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初心和使命刻在心里
他是新中國第一個重走長征路的記者
在中國新聞界，大凡上了點歲數的，幾乎無人不知羅開富。
1984年10月16日至1985年10月19日，他沿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原路徒步采訪368天，即使在大腿骨折、肝炎病復發的情況下也堅持每天行走、每天采訪、每天寫稿，發表了沿途大量見聞，并出版了《來自長征路上的報告》和《紅軍長征追蹤》兩本書。他是新中國成立之后第一個走完紅軍長征路的記者。當時，他的這一壯舉在新聞界引起轟動，中央軍委于1985年8月28日專門給他發來慰問電。
就是這樣一位叱咤風云的著名記者，卻是從當兵開始其新聞生涯的。他1961年到當時的鐵道兵，參加了成昆鐵路的建設，一手拿鎬打隧道，一手握筆寫文章。在寫了第18篇稿件之后，終于被報紙采用了1篇。他先后當過團和師的新聞干事，后來被調到當時的鐵道兵報社當了3年的編輯。但由于后來受到某政治事件的牽連，他被押送回家。此后，他當過農民、做過工人、上過戰場，平反后幾經輾轉到經濟日報社駐云南記者站工作。由此，他才萌發了重走長征路的愿望。
時光匆匆，30多年轉眼就過去了。今年8月中旬，我們有幸在青海省委組織的一次“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活動中走到了一起。作為特邀嘉賓，他的“牢記初心使命，重溫偉大長征精神”的演講受到青海省委、省政府機關人員和與會部隊官兵的熱烈歡迎。
更有幸的是，他在賓館里就住我們隔壁，于是彼此有機會近距離接觸。他著一身得體的灰色中山裝，上衣里面是白色襯衫。灰白的頭發整齊地向后梳理著，挺直的鼻梁上架著一副玳瑁式眼鏡。時年已77歲的他，走起路來依然風風火火，精神矍鑠、神采奕奕。一開口，高音大喇叭，帶點浙江湖州市南潯的家鄉味。他口不離煙，吞云吐霧。他自嘲自己一天要抽5包煙，這個“職業病”是改不了了。說起重走長征路后的事情尤其是近況，他侃侃而談。
擔任副總編后值了18年夜班
走完長征路回來后，羅開富的名氣如日中天。不久的一天，他從云南來到北京向經濟日報社領導匯報工作后正要返回，領導讓他等一天，說有個事明天要告訴他。這個“事”，就是宣布他直接擔任經濟日報社副總編輯。越過了部門的副主任、主任與社里編委的三道欄桿，被直接提拔到社領導的崗位上，他感到有些意外。
1986年1月11日上班的第一天，羅開富就被安排值夜班。值夜班的社領導責任很重，他不敢有絲毫的松懈。每年他要值8個月的夜班，即使10年后他被提升為常務副總編，夜班仍然要值。這期間，他沒有星期六、星期天，也沒有其他節假日，即使大年三十也照常值夜班。這個夜班一值，就是整整18年，直到他退休。
值夜班的社領導，不僅僅是看看大樣把把關，還要參與社里許多重要新聞的策劃。為此，他先后參與組織并指揮了《關廣梅現象大討論》《開封何時能開封》《東西雙向行》《醒來吧，銅陵》等全國有影響的報道。
重走長征路過程中養成的雷厲風行的作風，也體現在他平時抓新聞報道的工作中。有一個冬天，久旱無雨的北京突然下了一夜的大雪，到處銀裝素裹。第二天早上，農村部的年輕編輯李德來提前上班，手里拿著雙筷子邊敲碗邊向飯堂走去，被剛下夜班的羅開富攔住了：“干啥去？”小李示意手里的碗筷：“吃早飯啊！”他笑著對小伙子說：“吃啥早飯呢！你現在就坐我的車出發，到北京、天津的郊外和河北農村轉一轉，看看這場大雪給農民們帶來了什么好處。下午5點之前，必須寫好稿件趕回來!”因為下午5點，是報社召開編前會的時間，他要在會上介紹這篇稿件，以決定版面的安排。小李立即出發，在下午5點差3分鐘的時候趕回到編輯部，把稿件交到了他的手里，被安排在一版顯著位置，受到讀者好評，并被評為優質稿。
在擔任經濟日報社副總編輯期間，羅開富還連續12年擔任該報全國人大、政協兩會報道的總指揮。這是一個同臺競技的舞臺，兩會期間的代表委員們每天眼睛一睜，就會看到飄著墨香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等中央報媒。兩會報道誰優誰劣，一目了然。《經濟日報》要同這些大報一爭高下，沒有自己的“撒手锏”還真不行。可兩會報道年年搞，每年要搞出點新意來并非易事。但他秉承了“《經濟日報》出點子”的這一好傳統，按照報社總體報道計劃，每年的兩會報道都有新的看點。那年，經濟日報社時任總編輯范敬宜參加兩會，寫出了一篇深受讀者喜愛的短評《“剎車”辯》，羅開富建議他繼續寫下去，并為此開設了一個專欄。因此，有許多讀者在那年兩會期間，專門找范老在該欄目里發表的稿件看。而《經濟日報》的兩會報道，也成為全國兩會報道的一道風景線。
始終沒有放下手中的筆
當年在重走長征路的日子里，每天寫一篇稿雷打不動的羅開富，即使走上領導崗位，仍始終沒有放下手中的筆。2001年春天，社里召開了一次業務研究會議，專門研究《經濟日報》關于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的報道策劃。會上總編直接點他的名：“老羅，這個夜班你就暫時別值了。馬上再去走一次長征路，采用現場與歷史交融的筆法，寫一組有分量的稿件，歌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的偉大成就。”這組系列報道的計劃由他做，選題由他定，人員由他挑，報紙上每篇給他5000字的位置。
老將出馬，任務艱巨，使命光榮。他只帶了一個年輕的編輯骨干出發了，在又一次重走長征路的旅途中尋找寫作的靈感與素材。只不過這次他是有選擇地走，且不需要僅靠兩條腿步行了。還是那股拼搏勁頭，還是那樣的求實精神，只是寫稿的要求更高了。不久，一篇篇佳作水到渠成。從第一篇《“天火”為什么在北京點燃》，到后來連續不斷的《中共一大為什么在上海召開》《毛主席“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論斷是怎么形成的》《朱毛為什么會上井岡山》《中央蘇區是怎么解決財政問題的》《為什么遵義會議永放光芒》《為什么黨必須指揮槍》《第一任開發南泥灣的人是誰》等等，這組“革命圣地踏訪記”的系列報道不僅有思想、有深度、有故事，而且可讀性很強，發一篇火一篇。
為了寫好每一篇稿件，他總是絞盡腦汁。當他再次來到延安時，發現這個當年的紅色革命根據地變化很大，馬路寬了、樓房多了、男女老少衣服新了，人們的精神面貌也為之一變，就想為此寫篇稿，可他動筆時卻發現這樣的內容并不獨特，難以寫出新意來。開頭怎么寫才能吸引人呢？他琢磨來琢磨去，拼命吸煙。當年重走長征路，他寫稿時因為途中缺電需要點蠟燭，有時一點就是好幾根，這樣就養成了一個習慣：即使在北京燈光燦爛時，他撰寫重要稿件也要關掉電燈點上蠟燭。為了寫好這篇稿件，他又點上蠟燭。到凌晨4點時，靈感來了，于是他伏案動筆：“17年前，我徒步長征路，走到吳起鎮，后來又到延安。17年過去了，我今天又來到延安。我發現我與延安誰也不認識誰了。我無疑斗不過歲月，而延安卻變得更年輕了。”為了寫好這個開頭，他花了整整6個小時。
對稿件中的每個細節，他都認真采訪核實。在寫延安發生的變化這篇稿件時，當他寫到“延安唯一沒有變化的，是她的燈塔”時，突然想到一個問題：當年蔣介石派了一架又一架飛機來一次次轟炸延安，為什么不炸掉這個寶塔呢？于是，他走訪了當地的一些老人，并召開了一次座談會。有人告訴他：延安所在的黃土高原黃乎乎的一片，如果炸掉寶塔，飛機就難以找到延安了。他又問：“那為了保衛延安，紅軍為什么不自己將它拆掉呢？”老人們說：當初確實是有這個打算的，可毛主席來到老百姓家里，問起這個寶塔的來歷，大家告訴他，這個寶塔很有歷史了，是難得的文物，是延安的靈魂。見此，毛主席說，既然是文物，我們就不能拆，共產黨是要保護文物的。延安的老百姓也由此感到，這樣的黨、這樣的領袖，如此尊重群眾的意見與愿望，將來一定是能夠坐天下的。
一分耕耘一分收獲。羅開富一行在兩個多月里連續寫了19篇稿件，在讀者中引起了很好的反響，這組“革命圣地踏訪記”的系列報道在來年獲得中國新聞獎一等獎。隨后，他總結此次系列報道的采訪感悟，又寫了一篇新聞論文《怎樣寫好重大題材的報道》，刊發在《新聞戰線》雜志上，下一年又獲得了中國新聞獎論文一等獎。
對于一個熱愛寫作的新聞人來說，羅開富始終筆耕不輟，甚至拿命相搏。應家鄉宣傳部門的邀請，他要撰寫《長征300問》一書。2019年的大年三十，他仍然在伏案執筆，不肯休息。寫到下午兩點時，他嘔吐了。當過醫生的妻子給他量血壓，發現他的高壓已達202了，于是強行要求他休息。
在作傳統報告中傳承紅色基因
作為一個對紅軍長征傾注深情、又擁有相關豐富知識的羅開富，多少年來給中央國家機關、媒體采編人員、在校大學生、部隊官兵等各類人群作了300多場報告，弘揚革命傳統、傳承紅色基因。他的第一場報告，是在延安大學的禮堂作的。后來，他就不斷接到全國各地請他去作傳統報告的邀請函，基本上是來者不拒。
2015年那次在給杭州師范學院作紅軍長征傳統報告時，他突然發現自己的腦子“短路”了，只講到一半就講不下去了，緊急回北京檢查，發現得了腦溢血，在解放軍總醫院搶救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才從昏迷中蘇醒過來。接著再動手術，半個月出院后，他像沒事人一樣，又出現在各傳統報告的主席臺上。
2016年10月21日，在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的大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重要講話中講了“半條被子”的故事，并說：“什么是共產黨？共產黨就是自己有一條被子，也要剪下半條給老百姓的人。”這個故事，就出自羅開富當年重走長征路時采訪的稿件，后被他收入到《紅軍長征追蹤》一書里。目前，這個故事已被拍成電影，而請羅開富去講這個故事的單位就更多。今年8月15日，我們就是與他一起到青海省委省政府機關聽他作報告時相遇的。他那“半條被子”的故事，再一次感動了現場的聽眾。
2019年6月11日上午，在江西省贛州市于都河畔的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地紀念園，來自長征沿途13個省區的宣傳部長、多家中央媒體及地方媒體數百名記者齊聚于此，參加“壯麗70年·奮斗新時代—記者再走長征路”主題采訪活動主會場啟動儀式。羅開富再次被請到現場，為年輕的媒體人們講傳統、鼓實勁。他語重心長地對大家說：“江西承載著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寄托著億萬老區人民對黨的信賴和對美好生活的期待。你們年輕記者這次再走長征路，一定要記得4個字—不忘初心。”他特別強調：“銘記歷史是為了繼續前行，不忘初心才能再創輝煌。”
念念不忘曾經采訪的對象
羅開富對自己在重走長征路時報道過的地方、報道過的人，總是念念不忘，有空就去看看。當年他報道紅軍四渡赤水時，發現那9個渡口仍然是9個渡口，沒有一座橋，連當年的浮橋也沒有了，當地老百姓出行交通很不方便，他在稿件中對此做了如實報道，反映了群眾的呼聲。在時任國防部長張愛萍的直接過問下，那里很快就建起了第一座橋梁。時隔30多年，他再去那里，發現9個渡口有了9座橋，一座比一座漂亮結實，他感到很欣慰。
而那個“半條被子”故事里的主人公，更是一直牽掛著他的心。她叫徐解秀，是湖南省汝城縣文明鄉沙洲村的村民。1984年11月7日上午，羅開富重走長征路見到這位大媽時，她已84歲。當時，老人動情地給他講了她與紅軍三姐妹的故事。50年前的一天夜晚，3位路過的年輕女紅軍戰士，與她及一個兒子，共蓋了一條紅軍隨身攜帶的被子睡覺。第二天，紅軍就要開拔了，3位女紅軍用剪刀剪下她們僅有的一條被子的半條留給她，并對她說：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就是為了讓老百姓過上好生活。她們答應等革命勝利后再來看她。這些紅軍走了之后，她天天盼夜夜盼，可那3個女紅軍再也沒有回來。徐大媽一邊給他講這個故事一邊抹眼淚：“那3個姑娘一直沒有回來看我，是不是不在人世了？有好心人該給我送個信，我好為她們上炷香呀！”聽到這樣的故事，羅開富當天就寫了《三位紅軍姑娘在哪里》一稿，在當時發行200多萬份的《經濟日報》上刊發出來，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當時還健在的參加過紅軍長征的鄧穎超、蔡暢、康克清等15位老一輩女革命家捎信給羅開富，要他代表她們向老區人民表示感謝，并要想辦法找到那3個女紅軍。但是，由于每天的采訪任務很重，尋找女紅軍的事就耽擱下來了。
可是，鄧穎超等當年的女紅軍們沒有忘掉這件事，敦促他抽空去看看這位老大媽。5年后的一天，羅開富帶著鄧穎超捐贈給徐大媽的一條被子和中國人民大學由學生們簽名的一條被子趕到沙洲村時，老人剛剛去世幾天。他的鄰居和兒子說，老人臨走前，還在念念不忘那幾個女紅軍，老人還提到他：“說好要來看我的。”聽到這里，羅開富淚水縱橫，一下跪倒在老人的靈堂前，邊磕頭邊說：“解秀婆婆，都怪我來遲了！3位女紅軍感動了您，您又教育了我，我永遠不會忘記，一定會好好做人做事。安息吧！”他想把從北京帶來的幾條被子燒給老人，陪同前來的村干部告訴他，徐大媽的兩個兒子也比較貧困，這些被子就留給他們用吧。后來，這些被子被縣市有關博物館收藏了。
臨別前，羅開富掏出身上帶的所有錢，送給了老人的兩個兒子。從此以后，只要有機會，他都要去看看徐解秀老人住的地方，先后共去過9次。并且，他每次去都要給她的兒子捐點款，最多的一次給了5000元，最少的一次給了600元。這樣做，他才覺得心安一點。他想讓解秀婆婆的后人知道，共產黨沒有忘掉他們，紅軍一切為了人民的好傳統正代代相傳。
責任編輯：姜興華 實習學員：寧運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