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榮的十一個月
摘 要：抗戰期間，從廣西桂林疏散到昭平的一批愛國知識分子排除重重困難，于 1944 年11 月 1 日創辦推出《廣西日報》昭平版。這張僅發行11個月的報紙，成為當時桂東地區揭露國民黨頑固派倒行逆施和腐敗、喚起人民團結抗戰的戰斗號角。今天回看這段歷史，對于激發當代報人的時代責任與擔當，具有很強的啟示意義。
關鍵詞：抗戰時期；《廣西日報》昭平版；文化精神
1944年5月下旬，由于國民黨軍隊在湘桂戰役中不戰而潰，日寇占領衡陽，離衡陽不遠的桂林頓時告急。當時活躍在桂林抗戰前沿的一大批文化名人，由此開始向貴州、重慶、香港等地轉移疏散。根據相關史料記載，正是在這個時間段，在中共地下黨員張錫昌的倡議推動下，疏散到廣西昭平的陳紹先、歐陽予倩、莫乃群、千家駒等人，排除重重困難，于 1944 年11 月 1 日創辦推出了《廣西日報》昭平版。隨后，因為日寇逼近，報社又從昭平縣城遷到相對偏遠的黃姚鎮。抗戰結束后，《廣西日報》昭平版于1945年9月底休刊。
《廣西日報》昭平版雖然只運行了11個月，但其辦報經歷、理念和實踐，就像一顆明亮的珍珠，折射出當時進步報刊的生存狀態和那個時代的文化精神，對于我們今天理解報刊的社會價值，激發當代報人的時代責任與擔當，都具有很強的啟示意義。
一、艱難的辦報條件
在那個戰火紛飛、風雨飄搖的年代，《廣西日報》昭平版是在艱難中硬著頭皮撐下來的。報社工作人員后來回憶，在那段時間里，有時他們只有飯吃，理發、洗澡的費用發不出，連煮飯女工的積蓄也要借來用。創辦后僅兩個多月，日軍就迫近昭平。報紙不得不休刊，報社于1945年1月27日遷到黃姚鎮。
從昭平疏散時，印刷工人翻山越嶺，把笨重的平版印刷機運到了黃姚。到了黃姚后，常常中午才能弄到煮晚飯的米，其他物資的緊張程度自不待言。
然而，就是在這樣情形下，僅過了不到半個月，8開油印的《廣西日報新聞摘錄》就于1945年2月7日在黃姚推出。隨后，2月21日改為8開鉛印。3月5日，《廣西日報》昭平版正式復刊。
為了增加報紙發行量，報社的發行人員還從當年4月起，在一些偏遠地區設立“遞步哨”，分段運送報紙，以盡快把報紙傳送到偏遠地區。由此，報紙銷量很快增加到近3000份，緊張的經濟狀況也逐步得到緩解。
當年的艱難細節，人們現在只能通過簡單的史料去了解，但是《廣西日報》昭平版的每一期報紙永遠鐫刻在歲月長河。它們記錄了歷史，也被歷史記住。報紙上刊載的那一篇篇文章，就像一顆顆鑲嵌在新聞紙上的珍珠。它們散發的光芒曾經照亮了敵后桂東地區的茫茫黑夜，在讀者心中灑下革命的文化火種。而今，它們依然閃耀著光彩，讓人感受到那一段艱難歲月沉甸甸的分量和不曾消散的溫度。
二、抗戰救國的鮮明立場
在《廣西日報》昭平版創刊號上，報紙的主要創辦人之一張錫昌滿懷激情地寫道，這份報紙“應是桂東南的號角，也是桂東南的子弟擊敗日寇的精神武器”。由于這種鮮明的定位，《廣西日報》昭平版面世后，很快展現出旺盛的生命力。“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主基調，得到了民眾的熱情擁護，影響力也不斷擴大。在正常發印的210天中，報紙上刊載的文章，特別是持續刊發的206篇態度鮮明的社論，在桂東地區逐漸成為揭露國民黨頑固派倒行逆施和腐敗，喚起人民團結抗戰的戰斗號角，并被國民黨特務攻擊為“莫斯科《真理報》桂東版”。
其中有很多文章現在讀來，仍然覺得酣暢淋漓、一針見血。比如1944年11月3日發表的《口號勝利》。“有人說：德國人是‘做了不說’，英國人是‘做了再說’，美國人是‘說了再做’，中國人是‘說了不做’。又有人說：這次戰爭中，蘇聯是‘軍事勝利’，美國是‘生產勝利’，英國是‘外交勝利’，中國呢？—‘等待勝利’。”再比如11月8日《桂客談山》中說：“有人說古人云‘仁者樂山’，現在呢，逃難的都一味朝著山多處深處逃去，這可以強名之為‘怯者樂山’，如果我們一味對山乞靈，對山求救，那顯得我們太低能太無志氣了。”
這些文章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動員了桂東地區的抗戰力量，讓民眾對時局特別是軍事形勢更加了解；同時，對國民黨片面抗戰、消極抗戰的行為，也給予了嚴肅抨擊和憤怒控訴。
三、彌足珍貴的“精神合作”
作為《廣西日報》昭平版遷到黃姚后的主要負責人，歐陽予倩后來回憶起這段經歷時說：“老實說，我們除了一兩個人真正干過報館工作，其余可以說都是外行，何以能把這個報辦得不錯呢？第一是大家意志純潔，目標一致，行動一致便造成了純潔的空氣。第二是情緒的和諧，因為作風民主，一切公開，所以和諧。第三是集體的精神。不要說大家的事，大家討論，分工合作，就是一篇短文，有時候也大家來商量，誰都可以改誰的文章……所以說我們這11個月的共同生活，是真正的精神合作。”
這段描述可以讓我們大致想象當時的情景。但是今天可以想見的艱難，并沒有留下多少筆墨，讓歐陽予倩先生念念不忘的是大家“真正的精神合作”。正如報社職工王仰晨、唐澤霖所說：“渴望民主、自由、幸福的日子到來，咬緊牙關，度過嚴冬，讓春風扇起我們生活的烈焰，更勇敢地向我們的目標邁進！”
今天當我們回看這段歷史，這依然是最令人感動的地方。現實生活的艱難，對于精神富有的人來說，往往構不成真正的苦難，甚至反而激發出驚人的潛力。在國家前途未卜、時局變幻莫測的情形下，只有那些把個人理想真正融入民族命運、堅定地為國家民族履行責任與使命的人，才會面對生活艱難時如此淡定灑脫，才可能在困頓與窘迫中有這樣激情滿懷的“精神合作”。
俄羅斯作家康·帕烏斯托夫斯基說：“作家一分鐘也不應屈服于苦難，不應在障礙面前退卻。無論發生什么樣的事情，作家都必須不間斷他們的事業。這事業是先輩們傳給他們，同時代人托付給他們的。”這段話，用在歐陽予倩等當時生活在黃姚的報人身上，簡直生動極了。山河破碎的民族苦難，不僅沒有讓他們屈服，而且源源不斷地涌起文化創造的力量。即使是暫時偏居黃姚，他們的心依然牽掛著戰火燃燒的大地，他們的聲音依然在遠方回響。他們是文化的斗士，靈魂深處的歌者。他們的存在，讓偏遠的千年古鎮黃姚不僅沒有在文化和精神上沉寂，而且迎來了可能是最為耀眼的年華。因為，一種充滿青春熱情和戰斗氣概的新文化精神，在這里光芒四射。山水中的黃姚，由此注入了不屈的風骨，盡染了新的文化光彩。
事實上，歐陽予倩所說的“精神合作”還從《廣西日報》昭平版延伸到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廣西日報》昭平版在黃姚正式復刊的第一天，歐陽予倩便發表了一篇名為《藝術與民眾》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說：“藝術對于腐惡的社會制度，或腐惡的勢力是戰斗的；對于民眾精神方面是創造性的。藝術的創造是改革政治和社會的目標和推進力，也是產生民眾新血液的滋養品。”正是在這樣的理念下，歐陽予倩等人在緊張的編務之外，還創辦了黃姚中學，設立圖書館，開設婦女識字班、學術講演班，組織歌詠團，舉辦過畫展、影展等多次群眾性藝術活動。可以想象，這些新生事物在這個寺觀廟宇、碑刻牌匾等古跡隨處可見的小鎮，曾經掀起的是一番怎樣的文化景象。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由于復雜的政治局勢，《廣西日報》昭平版于9月30日被迫休刊。此前一天，歐陽予倩發表《光榮的11個月》，他在文章中指出：“盡管許多讀者感到失望，這個報的結束是不得已的。”“不過，這類文化事業，只有一天天擴大，不會縮小，我們暫時的分手，還可以在其他地方，用其他的形式，建立更大規模的刊物同讀者見面，我們每一個文化斗士，都有這個責任，歡呼吧，為我們這光榮的11個月歡呼吧，為光榮的展望歡呼吧！這還不足夠代替臨別時的惆悵嗎？”
報社遷走了，曾經在黃姚激情吶喊與歌唱的人們，也陸續離開了。他們的前方，是新中國成立的曙光。他們在苦難中高高聳立的人格與精神，永遠刻在了黃姚的記憶里。他們的故事，至今流傳。
【參考文獻】
[1]朱其現.活躍在桂東戰后的《廣西日報》昭平版[J].廣西地方志，2005（4）.
[2]周谷年.歐陽予倩廣西辦報記[J].檔案與史學，2008（8）.
[3]張鴻慰.歐陽予倩與《廣西日報》昭平版[J].新聞大學，1989（4）.
[4]李梅甫.憶《廣西日報》昭平版[J].廣西黨史，1995（10）.
（作者系解放軍報社文化副刊編輯室副主任）
責任編輯：姜興華 實習學員：曾彬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