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蜜，卻可以粘住一切東西
《紅樓夢》開卷第一回“作者自云”：雖我未學，下筆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悅世之目，破人愁悶，不亦宜乎？
假語即非真話，甚至完全是反話，所以千萬不要被作者開宗明義這一番話所瞞過。如果真像他說的“未學而下筆無文”，那《紅樓夢》也不會流傳到今天了。
村言者，就是不很文雅的話。《紅樓夢》里有不很文雅的話，但更多的則是典雅的妙言。它的引人入勝，第一當然是它的思想性，而“悅世之目”、把這思想性傳達出來的，則是那無與倫比的高妙的語言。這語言，看似“粗話”，但典雅中不失俏皮，幽默中不乏深刻。
第16回，寫賈璉往蘇州接黛玉回來，鳳姐兒忙中“撥冗接待”。賈璉問別后家中諸事，又謝鳳姐的操持勞碌。鳳姐正話反說，反話正說，又自謙，又自負，一口氣說了四五百字，信口拈來的都是俗語民諺和歇后語。且看：
“我哪里照管的這些事！見識又淺，口角又笨，心腸又直率，人家給個棒槌，我就認作針。臉又軟，擱不住人給兩句好話，心里就慈悲了……你是知道的，咱們家所有的這些管家奶奶們，哪一位是好纏的？錯一點兒他們就笑話打趣，偏一點兒他們就指桑說槐的報怨。坐山觀虎斗，借劍殺人，引風吹火，站干岸兒，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掛子的武藝……”
這番話，像竹筒倒豆子、珠子走銅盤，簡直就是相聲里的貫口，一口到底，一氣呵成。
賈赦想討賈母屋里的丫環鴛鴦為妾，讓邢夫人找鴛鴦的嫂子來說。鴛鴦先已知道了這事，正好她同襲人平兒在一起，兩人也都裝作不知道。她嫂子走來，說找我們姑娘說句話。鴛鴦道：什么話，你說罷！她嫂子笑道：你跟我來，到那里我告訴你，橫豎有好話兒。鴛鴦道：可是太太和你說的那話？她嫂子笑道：姑娘既知道，還奈何我！快來，我細細的告訴你，可是天大的喜事！
鴛鴦聽說，立起身來，照她嫂子臉上下死勁啐了一口，然后罵了個淋漓痛快：
“你快夾著嘴離了這里，好多著呢！什么好話（畫）！宋徽宗的鷹，趙子昂的馬，都是好畫兒。什么喜事！狀元痘兒灌的漿兒又滿是喜事。怪道成日家羨慕人家女兒作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著她橫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熱了，也把我送在火坑里去。我若得臉呢，你們在外頭橫行霸道，自己就封自己是舅爺了。我若不得臉敗了時，你們把王八脖子一縮，生死由我。”
這里有一句話“狀元痘兒灌的漿兒又滿是喜事”，需略作解釋。狀元痘，指身上出的天花。過去沒有疫苗接種，孩子出天花是件大事。如果出不來，孩子就有生命危險。如果痘疹灌漿飽滿，生命即可保無虞，故稱喜事。所以鴛鴦如此說法，嘲諷她嫂子說的“天大的喜事”。
讓一個十七八歲的丫頭，嫁一個四五十歲的老頭，這在鴛鴦看來，簡直就是污辱，把自己往火坑里推，所以她回敬嫂子的話格外犀利，而且比喻恰切，諧音和歇后語用的恰到好處，甚是好玩。她嫂子當著眾人，自是“臉上下不來”，自覺沒趣，賭氣去了。
俗語的一個特色，就是通俗活潑，不咬文嚼字，有時又生猛潑辣，直接痛快，不那么拐彎抹角。
賈珍賈璉兄弟視尤氏二姊妹為玩物。賈珍父子攛掇賈璉偷娶了尤二姐，他父子倆經常偷著與兩個姨娘鬼混。
一次，賈珍來找三姐，后來賈璉回來了，他拉尤三姐來陪酒。尤三姐站在炕上，指著賈璉，“任意揮霍灑落”，極盡潑辣之能事：
“你不用和我花馬吊嘴的，清水下雜面，你吃我看見。提著影戲人兒上場，好歹別戳破這層紙兒。你別油蒙了心，打諒我們不知道你府上的事。這會子花了幾個臭錢，你們哥兒倆拿著我們姐兒兩個權當粉頭來取樂，你們就打錯了算盤了。我也知道你那老婆太難纏，如今把我姐姐拐了來做二房，偷來的鑼兒敲不得。我也要會會那鳳奶奶去，看她是幾個腦袋幾只手。若大家好取和便罷，倘若有一點叫人過不去，我有本事先把你兩個的牛黃狗寶掏了出來，再和那潑婦拼了這命，也不算是尤三姑奶奶！喝酒怕什么，咱們就喝！”說著就摟過賈璉的脖子往嘴里灌。
尤三姐怒斥賈珍賈璉，是《紅樓夢》中精彩光輝的篇章之一。這一席話，把兩個在風月場中耍慣的人都禁住了。看看她剛才說的話，就知道這語言的力量是多么大！
一次，柳五兒的媽媽要從角門進去，管角門出入的小幺兒讓她在園里偷些李子出來吃。這柳家的說了一句話：這可是倉老鼠和老鴰去借糧，守著的沒有飛著的有。意思是說，小幺兒的舅母姨娘兩三個親戚管著園里的果樹，你不向他們要，倒和我來要。知道了這個背景，就明白這歇后語用的是多么生動準確。
再看賈璉的小廝興兒對尤二姐說鳳姐兒：
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一臉笑，腳下使絆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人家是醋罐子，她是醋缸醋翁。
他說二姑娘迎春是“二木頭”，戳一針也不知噯喲一聲。三姑娘探春是“玫瑰花”，又紅又香，無人不愛的，只是刺戳手。黛玉是“病西施”，風一吹就倒了，寶釵“竟是雪堆出來的”，他們平常見了她兩個，不敢出氣兒，“生怕這氣大了，吹倒了姓林的；氣暖了，吹化了姓薛的”。
在微信公眾號“我的夜讀抄”讀紅札記中說過：粗話，也是《紅樓夢》語言的一個重要特色。這樣說，并非故作驚人之語，而是有實實在在的例證。它的語言風格總體上是典雅綺麗，但為了更好地表現那些下層人物，還是用了大量鄙言俚語甚至是一些很粗俗的語言。試想，如果焦大嘴里說出來的是賈政（假正經）那樣的話，夏婆子張口說的是黛玉那樣的話，那就焦大不成焦大、賈政不成賈政；婆子不成婆子、黛玉也不成黛玉了。最終是，《紅樓夢》也就不成其為《紅樓夢》了！
“當代無文字，閭巷有真詩。”曹雪芹筆下人物的那些“粗話”，不是為取悅讀者，完全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而且正是這些“粗話”，使人物形象愈益鮮明生動，比那種“躲躲閃閃的反增加了許多卑猥的色彩”要好得多多！雖然粗，卻并不下流淫穢，這是跟《金瓶梅》絕然不同的。
最不貞潔的詩往往是最貞潔的人寫的。在外國的作家作品中，左拉好用粗俗的話寫猥褻的事。而文藝理論家藹理斯為他辯護：“如果有教化的男子或女子不能從這書里得到一點享樂，那么在他必定有點不健全而且異常—有點徹心地腐敗了的地方。”這里，藹理斯不僅沒有責難用粗話的左拉，反而說不能領解粗話的人不正常，或是說他們“徹心地腐敗了”，這是很有意思的！
藹理斯感慨：在現代的文章上，一個人只剩了頭尾這兩截。“因為我們拿尾閭骨為中心，以一尺八寸的半徑—在美國還要長一點—畫一圓圈，禁止人們說及圈內的器官，除了那‘打雜’的胃。換言之，便是我們使人不能說著人生的兩種中心的機關（食色）了。”
他擔心在這樣的境況之下，真的文學能夠生長到什么地步，這是一個疑問。因為如果除了那“打雜”的胃其他都不能說，就產生不了好的文學。即使有好的文學，也必然會脫離人生的要點，不與日常的平凡生活相接觸。便是那些愿意遵守這約束的作家，也必然不能成為那種勇敢的突破各種戒律、有創造性的大著作家。
“不是蜜，卻可以粘住一切東西。”偉大的文學家高爾基的話，生動地道出了語言的妙處。《紅樓夢》的語言，就有這樣粘人的功效，讀起來就放不下，隨便翻到哪一頁就可以讀下去。
王熙鳳曾譽揚一個小丫頭紅玉：“好孩子，難為你說的齊全。別像他們扭扭捏捏的蚊子似的。”夸完紅玉，又轉而向李紈說：
“嫂子你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隨手使的幾個丫頭老婆之外，我就怕和他們說話。他們必定把一句話拉長了作兩三截兒，咬文咬字，拿著腔兒，哼哼唧唧的，急的我冒火，他們哪里知道！先是我們平兒也是這么著，我就問著他：難道必定裝蚊子哼哼就是美人了？說了幾遭才好些兒了。”
鳳姐說的那時的情況，今天讀來，仍好似說著現在，那種“裝美人”、像蚊子哼哼叫的大有其人。這種新舊的八股文，就像寶玉所痛斥的，“弄的牛鬼蛇神，還自以為奧博”。
《紅樓夢》的語言洗舊翻新，活潑跳脫，完全擺脫了舊的形式與語言，大量吸收和引用民謠民諺、俚言俗語，文言白話交錯使用，往往幾個十幾個字，就描繪出一幅生動的圖畫，一點兒也不拖泥帶水，語言的運用真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文學的形式，要緊的在于內容與結構。但好的內容，如果沒有好的語言來表達，同樣是不能吸引人的。
《紅樓夢》是一座語言藝術的寶庫，這寶庫里有無盡的寶藏等待我們去采掘、去享用。
從前有人說過：“做了一個人，不可不讀《紅樓夢》。”晚清詩人黃遵憲言，《紅樓夢》是開天辟地以來第一部奇書。紅學家周汝昌說，諾貝爾文學獎誕生以來，還沒有一部作品可以與《紅樓夢》相媲美。他認為《紅樓夢》不是單純的小說，而應該把它列為經—十三經外另加《紅樓夢》為十四經。這當然不是要人們來讀經，而是說人人都應讀一讀《紅樓夢》。真正把《紅樓夢》讀懂了，就會獲得多方面的知識，對中華傳統文化有初步的全面的了解。
《紅樓夢》塑造了眾多的人物形象，僅有名有姓的就有400多人。而且，每個人都有與其他人不同的性格特點，甲不同于乙，乙不同于丙，一張口讀者就知道這話是誰說的，一出場就仿佛要從紙上走下來。就像張愛玲說的，“此書確實做到希臘戲劇的沒有一個閑人、一句廢話”。
《紅樓夢》則寫誰像誰，絕不混淆，400多人，各個不同。作者寫了上層貴族的生活，融進許多高深典雅的詩詞歌賦，而筆觸一經轉到低層人物的身上，就立馬變成他們的口吻，一絲一毫不走樣。雅就雅到頂，俗就俗到底，這是作者的高明之處，也正是別人難以企及的地方。
（作者系解放軍報社評論編輯室主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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