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有中國軍人的地方，就該有軍事記者的足跡
編者按：
傳統是生生不息之根，傳統是發展壯大之基。追憶過去繼承傳統、立足今天銳意進取、面向未來創新求變，是軍隊新聞媒體的制勝之道。從《浪花報》、紅色中華通訊社、延安新華廣播電臺，到今天的解放軍新聞傳播中心，幾十年來，廣大軍事新聞媒體人櫛風沐雨、矢志不渝，他們的血液中流淌著忠誠于黨、獻身使命的基因，他們傳承著艱苦奮斗、敬業奉獻的精神，他們以嚴謹細致、精益求精的作風，始終把面向部隊、服務官兵，當好黨的喉舌作為不懈追求。
新時代的軍事新聞傳播工作，對軍事新聞媒體人提出政治上更強、傳播上更強、影響力上更強的更高要求。強國強軍新征程，沉甸甸的責任與使命激勵著軍事新聞媒體人激情滿懷、奮勇前行；老傳統、新養分滋養軍事新聞媒體人永遠保持本色、不忘初心，以時不我待的緊迫感鼓干勁、正作風、強作為。
為激勵廣大軍事新聞媒體人牢記光榮傳統，弘揚愛崗敬業、吃苦耐勞、嚴謹細致的工作作風和甘于奉獻的崇高精神，進一步做好新時代軍事新聞傳播工作，2019年6月12日，解放軍新聞傳播中心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活動中，邀請鄭蜀炎、冀惠彥、董保存3位資深軍事新聞媒體人，結合自己數十年的采編實踐，為中心全體軍事新聞工作者做了一場生動感人的優良傳統專題報告。現將3位老同志的報告錄音整理選登，以饗讀者。
凡有中國軍人的地方，就該有軍事記者的足跡
■ 鄭蜀炎
一切故事莫不是時間的故事。1990年，我和另外兩位記者在艱難地完成了徒步跋涉進墨脫的采訪后，在邊防軍人劍指邊關、壯行天涯的英勇傳奇和高蹈情懷激蕩下，充滿豪氣地寫下了這句話。幾十年記者生涯，許多往事如煙散盡，但這句話始終執念于心。
當年從領導崗位退下來，重返記者崗位時，我稱自己是“退居一線”。雖有戲說之意，但也的確是真話，因為記者是新聞采寫一線的戰士。在新聞這個陣地上，我時時記得魯迅先生的話：“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
把軍事新聞記者作為一個事業來干
作為軍事記者，自然就有著軍人的屬性，既然第一身份是軍人，就必須要有軍人的選擇和擔當。今天，媒體發展已經到了一個全新的階段，我們怎么看待記者這個職業？我年輕時背過馬克思17歲時寫的一篇文章：《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馬克思認為要“選擇一個使人類趨于高尚的職業”。
我覺得記者就是這樣一個職業。既然如此，從事這個職業就不僅僅是為了就業而捧的一個飯碗，而是在完成一種高尚的事業。這不是空話，因為干事業是要有事業心的，是要有職業精神和職業良心的。就連西方記者也有如是說法：記者的勞作和農夫一樣辛苦，年不分四季、天不論黑白，還不能保證旱澇保收。中國古人把提筆叫“破空”，下筆叫“殺紙”，可見寫作是個多么辛苦的工作。
我很慶幸自己當記者的年代，沒有經歷前輩記者在戰爭年代里以命相搏、隨時準備用生命和熱血換取新聞的重重險關危難。但是，伴隨著我軍的發展歷程，也親歷過一些難以忘懷的困難磨礪和風險考驗。我不敢說自己是一個優秀的記者，但卻可以無愧地說，我從來都是把軍事新聞記者作為一個事業來干，并一直用一首叫《不遠也不深》的詩中的句子來勉勵自己：“他們望不了多遠，他們望不到多深，但是這豈能阻止，他們向大海凝神。”
蒙古族有這樣的民歌：“鷹飛在天上，影子落在地上。”一個記者應該以在什么地方留下自己的身影以及留下怎樣的身影，是對自己是否能成為捕捉新聞之鷹，或者成為其它別的什么的證明。
曾經和同事寫過這樣一篇新聞《六百勇士斗死神 雷場放飛和平鴿》—講的是云南邊防部隊提前完成大面積排雷任務，將徹底清除了雷障的和平土地移交給邊疆人民，由此帶來邊民生活的富裕、邊境口岸的開放……
這篇稿件以全票通過獲得當年度的“中國新聞獎一等獎”，就無須多言了，我想說說采寫的過程。為了讓被地雷害苦了的邊疆老百姓放心地恢復和平的勞動與生活，排雷部隊有一個特殊的移交儀式—排雷官兵手拉手地從昔日的雷區走過。
如果是普通記者，把素材搜集完寫稿就行了，可身為軍人，我們的戰友在用身軀向群眾證明和平，我們豈能只當一個“觀光客”。我們是傳播新聞的記者，但同時更是保衛祖國的軍人，就要有軍人的擔當。于是，我們毫不猶豫地加入排雷官兵的行列，與他們一起走了一遍昔日的雷區。而正是這種選擇，使我在寫作新聞時有了新的感悟，在原來的題目“雷場放飛和平鴿”前面，加上了“六百勇士斗死神”幾個字，這樣，使報道更加有分量和沖擊力了。
事業與就業的區別體現在每一篇稿子上，如果不當事業來對待的話，許多采訪是不需要那么吃苦受累的。比如進墨脫，也可以不走進去，乘直升機飛進去甚至在外面找人座談，同樣可以采訪到相同的人物故事。但是，不走這一趟，就體驗不到“墨脫路”這3個字所代表的艱難的跋涉,就理解不了墨脫軍人的艱辛與奉獻，報道中就不會充盈著那么豐沛的激情。對讀者來說只是一篇稿件，但對記者卻是職業精神的履踐。
我當記者的頭幾年是在云南度過的。那時正是南疆自衛還擊作戰最激烈的時候，去采訪的記者如過江之鯽。現在回過頭來看，并不是每位記者都留下了有價值的作品。穿著迷彩服在陣地上留幾個鏡頭和真正穿行在槍林彈雨之中是不一樣的，把貓耳洞當拍照背景和在貓耳洞里蹲著采訪是不一樣的,這種種不一樣不僅決定著稿子的質量，而且鑒別著記者的職業品質。
不得不承認，盡管有時候我們的稿件刊登出來后，位置、版面與付出是不成正比的，不少同行談及這些都難免沮喪甚至為之灑淚。但每到這時，我總是用猶太作家凱爾泰斯的一句話自勉：“星辰永遠是可望不可及的，我們為什么要選擇星辰？因為黑暗。”因為我還沒有寫出最好的作品，所以我只有選擇最艱苦也是最扎實的采寫方式，這是我做記者的基本信條。
記者的軌跡與拒絕撒嬌
“歲月詩篇里，江湖旅色中。”記者這個職業應該有自己的行動軌跡和興奮點、有自己的職業本能和習慣。在發生一些重大事件后依然麻木不仁地按部就班，或者僅僅當作飯后茶余話題的記者是絕對不稱職的。
記者的行程表往往是老天爺掌握的。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發生當晚，有一位老記者給我打電話說，明天有作戰部門調配的飛機，走不走？當然得走。5月13日我們拿著證件直接趕到機場。當飛機在成都上空徘徊一個多小時降不下去時，才略感緊張，但也有點小得意—作為軍事記者，我們和每一個軍人一樣，牢牢記住并堅決執行了“槍聲就是命令”這一軍人的天職。
2008年的南方冰凍雨雪災害發生后，我在解放軍報社院內碰到一位老領導，他對我說：南方這么大動靜了你還心安理得地散步啊？聽得我臉挺紅的，馬上收拾行李就趕到機場。可所有去災區的航班都延誤或者停飛，我和售票柜臺說明情況，然后在一旁等通知。到了晚上11點，才有一班飛往南昌的航班。到南昌已是凌晨，看到部隊仍然在冰天雪地里頑強奮戰、除冰開路，稿件的題目一下就涌了出來—《漫天風雪 遍地英雄》。
這些年，讓我引以為榮的是，我所立的3個功都是因為參加搶險救災報道而獲得的。
當年的文字記者，采訪工具就是一本一筆加兩條腿，和今天相比，采訪的設備相當于冷兵器時代了。20世紀80年代采訪云南耿馬地震時，稿子要到地方郵局用電報發回報社，規定一份明碼電報不得超過250個字。為了躲避余震，我跑到一所學校的操場上去抄稿子。6000字的稿子好不容易抄下來，發到報社就成了幾十份電報。報社夜班編輯把電報一份一份地對接起來、反復校對，可能比前方還辛苦費勁。值得一說的是，稿件《解放軍來了人心定》的題目，現在還常見有人引用。
當然也有些很遺憾的記憶。1987年我采訪了一位彝族飛行員，他曾在第一時間駕駛飛機穿過首個氫彈爆炸上空采集云樣。稿件寫的挺精彩，題目叫《彝族之鷹》。但稿子用信件寄出后，很長時間沒下落，再一查，居然丟失了。當時的心情可用“痛苦”二字來表述……
講述這些其實是想說一個道理，記者這個職業注定會有一些難忘的經歷，可以為此驕傲，但千萬不能以此來撒嬌。記者不要撒嬌，這是一位地方記者說的。什么是撒嬌？我對一些記者的采訪體會很不以為然。比如，救個災就說寫遺書，就說和孩子生離死別的場景。捫心自問，成千上萬的部隊官兵誰不比我們危險辛苦。再比如，坐吉普車顛簸、沒吃上熱飯、乘火車坐硬座，甚至住的房間背后是墳地……
用這些來顯擺、來撒嬌實在是很幼稚的。很喜歡一首軍旅歌曲：“有一個道理不用講，當兵就要上戰場。”不撒嬌的道理也不用講，記者就要闖四方。
沒有思想的足跡不值得擁有
這是套用蘇格拉底的話。他說的是“沒有經過反思的生活不值得擁有”。
到過什么地方，結交了什么人、經歷過什么顯赫的場面，這些對記者來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為這些地方這些人物這些場面記錄下什么、刻畫出什么？記者不是旅行者，打卡式的行走、到此一游的足跡幾乎沒有什么價值。
聽到一些記者采訪回來抱怨：部隊不會匯報線索，講不出東西來。我覺得，部隊的官兵沒有義務為你提供現成的稿件，寫不出東西來是記者自己的問題，最主要的問題就是缺乏新聞思維的鍛煉。請記住屈原的詩句：“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
《解放軍報》有一個值得驕傲的辦報傳統，也是我剛到報社學的新聞第一課—學會抓問題。錢鐘書說：“矛盾是智慧的代價。”所謂抓問題，不僅是逆向思維，也是對事物全方位的思考與判斷，是一種獲取新聞的智慧。
都說當記者是個苦差事，要說苦，當然有點苦，可按照現在部隊現代化的保障條件，采訪中的吃、住、行等難題都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記者的苦在于苦苦思索、在于絞盡腦汁。苦的不是盤中餐，而是筆下文。那種憋在屋里抓耳撓腮寫不出東西的滋味，真不如跋山涉水、汗流浹背來得痛快。下基層走連隊，和官兵實行“幾同”都不是難事。難的是怎么才能選擇不同的角度，寫出不同的文章。在寫作過程中的快事莫過于靈感降臨、腦洞大開。但這個境界是憋出來的、熬出來的、磨出來的。
有一個說法，記者是新聞個體戶。意思就是記者必須有獨立的、個體的、屬于自己的思考，這種思考的深度決定著記者層次。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雖然寫作并沒有完成，但因為其中深邃的思想洞見和獨具慧眼的判斷力，仍然被認為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思考會使新聞充滿魅力。南疆自衛還擊作戰期間，我曾跟隨一位領導去采訪一個默默無聞的邊防連隊。在前線的的帳篷中，我們徹夜長談、思索甚至爭辯。后來，我寫了一篇4000字的通訊《南疆有座沉默的山》，他配了一篇3000字的言論新聞《沉默是一種大境界》，文章說沉默是人生的一種態度，有了成績還能保持沉默就是一種境界，創造了轟轟烈烈的功名，依然甘于沉默，就不僅是境界，還是一種力量。無論為人還是作文，這段話影響了我的一輩子。
——思考構成寫作的風格。我前兩年出過一本小冊子，《連隊新聞寫作的100個細節》，沒想到這本小冊子居然還脫銷而加印。剛當記者時，我和另外一位比我年長的同姓記者因在不同的部隊，同時采寫了一批鮮活的連隊新聞，被稱為“二鄭現象”。我們都在記者點孤軍奮戰，稿子全是自己找米下鍋，而且采訪面相當窄。我們倆專門蹲在連隊寫，創出了《記者蹲連》《連隊代職手記》等較有影響力的欄目，上了《中國新聞年鑒》。連隊工作瑣碎重復，不宏觀、非典型，全靠觀察細節和思考問題，一點懶都偷不得。但恰恰是這樣，思考出稿件，也使基層寫作成為我的風格。
——思考是終身受益的新聞積累。我當記者時，承擔過一些系列寫作，規定20天時間要交出15篇基層觀察，半個月要寫12篇現場見聞，一個星期要發5篇新聞分析……這些寫作都是臨時命題沒有現成材料，同時要求多跑幾個軍兵種、戰區。有時，同部隊領導一起吃早餐時他們已經看到報紙上刊登的昨天我采寫的稿子了，當面聽評價，使我感到壓力很大，絕對不敢馬虎。這樣的采訪沒有多少時間推敲琢磨，只能一揮而就，全靠平時的思想積累，將新情況轉化為稿件。思考產生的新聞積累是裂變式的，只要進入狀態，就有一個個題目冒出來。翻翻過去的采訪本，有一些當年積累的題目，時至今日還不過時。
——思考的深度決定眼光的開闊度。以小見大是放之四海皆準的道理，但要做到是很難的，唯一的路徑就是思考。我采寫紀念淮海戰役的稿件時，在紀念館看到這組數字：淮海戰役勝利后我們的軍糧還剩五億斤，而整個戰役中我們吃了五億斤，這就意味著我們還有能力再打一場淮海戰役。這無疑是個天文數字，當時人民群眾在很困難的情況下，節衣縮食地提供了這么多的糧食，足見什么叫人心所向。我檢索了報紙，很遺憾，這個本身具備新聞性的數字居然沒有提及過。坦率地說，其原因就在于不愿意“多問幾個為什么”，總是在抄前人的東西，這樣的結果就是，作品永遠在別人的水平線之下。
還有許多人都去過、寫過焦裕祿紀念館，但似乎都沒有注意到一點：焦裕祿在蘭考生活工作了400多天，一共只有4張照片。這個數字說明什么呢？我當時回來一鼓作氣在電腦上敲了一段話：“作為一個縣委書記，他知道老百姓要看他干得怎么樣，而不是看他長得怎么樣；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他知道自己的腳印比臉蛋更重要，報紙上的照片遠不如老百姓碗里的饃饃有味道。”這就是以小見大，新聞或大或小就擺在眼前，如果沒有去思考就發現不了其價值。
——深刻的思考勝于扯高的嗓門。寫作時道理講不透徹寫不明白，一味地大呼小叫，其實是自己都不知道究竟要表達什么，只能去抄大話寫空話。真理是樸素的，而有價值的新聞也總是娓娓道來的。比如說批評訓練中的和平積弊與形式主義，我就寫了《準備打仗，我們可以少做點什么》；寫基層的風氣建設，不寫大話，直接就是《呼喚純潔》；講戰友之間“不設防”，說如何“讓純潔成為純潔者的通行證”；寫黨委建設，就談如何《回歸常識》……這些報道，靠的是腦而不是嗓門，自己邊思考邊寫，寫得累但卻樂在其中。不像有些應酬之作，刊登出來自己都不好意思看。
思維鍛煉是記者最扎實的基本功，是自己終身受益的內功。有個說法：世界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對美的發現。同時，有了發現還不能缺少表達。發現與表達，就是新聞采寫的過程，要使之圓滿地完成，別的都沒有用，就得靠基本功。
當記者時曾和編輯部商量過一個題目。人們常說“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現在部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很多部隊一年有好幾個月在外演習駐訓，常年不住營房，營盤已然不是“鐵打”的了；同時，連隊的干部在連隊一般超不過3年，而操控現代化裝備的老兵往往在連隊一呆七八年。所以就想著要倒過來寫—流水的營盤鐵打的兵。雖然沒來得及寫，但我覺得這樣的稿子現在去寫的話，依然還是一篇未必好寫、但一定好看的稿子。我想用借這句話說，鐵打的新聞媒體流水的記者，一代代記者流水一樣流走了，但有一支適應現代傳播環境要求的高素質的新聞隊伍，一定能夠鑄就我們軍事新聞媒體這個鋼鐵般的新聞陣地。
（作者系解放軍報社原記者部副主任、高級記者）
責任編輯：呂俊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