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黨是如何講好“延安故事”的
摘 要：《西行漫記》是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講好“延安故事”的典范，其中蘊含著黨對外傳播的寶貴經驗：通過以適應國內外政治形勢為基準，找準傳播“延安故事”的最佳窗口期；甄選政治立場中立客觀與新聞素養專業全面的別國記者作為“延安故事”的最佳講述人；以兼顧事實性與思想性的講述方式，把“延安故事”講得娓娓動聽，深入人心。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延安故事”；《西行漫記》
當我們把歷史的時鐘回撥到烽火連天的抗戰時期，把歷史的坐標定位到黃土高原上的延安，就會清晰地發現，我們黨富有生命力與傳播力的新聞采寫傳統中凝結著黨獨特的新聞采寫傳播戰略。《西行漫記》就是這種傳統和戰略所孕育的傳世經典。從其采寫傳播的經過中可以一窺，我們黨是如何講好“延安故事”的。
一、順勢與造勢：找準傳播“延安故事”的最佳窗口期
“在世界各國中，恐怕沒有比紅色中國的情況是更大的謎，更混亂的傳說了。”斯諾在《西行漫記》的開篇這樣描述外界對延安的最初印象。從國際形勢來看，20世紀30年代，由于西方各大國在對抗法西斯態度上搖擺不定，投降主義、孤立主義不斷抬頭，綏靖政策大有市場，世界反法西斯勢力處于守勢。我黨如何向世界表明自己投身抗擊法西斯事業的堅定決心，并利用當時反法西斯的大形勢在國際舞臺上發出自己的聲音，是當時黨中央的關注重點。從國內形勢來看，我黨剛剛克服了“左”傾教條主義在思想、政治、組織上的錯誤影響，亟待整頓恢復，而國民黨右派新一輪的反共高潮已悄然開始，敵對勢力通過對我進行信息封鎖、造謠詆毀，使得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事業產生諸多偏見。
面對國內外諸多不利因素，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主動進行對外傳播的極端重要性。一方面，《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等，種種渠道傳播出去的理論著作，已使外界對我黨有了一些積極猜測和期待，國內外關心抗戰大局的各界人士愿意聽聽來自延安的“故事”，看看能否從我黨那里找到“中國的希望”。這就勢必要求我黨以更加開放的姿態與更為通俗的方式向外界傳播自己的作為和主張。另一方面，抗日救亡、發展自己，是我黨在抗戰時期的兩大任務，要順利完成這兩大任務，必須建立起廣泛牢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如此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沒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動員，是不能勝利的?！睘榱吮M快通過輿論宣傳向外界闡明我黨在抗戰救國、民主政治等方面的主張，并不斷爭取中間勢力、爭取國際援助，我黨一直在尋求一個宣傳契機。
《西行漫記》正是我黨在順勢與造勢的巧妙平衡中，在各種推力與拉力的綜合作用下，講述“延安故事”的代表作。為了講好“延安故事”，黨中央精心籌劃，首先是宣傳定位清晰，即向外界展示一個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革命黨。具體來講，要向外界展示我黨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展現廉潔奉公、艱苦奮斗的作風，展現黨團結內外、堅決抗戰的決心，展現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抗日武裝積極有效開展抗戰斗爭的業績。其次，對故事采寫積極引導、全程領導。斯諾一到中國，宋慶齡等左翼進步人士就與之積極接觸，動員他到延安走走，看看不一樣的“紅色中國”。斯諾到達延安之后，周恩來為其精心安排行程表、訪談對象、參觀內容等。離開陜北后，毛澤東一直通過書信與之保持聯系，不斷寄送“我們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驟”，請他“收閱，并為宣播”。
1937年到1938年間，世界已處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危險的邊緣?！段餍新洝吩?937年首次發表，在時間上可謂恰到好處。斯諾在啟程奔赴“紅色中國”前準備了78個美國民眾關心的問題，通過這趟延安之旅，他找到了對這78個問題的圓滿回答。斯諾用他生動曉暢的筆觸描繪了中國共產黨為爭取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進行卓越努力的“延安故事”，展示了共產黨人抗擊日本法西斯的決心和行動，引起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強烈共鳴，也向世界展示出一個開明進步的馬克思主義革命黨形象。
二、中立性與專業性：找準采寫“延安故事”的最佳人選
20世紀30年代，希望到陜北蘇區發掘新聞礦藏的外國記者有很多，究竟選擇由誰來講述“延安故事”，十分考驗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頭腦與戰略眼光。我黨首先把英、法兩國的記者排除在外，由于英、法兩國的自私行為助推了法西斯勢力的猖獗，國人對此意見很大；蘇俄記者則因為政治立場的偏向而受到各國懷疑，對外宣傳難以產生公信力。而美國作為當時的中立國，并且是蔣介石政府的背后支持者，由美國記者來發聲，對內對外都再合適不過，正如斯諾自己后來坦言：“我不是共產黨人。我不屬于任何一個政治組織。我并不想用自己的經濟或政治理論去解釋當今的局勢變化，不管這些理論是馬克思的、列寧的、墨索里尼的或羅斯福的?！?/p>
一個人要想成功光靠歷史來垂青還是不夠的，品質和能力也十分關鍵。在眾多美國記者中，我黨最終挑選了斯諾，這主要是考慮了他的個人特質。首先，斯諾對重大新聞十分敏感。能夠在繁雜的事件線索中嗅出具有報道價值的關鍵部分，具備一名優秀記者的基本素養，而新聞敏感的核心是政治敏感。蔣介石對紅軍發動五次大規模的圍剿行動、逼迫紅軍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戰略轉移，如此大規模的軍事攻勢都未曾將紅軍徹底消滅，反而使得紅軍在陜北站穩了腳跟。在國民黨的宣傳中，充斥著“紅軍是土匪，共產黨就是共產共妻”的傳言，斯諾十分渴望“有辦法進入紅區，試圖打破持續了幾年的新聞封鎖”。其次，他有著十分強烈的冒險精神。記者是一種帶有風險性的職業，在戰爭年代突破層層封鎖尋求真相更是如此。他在《西行漫記》中寫道：“這樣做要經歷怎樣的艱難險阻？我可不知道。但是在國民黨—共產黨交戰的這些年月里，已經有無數人犧牲了生命。那么，以一個外國人的生命去冒險，以求得對事實真相的了解，還有比這更值得的嗎？”從延安返程時，為混過國民黨軍隊設置的重重關卡，他把12本筆記本和24卷膠卷暗藏在裝雜物的袋子。再次，他具備較強的交際能力。記者職業的特殊性決定了記者必須具有較強的交際能力，能夠“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見什么人說什么話”，斯諾在這方面就極為出色，上到紅軍的高層領導毛澤東、周恩來、朱德， 下到紅軍的十四五歲的小戰士，斯諾都能與他們侃侃而談，并設法從他們口中“挖”到自己所需要的素材。此外，他的寫作功底也十分深厚，特別是以長篇通訊的體裁進行大篇幅的報道，如果文筆干癟無味，很難吸引讀者深入閱讀。《西行漫記》的語言自始至終都保持著平易暢達、輕松幽默的風格，讀來令人忍俊不禁、手不釋卷。
中立客觀的政治立場與專業全面的新聞素養共同造就了這位“延安故事”的最佳講述人。
三、事實性與思想性：找準講述“延安故事”的最佳方式
要想講好“延安故事”，在找準故事傳播的最佳窗口期與最佳講述人的同時，必須找到講述“延安故事”的最佳方式。斯諾采用中國古典小說的章回結構，一回集中于一人或一事，用“且聽下回分解”的懸念方式引入下一個章回，漸次講述四個月中所經歷的見聞，環環相扣，為讀者逐漸描繪出“延安故事”的整體輪廓。
訪談為切口，為“延安故事”樹起鮮活形象。以黨的領袖毛澤東為例，他打破了共產黨領導人不談個人私事和家庭生活的習慣，對自己的家庭和經歷作了僅此一次的詳細敘述。斯諾將毛澤東的生平歷史描述為“一個農民出身的知識分子轉變為革命家的故事”，這在我黨領導人中很具有代表性?！段餍新洝飞婕暗娜宋锎蟠笮⌒∮袔资畟€，除了紅軍的高級指揮員毛澤東、周恩來、朱德， 國民黨東北軍將領張學良、西北軍將領楊虎城外，還有普普通通的紅軍戰士，還有一些山寨的土匪頭子，作者非常注意刻畫這些人物的肖像、表情、動作、言行，使他們的個性活生生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事件重鋪陳，為“延安故事”注入生動細節?！段餍新洝穼κ录闹v述加入了許多精彩的細節描寫，如作者用細膩的筆墨再現了大西北草木凋零、房屋坍塌以及紅區荒山野嶺、陰森可怖的情景 ，紅軍戰士“艱苦并快樂著”的生活、斗爭的情形，甚至細小到一個紅軍指揮員為何失去兩顆門牙，斯諾都會刨根問底，這就使得延安發生的每一件事都有依據，真實生動，可讀性強。
評析來點睛，使“延安故事”實現意義升華。如果只有人物和事件的敘述，僅能滿足一般讀者對“紅色延安”的獵奇心理，無法為國內外的有識之士解決中國問題提供有益思路。斯諾強于一般記者的，正是他對時局的深刻思考。斯諾站在歷史的高度，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對新聞事件進行忠于事實、合乎邏輯的分析和判斷，得出了令人信服的評價和入木三分的預見性結論，理性的思辨給讀者帶來更深的思考，使讀者獲得了豐富的戰爭形勢、歷史知識方面的信息。
講好“延安故事”，應乎時勢，關乎人心，是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的生動寫照，以《西行漫記》為切入口，可以全面回顧當年我黨是怎么說的、怎么做的，能夠為講好新時代強軍故事提供豐富、深刻的啟迪。
（作者單位：國防大學政治學院）
責任編輯：呂俊平 實習學員：曾彬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