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與制度如何轉化為戰斗力
許多人對中國古代戰爭的慣常印象，往往來自《三國演義》《水滸》等古典小說及其改編的戲劇、評書、影視作品，這也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古代戰爭的真實面貌。那么，中國古代的冷兵器戰爭到底是怎么打的？決定一場古代戰爭成敗的因素，除了將士、武器和物資，還有什么？
翻閱浩如煙海的古籍，我們似乎很難找到直接的答案。原因是中國古代軍事與戰爭的著作雖十分豐富，但更注重對戰爭雙方政治與運籌謀略的分析，對實際戰爭本身的論述較少。特別是對一場大戰，雙方投入的兵力，戰場的地理環境，兩軍營地和陣地的變動，戰斗中每一環節的變化，甚至戰斗中出現的偶然因素，往往語焉不詳。從這一意義上講，清華大學李碩博士的《南北戰爭三百年—中國4—6世紀的軍事與政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一書，可謂彌補了中國古代軍事史研究的一個短板。
全書共有三個視角：一是兵種（騎兵、步兵）及其裝備與相關戰術的演進，作者從先秦兩漢的戰史追溯其源；二是通過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之間發生的若干經典戰例，分析戰略問題以及各種復雜因素對戰爭的影響；三是討論戰爭本身與政權的關系，包括戰備、財政以及戰爭對政權運作的影響等問題。
關于步、騎兵的戰術研究，是本書的一大亮點。作者研究認為，從先秦到西漢初，陸戰以步兵為主，騎兵只能充當輔助角色。步兵的基本戰術特征是隊列密集、移動緩慢的軍陣作戰，這種以隊列為基礎的軍陣作戰方式，要求軍事組織具有自上而下的嚴格權力結構，因此以步兵為主的社會具有較明顯的集權化趨勢。最早的騎兵從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中出現，憑借強大的機動性和遠距離攻擊能力，一度對中原地區形成壓制。此時，騎兵的主要武器是弓箭，主要戰術是騎射、游擊，作戰目的是為了搶掠襲擾。這一方面與游牧民族逐草而居的生活習性相關，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在較為松散的權力結構下，游牧民族無法建立起一支穩定的步兵部隊。騎兵兵種被引進到中原后，逐漸適應了中原軍事體系的規范，并演進出新的戰術形態。
本書認為，騎射和沖擊兩種不同的騎兵戰術，不僅僅是軍事技術問題，其實質是兩種不同政治制度在軍事上的表現。游牧民族松散的部落聯盟式的政治制度，很難打造出有嚴格軍紀和堅強戰斗力的軍隊。中原國家雖在關鍵的戰略性物資—如軍馬上先天落后，但憑借先進政治制度打造出的強大軍隊，足以彌補物資上的不足，最終形成了強大的戰斗力。因此作者得出結論，戰爭勝利的原因是戰術，而決定戰術進步的，是其背后深層次的社會制度因素。“制度可以轉化為戰斗力”，是本書一個令人深刻的觀點。
更為重要的是，騎兵沖擊戰術同時帶來騎兵裝備的變化，并進一步革新了戰術，對此本書亦有詳細論述。騎兵沖擊戰術在公元4世紀初走向成熟，馬鐙的出現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此前，士兵不需要用馬鐙來上馬，到魏晉時期騎兵沖擊戰術逐漸取代騎射，騎手需要在馬上具備更強的穩定性，因此馬鞍逐漸加高，隨之又帶來上馬不便的問題。作者結合出土實物指出，目前考古所見較早的單馬鐙造型，是西晉永寧二年（302年）長沙墓葬的隨葬馬俑。單側馬鐙的出現，證明馬鐙誕生時的首要功能是輔助上馬。到十六國時期，單馬鐙逐漸進化為雙馬鐙，使騎兵擁有了比高馬鞍更能保障穩定性的手段。至此，騎兵沖擊戰術也完全定型，騎兵成為了壓倒步兵的陸戰主力兵種。本書認為，馬鐙的發明、槊（長矛）取代戟，改變了北方游牧民族與中原農耕民族的軍事實力對比，并與社會權力結構發生了復雜的互動，最終深刻影響了亞歐大陸的歷史進程。
當然，戰爭問題不只是軍事問題，其實質是戰爭雙方的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等政權內部問題的外在表現。因此，談論戰爭與政權的關系問題時，必然涉及復雜的政治經濟因素。在這一部分，本書試圖超越戰爭的技術層面，進行深入討論。盡管部分內容在論證上可能還不夠嚴密，但其獨特的視角，足以令人稱道。
尤值一提的是，作者的新聞從業經歷，使這部本是史學專業博士畢業論文的學術著作，不但不枯燥反而非常流暢通俗。如書中為讀者描繪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四場經典戰例—晉滅吳之戰、隋滅陳之戰、桓溫北伐、劉裕北伐，其中既有南方政權北伐的戰例，也有北方政權克服長江天險完成統一的戰例。作者對影響戰爭的地理、天氣、財政、政治等因素進行了詳盡分析，為讀者呈現出一幅更為具體、真實的古代戰爭畫面。
（作者系中國教育報社總編室副主任、副編審）
責任編輯：呂俊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