們的人民還能經受住戰爭考驗嗎？這篇通訊較好地回答了這個問題，所以能引起讀者共鳴。我當記者是倉促上陣，沒有經過系統的新聞業務訓練，得靠自己在實踐中來感悟。后來我把自己的新聞論文、體會集定名為《自悟一得》，原因就在這里。
悟到這個道理，邊境作戰就結束了。雖然沒有立即派上用場，但為以后的戰地報道打下了一個好的基礎，明白了采寫的方向，這一點非常重要。后來我又多次上云南前線，不敢說如魚得水，但基本做到了寫一篇就能登一篇，幾乎沒有放空的時候。
前線的戰斗不斷，官兵的感人事跡何止千萬？必須選擇記者認為應該報道的信息和事跡來寫。所以，在一定意義上說，一個記者的業務水平首先體現在對報道內容的選擇上，其次才是文字功夫。有時候，遇到重要信息必須迅速報道出去，就顧不得文字修飾，只要準確就夠了。比如，1985年我有次去前線，在昆明剛下飛機到昆明軍區招待所，拿起軍用電話就打到一軍（當時為保密，稱陸軍第十四軍甲）前指，他們告訴我一場戰斗剛剛打響，并大致介紹了有關情況。我覺得這條信息很重要，便立即用電話向軍報記者處值班室口述了一條新聞，大意為某月某日某時，對方向我某某方向發動進攻，我邊防部隊發起反擊。這條新聞次日見報，比對方的報道早了一天，被外電轉發。新聞有一個規律叫先入為主。當時對方把我們的邊境作戰說成“侵略”，如果我們的消息發晚了，往往會造成被動。我們搶先發布消息，講明我們是被迫還擊，在輿論戰上就主動了。這條不起眼的消息被原南京政治學院新聞系主任鄭況作為例子編入《軍事新聞概論》教科書之中。這條新聞談不上寫作技巧，所以引起關注，就因為在戰爭全局上對輿論宣傳有用，也說明記者應該有全局觀念。
記者的全局觀念不止表現在對重要消息的及時報道上，因為重要消息一般由新華社代表國家來發，作為軍報記者，最主要的是要在新聞作品中面向全局，對后方廣大讀者來講故事。
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了解后方讀者關心什么。他們關心的你不寫，寫他們不關心的，自然就不可能有影響。1985年至1986年，我的戰場報道在軍報上了9個頭條，每一個都是針對后方關心的問題來寫的。
比如，當時前線有不少干部子弟，后方有人覺得他們大多是去鍍金的，并不到一線沖鋒陷陣，肯定有照顧。某團五連副連長楊少華是第二十軍軍長的兒子，他在戰地上給父親寫了一封信，匯報自己的思想，中心意思是在遇到困難和有抱怨時，“請想想前線的同志們”。其父將此信推薦給軍報，軍報以《請想想前線的同志們》為題，摘錄發表，引起較大反響，但也有人質疑：因為他是軍長之子，一參戰就宣揚，說不定在戰斗中表現不咋的。而其實他當時守衛在前線最危險的李海欣高地，一個九死一生的地方。因在戰斗中上去沒法采訪，他一下陣地，我就趕去采寫出《我愿在戰火中雕塑成器》的訪問記，客觀地記敘了他的戰斗經歷和思想變化，沒有一點拔高和溢美，在軍報頭條（1985年2月28日一版）發表后，讓讀者看到了一個干部子弟的真實形象。與他一起戰斗的戰士魯燦新后來榮獲戰斗英雄稱號，事跡比他要突出。為什么把魯燦新留到后面寫而先寫他，就因為后方關注他。
但是，后方關注的往往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群體，一種社會趨勢。比如，改革開放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富裕家庭出身的官兵變多了，與過去官兵多是窮苦出身的情況相比發生了巨大變化，后方有人就擔心現在這些兵到底還能不能打仗？我于是進行專題采訪，寫了通訊《民富兵強—記老山前線某團專業戶子弟》（載軍報1985年3月10日一版），寫了一群英勇殺敵、戰場立功的富裕戶子弟。這篇稿子一發去，值班副總編就決定上頭條，并給我打電話說：“像這樣的稿子不怕多，放開寫，把頭條給你留著。”接著我又寫出了通訊《理想在戰火中閃光》（載1985年3月26日一版），三個小標題分別是“巴黎別墅與老山戰壕”“生的希望和死的危險”“奉獻到死與死的奉獻”，寫了新時代的戰士在戰場上的各種考驗面前堅持理想不動搖的故事。“巴黎別墅與某山戰壕”寫的是一個叫鄭英的戰士，姑母在法國，外婆在香港。姑母因為沒有孩子，一直動員他去巴黎繼承財產，“別墅、產業，什么都歸你”。就在部隊接到參戰命令前不久，姑母還親自來軍營，希望他退伍跟她走。他謝絕了姑母的好意，不久部隊參戰，他來到老山戰壕。在老山，他表現英勇，光榮入黨。有人為他惋惜，他說：“埃菲爾鐵塔沒有老山高。”本篇所寫的人物中包括四位烈士，他們都不夠戰斗英雄的標準，但是他們留下的帶血的入黨申請書和要求入黨的臨終遺言，是堅定理想信念的榜樣和生動教材，所以能登頭條。
再如，當時所謂“學生官”（即從地方招考的軍校畢業生）還不占主導地位，對他們究竟能不能打仗，不少人持懷疑態度。我的通訊《小將出馬》（載軍報1985年3月17日一版）就是為回答這個問題而寫的。因為針對性明確，所以“一碰就響”，上了頭條。
從2月28日到3月26日，我連上了4個頭版頭條，其實并非文章寫得好，更不夠范文的標準，但因為寫的都是后方關心的問題，宣傳需要，所以受歡迎。
前面說到，我在硬骨頭六連寫了3篇報道。除了《英雄連隊出奇兵》是用日記體寫他們與敵人斗智的外，另兩篇都是寫官兵的精神世界的，針對的是喪失理想，不講氣節，物欲橫流的傾向。《快活神劉亮華》是十六勇士中唯一的非黨員，為什么15個黨員你不寫，單獨寫一個非黨員？因為連隊挑選突擊隊員時，規定非黨員不得報名，而他非要參加不可，說要爭取在這次戰斗中火線入黨。這個人平時有點吊兒郎當，嘻嘻哈哈，但這次特別認真，被他纏得沒法，黨支部批準了他參加突擊隊。在戰斗中，他英勇機智，打死了5個敵人，第一個沖上主峰。雖然沒有立即入黨，但榮立了二等功。十六勇士中立一等功的好幾個，相比之下，他這個二等功不算啥。但他代表了戰士不惜犧牲也要入黨的精神面貌，比一般寫先進事跡更有意義。
三、戰地記者要有獨立思考，不能人家說啥你就寫啥
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有反面教材的。某部因不在主要方向，仗打得不多，見兄弟單位出了不少英雄集體和戰斗英雄，沉不住氣，便動開了歪點子，編造出一個連隊的“激烈戰斗”，稱消滅了300多名敵人，“培育”出幾個“戰斗功臣”，編得有鼻子有眼的。有人便根據匯報寫出了報道，這個連隊還被昆明軍區授予了榮譽稱號。我也曾被請到這個連隊采訪。聽匯報后，我執意要到現場去看。在陣地上看了一遍，我提出一個問題：“陣地前的地幅很小，即使敵人用集團沖鋒的方式進攻，也只能展開一個排，而這不符合對方的戰術特點，他們擅長的戰術是小群偷襲，要在這么小的地幅內消滅300多名敵人，不容易。”他們看出了我的猶豫，說：“事實千真萬確。是首長挨個簽字保證了的。”（后來我才知道，軍里對戰果有懷疑，要求他們黨委常委必須人人簽字，只有參謀長一人沒有簽）但是，我還是委婉地拒絕了寫這個連隊的要求，他們對我很不滿意，話說得很難聽。事情似乎就這么過去了，不料在部隊撤回后，這個連隊有兩個班長給總政寫信，揭穿了偽造戰斗的真相。結果撤銷了榮譽稱號和所有獎勵，參與造假的人包括簽了字的首長都受到嚴厲處分。我就想，如果我當時不去陣地看，他們說啥我就寫啥，我也成了寫假報道的記者，好不容易闖出來的一點名氣也就毀掉了。想想一些虛假報道的出現，除了有個別記者搞“客里空”之外，大多是不長腦子，不深入采訪而人云亦云造成的。據我的經驗，真正的英模人物往往不善言談，講故事非常客觀，不會添油加醋，而口若懸河、你要啥他有啥的人往往有詐。
像這種惡劣的個案是非常罕見的，但即使你聽到的都是實話，也不能人家說啥你就寫啥，那是寫不出有影響的好報道來的，更不可能成為名記者的。戰地報道與平時報道有一個共同的規律，就是一篇報道只有能撥動讀者的心弦，才會產生比較大的影響。而要能撥動讀者的心弦，記者不僅要了解讀者需要什么，而且要有獨立思考，敢于去碰一些似乎司空見慣但沒有人捅的問題。這就需要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來點獨立思考。
我在輪戰部隊原濟南軍區某團采訪時，本來是想寫一篇團政治機關在戰時如何發揮作用的稿子。他們給我講了許多生動的故事，但對組織股干事孫才兩次下去代理指導員的事跡沒有作為重點介紹。為啥呢？他在戰前就已被編外，負責編寫團史，準備讓他轉業，參戰時臨時放到組織股，帶有打雜的性質。我當時就想，打仗讓人家上一線，這能叫打雜嗎？而作為團一級的政治機關，就應該哪里最危險就派人到哪里去。這個人其實是體現了我軍政治機關的優良傳統，比在指揮所寫材料更重要。于是，我決定深挖孫才的事跡，經采訪戰士，發現他是一個身先士卒與戰士結下了血肉聯系的優秀政工干部，寫出了通訊《老山有個孫干事》。這篇通訊成為戰地報道的名篇，產生了較大影響，獲全國好新聞獎。多少年后，時任軍政委的姜福堂還說：“這是寫我們軍最好的一篇報道。”如果當時我僅憑聽匯報就寫稿，就不可能有這篇報道。順便說一下，這篇報道也“救”了孫才，本來是準備要他轉業的，此稿一登，軍里給他記了一等功，繼續留隊并提升了職務。
記者的獨立思考還體現在報道的主題上。同樣一個人，同樣的事跡，不同的記者寫出來的報道影響是大不一樣的。長篇通訊《英雄原本是仆人》寫的是某團三營副教導員兼七連指導員錢富生的，其戰場事跡非常感人。但是如何讓他的事跡引起讀者共鳴？我頗費了一番腦筋，最后把主題定在“仆人”兩個字上。為啥？當時后方部隊正搞年輕化，有的一提兩三級，弄得一些人官癮大發；還有一些人當官以后，官架子就擺開了，似乎漸漸忘了共產黨員是干什么的，忘記了共產黨的干部是人民公仆的宗旨。于是按這個思路來組織材料，寫出了一個戰場公仆的形象。如第一個小標題 ：“別說讓我當指導員，如果需要，下去代個排長也行”，寫的是他本已當過副營長，改任團農場副營職助理員，部隊接到參戰命令后，他積極要求參戰，但他的年齡偏大，30好幾了，團里為他的職務犯了愁，找不到一個副營崗位，不得已讓他以副教導員兼任七連指導員，他說了上述這番話。七連是團里的主攻連，他上戰場后，始終像個兄長一樣愛護戰士，排雷他在最前面，進攻他帶主攻排。在他組織指揮的一次偷襲戰斗中，由于他的細心和巧妙的籌劃，成功奪取了敵人一個陣地，全殲一個排，全連竟然無一犧牲。這個“仆人”的形象感動了讀者，時任總政主任的余秋里對他大加贊揚，說：“政工干部就應該像他這樣。”戰后他被授予“英雄指導員”的榮譽稱號。顯然，如果不用“仆人”這個主題，或許讀者就會像聽一般的戰斗故事，聽過了就過去了。
戰場上的故事林林總總，如汗牛充棟，記者只有像毛主席所說的下“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功夫，才會寫出有影響有指導意義的報道來。前面講到寫《快活神劉亮華》，一個平時有點吊兒郎當的戰士立了二等功，我在采訪中發現像劉亮華一樣的戰士還不少，他們是戰場上冒出來的“黑馬”。于是想，一個師、一個團究竟有多少這樣的“黑馬”？進一步采訪調查，對參戰前各團所列的所謂“重點人”，即領導不放心的戰士，一個個對照名單看戰場表現，發現居然有80%以上的人立了功。這就很值得深思了，說明了我們平時的好戰士標準與打仗的要求相距甚遠，有的地方甚至是倒過來了。比如，平時喜歡老實聽話的，但有些老實聽話的人上了戰場卻變得畏首畏尾了，相反有些所謂“刺頭”卻英勇頑強，屢建奇功。此類例子可以說不勝枚舉。戰場是平時工作的試金石，試出不行就得改。于是我寫了一個中篇報告文學《黑馬》，引起關于如何評價好戰士的討論。
諸如《黑馬》之類的問題還有不少，比如對干部的評價，平時和戰時就隔著山。有個典型的例子，硬骨頭六連連長朱喜才在戰前因嚴格訓練，有人告狀說他“打戰士”。怎么回事呢？在障礙訓練過高墻時，有的戰士一跑到高墻面前就畏縮了，他拿著一條樹枝，站在高墻下，在高喊一聲“上”的同時順手就抽一下，這樣誰也不敢畏縮了。上級認為這是“打戰士”，是軍閥作風，違背了人民軍隊的宗旨，將其撤職，換了一個參謀來當連長。可接到參戰命令后，全連集體給團黨委寫信，說跟著這個新連長打仗我們不放心，要求讓老連長回來。團黨委接受了這個請求，朱喜才帶著六連在戰場上大顯神通，戰功顯著，連隊又被軍委命名為“英雄硬六連”。我在《英雄連隊出奇兵》中寫了他用兵的智慧，但有一點沒有寫也不能寫，就是在一次進攻戰斗中，他指著一挺機槍對戰士說：“你們看到這挺機槍了嗎？戰斗開始后，誰往后退，我認識你，機槍不認識你！”這當然不是人民軍隊的作風，但戰士不僅沒有人告他，反而很擁護他，說上戰場就應該這樣。戰爭實踐證明，凡是仗打得好的指揮員，可以說都是有棱有角有個性甚至是毛病比較突出的，相反那種表面上一點毛病也沒有的好干部往往打仗不行。我們老說用打仗的標準用干部，要做到是很不容易的，記者當然管不了那許多，但必須有思考，用報道來引導大家改變觀念。我在前線，見有個平時人見人愛的處長，帶偵察隊出去好長時間，沒有弄到一點有用的情報。軍長下令說：“弄不到情報，你就別回來！”可他還是兩手空空地回來了。我作為反面例子用在報告文學《一軍之長》中，他看到后揚言要到軍事法院告我。軍長知道后說：“他不告準備要他體面轉業，要告，就給他降職后再走。”
（未完待續。上期刊載于本刊第10期）
（作者系解放軍報社原副總編輯、高級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