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牌記者都去哪兒了
摘 要：大牌記者就是社會參與度很高、形成自身特色且富有權威性的為讀者熟知的記者。然而近年來，盡管在現代化、信息化快速發展的基礎上新聞傳播方式獲得空前發展，但大牌記者卻非常鮮見。做一名大牌記者，起決定性作用的不是時代和環境，而是信仰追求、職業品格、使命意識和獻身精神等。
關鍵詞：記者業務；品牌；新聞與時代
數位同仁閑聊，有人感嘆，現如今新聞洋洋盈耳，而大牌記者鮮見。
細思之，此話不無道理。
一
記者是社會職業中的一個行當，從文學到藝術、從建筑到織造、從醫術到工匠，每個時代都有那個時代的大拿。記者職業自然也不例外，往稍遠處看，從晚清至民國，有黃遠生、邵飄萍、林白水、鄒韜奮、張季鸞、胡政之、王蕓生、蕭乾、范長江、徐鑄成、趙超構等；往近處看，新中國成立后，有穆青、李普、田流、閻吾、黃鋼、陳柏生、彭迪、金鳳、紀希晨、郭超人等。從20世紀初到20世紀末，不同的年代，異樣的時局，任它時移勢遷、風云變幻、朝遷市變、天下洶洶，都無法阻擋大牌記者的涌現。他們心系天下、揮筆如椽、縱橫捭闔、呵壁問天、唱主旋律，其新聞、通訊、評論等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思想和靈魂，在推動歷史發展進程中發揮著無以替代的作用。相比較而言，說如今這樣的大牌記者寥寥無幾、極少耳聞，應該不算挑剔和消極。
二
大牌者，品質優良而聲名遠播之物也。大牌記者就是社會參與度很高、形成自身特色且富有權威性的為讀者熟知的記者。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信息社會的到來，今日之新聞載體，無論是以報紙、雜志等為代表的傳統紙質媒體，還是以廣播、電視為代表的音像媒體，抑或是以微博、微信、微視頻為代表的新型媒體，相較于半個世紀或一個世紀前，傳播形式完全不在一個層次，新聞發布量呈幾何級數增長。與之相應，新聞行業分工之細是空前的，新聞從業人員之多是空前的。特別是社會處于信息化時代，人們對信息的重視和依賴前所未有，信息所發揮的價值和作用前所未有，信息傳播方式的便捷性和多樣性前所未有。在這一時代背景下，應該說是新聞記者最可大有作為的時期。然而，事實恰恰與理想相悖。在當下，人們真的很難看到有多少響當當、亮閃閃的大牌記者。尤其是在曾經獨霸天下如今亦具政治優勢的傳統紙質主流媒體，所謂的大牌記者更是屈指可數、寥若晨星。當然，這并不代表連取得突出成就的記者也沒有。前幾年中央電視臺《講述》欄目做了一期介紹業績突出的“中國十大風云記者”節目，編導邀請筆者做片審，這其中就有其人頭被人懸賞數百萬而依然故我揭露股市和汽車租賃行業黑幕的記者，有不懼打壓報道執法案件而推動法治進程的記者，有潛伏于黑社會揭開走私販毒真相的記者等，業績十分突出。然而近年來，即使是這樣的記者似乎也不多見。有人說，那些有上天入地、登峰造極之舉的記者不是大牌記者嗎？不，大牌之大，不是大躁動、大花招、造大勢，而是有大志向、大格局、大氣象，是真正的大手筆。
三
或曰，而今處于和平年代，沒有風起云涌的社會變幻，沒有驚濤駭浪的時代變革，很難產生大牌記者。
記者是社會信息的捕捉者，是人們渴望信息的發布者。不錯，越是動蕩不安、輿論龐雜的年代，人們越有對確切而權威信息的需求，因而越有可能產生大牌記者。然而，它并不是記者成功的絕對條件，和平年代同樣可以涌現大批的大牌記者，穆青、李普、金鳳、郭超人、奧莉婭娜·法拉奇、彼得阿·內特、岡特·瓦爾拉夫、本多勝一等，都是和平年代產生的大牌記者。我們感嘆黃遠生對國民政府的口誅筆伐，但同樣感佩穆青對焦裕祿等人物的精細描畫；我們欣賞張季鸞在高壓的政治局勢下堅持的“四不”理念，但同樣欽羨郭超人報道攀登珠峰人的勇敢和撰寫“偉大的轉折”的膽識。大牌記者與所處的時代背景有一定關系，但并非唯一關系。任何年代，一個勇于堅持真理、善于獨特思考且有膽有識而勤奮不輟的記者，都有可能產生名篇名作，做一名大牌記者。況且，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政治經濟中心正在發生轉移，國際秩序正在調整變化，世界格局緊張動蕩，世界第四次工業革命方興未艾、蓬勃發展，等等。處于這樣的歷史時代，又怎能說是一個四海承平、難出新聞的時代？
或曰，處于自媒體發達的時代，人人都有麥克風，個個都能做記者，新聞傳播自由度擴大，已很難像過去年代那樣形成“一條新聞萬人讀，一篇通訊傳全國，一個人物億人學”的局面。
這也是事實，一旦人人都能實現信息發布的時候，也許所謂的權威發布就會在質疑聲中受到挑戰。但也并不盡然，權威發布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也是為人們信賴的。主流媒體一篇重要或特別的文章一旦刊（播）發，從官辦媒體到自媒體，都會紛紛轉載，點擊量過百萬、千萬一點也不奇怪。就“自媒體沖突論”而言，也許我們還曾記得對所謂“網絡大V”的清除，設若撇開政治內容不談，那么作為“網絡大V”無疑是網絡時代產生的“大牌信息發布者”。信息時代既然能產生“網絡大V”，那么也必然能產生大牌記者。所以，那種認為自媒體時代產生不了大牌記者的說法是難以成立的。相反，因為信息傳播方式的便捷，人們需求量增大，更容易產生大牌記者。
或曰，執行新聞紀律嚴格，很難產生大牌記者。
此言亦差矣。清朝、北洋政府及民國時期，新聞管束嚴不嚴？彼時不僅有《大清報律》《報紙條例》《審查刊物條例》等諸多新聞法規，對新聞實行“預先審查”“禁載禁轉”“交保押費”等一系列嚴苛制度，而且“警察官署”擁有直接控制報紙輿論的權力，有多少報界仁人志士因為發出正義的呼聲而遭遇禁言、監控、逮捕和暗殺。《申報》經理史量才就因言獲禍而死于國民黨特務槍下。然而，這一切并不能阻擋新聞業界人士追求真理和社會進步的腳步，相反，越是在嚴苛輿論控制之下，越催生了他們伸張正義、喚醒社會的熱情，涌現了大批名記者、名評論家。
四
大牌即品牌，品牌即品質。造就品質優良的物品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做一名大牌記者，我想至少也需要自問幾個“有沒有”。
時代弄潮兒的政治素養有沒有？至于什么樣的記者才算大牌記者，沒有既定標準，但看看前輩也不難知曉，大牌記者一定是所在時代的弄潮兒，是那個時代的瞭望者、代言者、吶喊者、喚醒者。約瑟夫·普利策有一句名言：“倘若一個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無垠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及時發出警報。”這就意味著一個出色的記者必然是把自己的使命與國家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在著名記者中，無論是中國的黃遠生、邵飄萍、林白水、鄒韜奮、范長江，還是國外的約翰·里德、約瑟夫·普利策、埃貢·基希等，他們沒有誰是把政治切割于記者職業之外的，相反，他們恰恰充分利用記者職業優勢為國家的前途命運計議，為社會公平正義吶喊。好記者就應當是社會活動家、改革鼓吹者、文明推動者，正如張季鸞經營《大公報》時所主張的，辦報就是要秉持“文人論政”“新聞救國”“言論報國”，言論國是，坦陳時政，分析變局。黃遠生在從業之初就為自己約定，“為民生社會請命”“我將為社會之耳目喉舌也”。這是一個新聞記者應有的使命和擔當。魯迅先生曾說：“濁浪在拍岸，站在崗上者和飛沫不相干，弄潮兒則于濤頭且不在意。”這正是英勇的弄潮兒的崇高之處，也是對他們的贊美和歌唱。與之相反的是，一個視政治猶如身外之事，只知追逐名人軼事、只知捧明星臭腳，甚至為了一點封口費、一桌好飯菜而裝聾作啞的記者，是永遠無法成為大牌記者的。
獨立之思想、獨到之見解的膽識睿智有沒有？愚一直以為，記者這個職業，是行走者的職業，是觀察者的職業，是思想者的職業，既發歷史的先聲，還發時代的獨聲。看曾經的大牌記者名作，無不在歷史變革、社會轉型、時代演進的觸發點、關鍵處發出自己獨有的聲音。“西安事變”，在當局者看來，“張楊乃民族之罪人也”。而作為時任《大公報》評論員的王蕓生不以為然，在第一時間撰寫社評道，“西安事變誠然是一個極大的不幸……但事變的結果如實現一個噩夢中的情景，必將逼著國民黨走上一條狹隘而反動的路”，他以為，實現全民共同抗日才是西安事變處置應有的正果。可見，這一聲音不僅有著高度的政治站位，而且有著睿者的獨立思考，非思想者不能逆當局者之意發出如此宏論也。袁世凱逼清帝退位自然有功，但就在一些官民為其稱頌之時，邵飄萍對其認識卻獨到深刻，他撰文告誡同胞警惕袁氏倒行逆施，文曰：“果以袁世凱為能逼清帝退位與同胞不謀而合建立統一共和乎？袁世凱而果若是，何必至今日而始為此迂緩之行動？袁世凱決不然也。帝王思想誤盡袁賊一生……”唯獨立之思想者方能見微知著，唯獨立之思想者方能知歷史未來，唯獨立之思想者方能云人之所未云。愛因斯坦說，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的能力，應當放在對于一切事物探索的首位。好記者不僅僅有對表達方式的探索，更有對社會文明進步、治理優化的探索，從而為社會發展提供大計、大謀、大參考，并能喚醒人們對真理、科學、未來的認知。與之相反，一輩子鸚鵡學舌、人云亦云、拾人涕唾，是無法成為大牌記者的。
重大事件獨家報道的勇氣和重要人物的精彩講述能力有沒有？撰寫中國近代史，永遠不會忘記20世紀初因北洋政府與日本國簽訂的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而引發的舉國反日運動，而原本秘而不宣的“二十一條”之所以為廣大民眾皆知，正是記者邵飄萍首發消息、豁命所為。埃德加·斯諾因為親歷并見證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在延安時期的偉大革命壯舉，從而成為最早引領西方認識“紅色中國”的人，而成為聞名中外的記者。年輕時的范長江在其時只能算是一個自由撰稿人，然而因為他意識到中國救亡圖存的希望在西部，唯有寫出中國共產黨人高漲的抗戰熱情，才能使國人看到民族獨立的未來和希望。于此，他寫成了新聞通訊匯編《中國的西北角》一書，一時洛陽紙貴。而奧莉婭娜·法拉奇在記者行當之中可稱之為“握遍世界國家元首之手”的人。勇于接觸世界政要是一種膽識和風格，而善于接觸世界政要則是一種能力和水平，她用超出一般人想象的提問以及不拘一格的筆法向世人精彩講述了政壇大腕的人生經歷和價值取向，至今仍是人們研究這些人物不可或缺的材料。沒有對重大事件的親歷，沒有對歷史轉折的判斷，或者說歷史重要關頭和危難之際沒有“我在現場”，甚至因為害怕危險、害怕被裹挾、害怕站錯隊而退避三舍，那是成不了大牌記者的。
為公平正義和廣大民眾代言的道義精神有沒有？梁啟超或許不算名副其實的記者，但卻是優秀的報人，對于新聞評論寫作他有一句名言：“筆端常帶感情。”感情來自何處？常帶何種感情？答曰：這一感情來自于對國家、民族和人民的憂患及厚愛，這種感情就是為公平正義、平等仁愛奔走和呼號。岡特·瓦爾拉夫這個名字或為許多國人陌生，但他卻是20世紀后半葉德國最著名的記者之一，他幾乎把自己的一生都貢獻給了社會最底層的人們，他無法忍受普通平民與財閥富豪生活上的巨大差距，更無法接受大量外籍勞工在聯邦德國遭遇盤剝的境遇，時年已過不惑的他戴著深色眼鏡，染黑頭發和胡須，甚至把皮膚也涂成棕色，將自己植入廣大勞工隊伍之中體驗作為一名勞工的生活。此外，他還賣快餐、掃廁所、抹桌子，甚至在街頭賣藝，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經過多年的全方位體驗式采訪，撰寫出了長篇報告文學《最底層》。該書4個月發售180萬冊，譯成多種文字在十幾個國家出版。他為廣大民眾代言可謂不遺余力，因此他也獲得了人們對他的喜愛和擁戴。日本記者本多勝一也是如此。盡管戰爭從來不失為新聞記者報道的主題，但本多勝一則更多地把目光集中在被殺戮被欺凌的弱者一邊，他用鐵的事實、犀利的筆觸控告加害者，還社會以公平正義。他寫過越南戰場、柬埔寨戰場，并以過人的膽識如實追蹤報道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實施的大屠殺，一舉打破日本國內新聞業界的沉默，被譽為“世界性新聞記者”。新聞記者從來都是社會公平正義的代言人—哪怕是遲來的公正，晚到的正義，一時不被認定的真相。離開了公平正義，離開了事實真相，離開了對人民群眾的情感，新聞就失去了價值，記者就失去了意義。
為社會正能量謳歌頌揚的熱情有沒有？新聞從來都是對客觀事實的報道，既有揭露和憂患，也有頌揚和謳歌。社會應有主旋律，生活需要正能量，人們得有精氣神。因此，一個有作為的記者必須敏銳地把握時代的脈動，彈撥社會最敏感的神經，從而撰寫出時代最為迫切需要的人物和事件。《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與其說是對一名黨員領導干部的頌揚，不如說是為共產黨人執政后干部應是什么樣樹立了一個榜樣，并以此增強人們對共產黨人執政的信心。《為了周總理的囑托》與其說是對一個農民科學家的贊美，不如說是對時代需要科學精神的倡導，為建設社會主義提供強勁精神動力。《“一厘錢”精神》與其說是倡導勤儉建國的革命精神，不如說是啟迪人們偉大的事業要從小事做起，告別空想主義、浪漫情緒。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名記者必有名作品，名作品并非源于名招牌，而是記者高瞻遠矚，洞察大勢，能夠在歷史的長河中為人們前行提供精神燈塔。與之相反，無視大勢、不識未來，目光如豆、坐井觀天，是不可能在歷史最需要、人們最渴望的時刻寫出振警愚頑、振聾發聵的不朽之作的，自然也不能成為大牌記者。
五
愚有一個年輕力壯的親戚，游手好閑，勸他做點生意，他說，如今生意都被人做盡了，早已沒有賺錢的生意可做了。我想，某些不求作為的新聞從業者的想法恐怕也與此相似，在他們看來當下不是一個生長大牌的時代，也沒有生長大牌記者的環境。這顯然是一種自我麻痹，是為自己不作為尋找借口和托辭。
“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沒有一個大牌記者不是從對真理的追尋中苦學出來的，沒有一個大牌記者不是從政治風浪中歷練出來的，沒有一個大牌記者不是從對社會各種現象中苦苦思索出來的，沒有一個大牌記者不是在別人酣睡而自己卻在點燈熬油中煎熬出來的，沒有一個大牌記者不是在為筆下人物而動情揮淚中哭泣出來的。做一名大牌記者，起決定性作用的不是時代和環境，而是信仰追求、職業品格、使命意識和獻身精神等。
（本文寫作資料參閱《中外名記者研究》等書目）
（作者系解放軍報社理論宣傳編輯室高級編輯）
責任編輯：姜興華 實習學員：劉小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