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傳播研究諸論
編者按：
“強化理論研究”，是本刊自2019年全新改版后的一個重要體現，也是提高辦刊質量的有效途徑之一。從本期開始，我們約請業內專家教授和相關研究人員，圍繞“軍事傳播研究”相關問題，進行系統研討，為提高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提升中國軍隊國際話語權提供啟示和借鑒。
摘 要：軍事傳播研究發端于軍事領域對傳播手段的專業和嫻熟的使用，發端于新聞傳播業向軍事領域的滲透。軍事傳播不局限于軍事新聞傳播，還包括軍事學術、軍事理論和軍事思想。深入研究軍事傳播，對提高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提升中國軍隊國際話語權具有重要啟示和借鑒作用。
關鍵詞：軍事傳播研究；緣起；外延；現狀
軍事與傳播是一對孿生兄弟，有著特殊的關系。人類最早的傳播充斥著大量的軍事活動的內容，最早的軍事傳播也成為重要的軍事手段，最早的傳播研究也因為戰爭而開展。
軍事理論和軍事學術的研究由來已久，但是軍事傳播研究的歷史并不久。軍事傳播研究發端于軍事領域對傳播手段的專業和嫻熟的使用，發端于新聞傳播業向軍事領域的滲透。軍事傳播不局限于軍事新聞傳播，還包括軍事學術、軍事理論和軍事思想。深入研究軍事傳播，對提高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提升中國軍隊國際話語權具有重要啟示和借鑒作用。
一、軍事傳播研究直接和軍事戰爭有關
作為傳播學的一個分支，有關軍事傳播的研究，甚至軍事傳播概念的出現，都是最近10多年內的事情。實際上，傳播學研究的歷史也不長，而且直接和軍事戰爭有關。20世紀20年代開始，因為戰爭宣傳的需要，拉斯韋爾、拉扎斯菲爾德、霍夫蘭等人紛紛開展和戰爭有關的宣傳、勸服等的技巧和效果等研究，為后來的傳播學學科建立奠定了基礎。相關研究一直延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那個時候誕生了一批研究軍事宣傳的學者和著作。如施杰林·魯貝爾特的《宣傳是政治的武器》、哈羅德·拉斯韋爾的《世界大戰的宣傳技巧》和《世界革命宣傳》、卡爾·霍夫蘭的《傳播與勸服》等。
傳播學奠基于20世紀20至30年代，誕生于20世紀50年代，20世紀80年代才引進中國。經過10多年的普及推廣，傳播學的研究向各分支學科深入，相繼產生了組織傳播、政治傳播、國際傳播等專業方向。但是軍事傳播的出現尚需時日。
二、以“軍事傳播”為名的研究在21世紀初異軍突起
直到21世紀初，以“軍事傳播”為名的研究才異軍突起。但是正如在國際上一樣，在中國，現代傳播實踐和傳播學研究是從新聞實踐和新聞學研究開始的，初期的傳播研究是和新聞研究捆綁在一起的，因此一開始和軍事有關的傳播內容、研究、各種實踐活動被稱為“軍事新聞傳播研究”，或者直接稱為“軍事新聞”。還有些研究著述是關于戰爭的、戰時宣傳的，如戰爭新聞、戰爭傳播等。比較早的著述有毛文戎、史文亭的《軍事新聞學簡論》（1988年）、展江的《新聞與戰爭》（1991年）、沈偉光的《傳媒與戰爭》（2000年）、溫國華的《軍事新聞的采寫與制作》（2004年）、劉繼南的《國際戰爭中的大眾傳播》（2004年）、姜興華的《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軍事新聞傳播論》（2004年）和《信息化戰爭新聞輿論戰》（2006年）、盛沛林的《沒有硝煙的戰爭—傳播心理戰研究》（2004年）、蔡惠福等人的《軍事新聞寫作簡明教程》（2006年）、丁寶文的《信息心理戰系統》（2006年）、趙雪波的《戰地記者述論》（2007年）等。21世紀第二個十年開始后，又相繼出版了趙志剛的《軍事電子媒介新聞傳播》（2011年）、金苗的《非戰爭軍事行動傳播》（2014年）、展江的《戰時新聞傳播諸論》（2016年）等。臺灣則先后出版了方鵬程的《戰爭傳播：一個“傳播者”取向的研究》（2007年）、謝奇任的《傳播觀點下的非戰爭軍事行動與不對稱作戰》（2012年）。一些外國作者和他們的著作也被譯介到中國。如約翰·阿奎拉等人的《決戰信息時代》（2001年）、蘇珊·卡拉瑟斯的《西方傳媒與戰爭》（2002年）、羅伯特·卡帕的《焦點不太準》（2005年）等。這些譯著只是整個西方關于戰爭新聞、戰爭報道等方面著作中很少的代表，大量的作品并沒有譯介進來，如Phillip Knightley的The First Casualty（1975）、Greg McLaughlin的The War Correspondent（2002）、Harold Evans的War Stories（2003）等等。他們關于這方面的著述更多地聚焦于戰爭報道的回顧、戰地記者研究等，揭露了戰爭的殘酷以及西方戰爭報道的勇敢、虛偽、謊言等等。
有趣的是2005年臺灣與大陸學者們分別出版了名為軍事傳播的專著。首先是2005年1月，臺灣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樓榕嬌等7位作者合作創作的《軍事傳播：理論與實務》。同年12月，解放軍出版社出版了由盛沛林等6人共同編著的《軍事傳播學導論》。前者分別回顧和論述了軍事傳播的沿革、軍事傳播的理論基礎、戰時新聞傳播、語言藝術、危機管理、互聯網時代的軍事傳播等內容。后者則梳理了軍事傳播形態的演變，界定了軍事傳播的含義，用拉斯韋爾5W模式闡述了軍事傳播的主體、內容、受眾、媒介、技巧和效果，探索了軍事傳播的管控、信息戰以及軍事傳播與國際傳播的關系。二者角度不同，立論有別，但顯然都具有開軍事傳播理論研究之先河的作用與意義。令人不解的是，“軍事傳播”概念在國際學術界似乎并不存在。
論文方面，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關于軍事新聞、軍事文化、軍事媒體、戰爭報道、戰地記者等方面發表的論文可以說汗牛充棟。根據知網統計數據，這類文獻數量達四五千篇之多，但是真正以“軍事傳播”為主題或題目中含“軍事傳播”文字的已正式發表的論文或其他學術論文相對要少很多。輸入“軍事傳播”，搜索到242篇有關的文章，這些文章題目中“軍事傳播”概念很少直接出現，僅有的幾篇如劉智城等人的《淺談軍事傳播的演進—以傳播媒介為視角（《學理論》2010年06期），周雷的《軍事傳播作為新型作戰力量的創新運用》（《國防》2016年04期）、《戰場上的軍事傳播不僅是輿論戰》（《解放軍報》（2018/9/18）），王亮的《回歸與重構：移動互聯時代軍事傳播理念流變》（《中國廣播》2017年08期）。也有人聚焦于美軍的軍事傳播，如巫瓊的《美軍軍事傳播轉型探析》（《軍隊政工理論研究》2015年04期），陳國軍的《美軍作戰中的軍事傳播機制研究》(《軍隊政工理論研究》2016年05期)，胡曉劍等人的《全媒體時代美軍軍事傳播轉型探析》（《軍事記者》2015年07期）。
三、軍事傳播研究的外延不僅僅局限于軍事新聞傳播
很顯然，軍事傳播研究的外延不僅僅局限于軍事新聞傳播，它還包括軍事學術、軍事理論和軍事思想等研究。具體來說，軍事傳播研究包含以下內容：
（一）軍事新聞傳播
不少學者研究了如何提高軍事新聞傳播的效果，特別是研究了在信息化時代、新媒體時代、高新技術涌現時代、新軍事變革背景下，軍事新聞傳播的有效途徑、形式、內容等。例如陳海祥《信息時代我國軍事新聞傳播的定位》（《軍事記者》2002年11期）從傳播對象和傳播目的定位引申出我國軍事新聞傳播宗旨和任務是樹立和加強大國防觀，要不斷拓展傳播內容，不斷探索適合軍事新聞傳播的表現形式。廖毅文的《現代高新技術對軍事新聞傳播的挑戰及對策》（《軍事記者》2003年01期）認為高新技術給軍事戰略、作戰思想和作戰樣式帶來了深刻變化和影響，強調要把軍事傳播作為部隊戰斗力的組成部分，擺到重要戰略地位，加速建設具有高科技含量的軍事傳播設施，強化軍事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造就適應現代戰爭需要的軍事傳播隊伍。
也有人研究非戰爭軍事行動期間的軍事新聞傳播，如黃莉莉《淺論提高非戰爭軍事行動新聞傳播力》（《軍事記者》2011年08期）從信息滿足、意識形態擴散、形象塑造三個維度論述了提高非戰爭軍事行動中的新聞傳播力。
還有的把軍事新聞傳播與提高軍事軟實力聯系起來，如易文華《軍事新聞有效傳播與我軍軟實力建設》（《軍事記者》2008年06期）認為軍事軟實力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是軍隊基于其建軍性質宗旨、軍事戰略思想、軍事文化傳統、核心價值觀念、基本道德規范和軍隊自身形象等形成、產生和表現出來的一種巨大力量。這種力量對己方主要體現為一種凝聚力和創造力, 對敵方主要體現為一種威懾力和瓦解力。
有一些學者則分別研究了不同媒介如紙質媒介、電視媒介、移動媒介、新媒體、微媒體等和軍事新聞傳播的關系和聯動。另外一些作者則關注了軍事新聞傳播的傳播機制、受眾心理、傳播效果等。時下最受關注的媒體融合的話題也進入軍事傳播的研究領域，如杜娟《推動傳統軍事媒體和新媒體深度融合的策略思考》（《出版廣角》2014年Z3期）認為在“微時代”輿論場紛繁復雜的情況下，傳統軍事媒體必須牢牢把握傳播主導權，樹立全媒體一體化思維，構建以互聯網思維為主導的新體系，打破各自為戰的媒介格局，打造一支適應新媒體需求的“全能型”人才隊伍。
軍事科技信息傳播是軍事新聞傳播中獨特的內容，有些學者對此給予高度關注。石海明、曾華鋒《軍事科技傳播：視像、認知與戰爭》(《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04期)認為應該將軍事科技傳播提升到戰爭較量與國家安全的高度來考量,從而把握精神信息戰的攻防對抗律，通過加強軍事科幻影視及文學創作,用視像構筑國家心理長城。曾華鋒《軍事科技傳播：信息戰較量的隱形戰場》（《解放軍報》2011年04期）提出了要探討信息時代精神信息傳播的規律，探討維護國家認知空間安全的對策。
（二）軍事文化傳播
軍事文化傳播有別于軍事新聞傳播，他們的傳播目的不甚一致。蘇梁波在《全球化時代軍事文化安全與文化傳播探析》（《軍事記者》2011年09期）一文中強調軍事文化傳播的目的是弘揚我軍先進軍事文化、塑造人民軍隊良好形象、提升軍事文化安全力，是新時期國防和軍隊建設的重要戰略選擇。張宇雷《先進軍事文化的社會化傳播思考》（《學理論》2013年10期）認為按照黨的十八大精神，先進軍事文化是軍隊新時期建設的重要組成，是推進軍隊科學發展的強大精神動力。先進軍事文化的社會化傳播對參與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提高軍隊的社會認知程度，促進軍隊的信息化建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趙陽、桂寶琪《硬實力的軟發揮—對我國國際軍事文化傳播的思考》（《南方論壇》2018年03期）則對我國軍事文化的國際傳播進行了研究，認為國際軍事文化傳播應立足于我國的國情，以國家核心利益為最高準則和根本底線，遵循“兩個服務”的宗旨，堅持獨立自主和以和為貴的原則，為中國全面推進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軍事外交格局提供軟支撐，為“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安全觀的實現提供動力。
不少學者從互聯網、新媒體、微媒體角度研究了軍事文化傳播的方式，也有的以影視劇、電子游戲等為例研究了軍事文化傳播的功能。
（三）軍事傳播史
軍事傳播史在此是個很窄的研究領域，研究者甚寡，且基本都集中于中國古代的軍事傳播。孟慶鴻《從唐詩看唐代軍事傳播》（《軍事歷史研究》2003年01期）、黃春平《漢代軍事信息的傳播—檄文》（《新聞與傳播研究》2011年03期）、張俊《蒙元驛站與軍事信息傳播》（《遼寧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05期）分別以唐詩、漢代檄文和蒙元驛站幾種媒介形式研究了中國古代軍事傳播。劉智城等人《淺論軍事傳播的演進—以傳播媒介為視角》則從普遍意義上以媒介為切入點研究了軍事傳播的歷史。
（四）軍事對外傳播
軍事對外傳播方面研究了一些有典型意義的問題，如“軍事傳播話語權”“軍事外宣”“軍隊形象”和“‘中國軍事威脅論’”等。代表作有廖毅文《關于對外軍事信息傳播的思考及對策》（《軍事記者》2002年08期）、劉涵喆《軍事外宣跨文化傳播策略初探》（《軍事記者》2010年11期）、張芳《中國軍事外交中的軍事對外傳播》（《軍事記者》2012年01期）、金苗《新媒體時代軍事對外傳播的新趨勢》（《對外傳播》2011年08期）、翁淮南《全球一體化背景下軍事新聞對外傳播新思維》（《中國記者》2011年09期）、王林《中國軍事新聞的國際化傳播》（《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03年03期）等。
（五）軍事思想傳播
這一方面檢索到的材料并不多，這可能受限于檢索主題詞為“軍事傳播”而非“軍事思想”，因此只有寥寥的幾份材料，如鮑世修《馬恩軍事思想在我國的傳播》（《中國翻譯》1983年03期）、潘俊峰《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在日本的傳播和影響》（《軍事歷史》1989年05期）、謝朝暉《明治維新前西方軍事思想在日本的傳播》（《軍事歷史》1991年02期）。其實，軍事思想傳播就是對軍事思想的研究、宣傳，因此重新輸入“軍事思想”主題詞，馬上獲得期刊論文、學術論文、報紙論文等各類文章3080篇，真可謂比比皆是，汗牛塞屋。研究范圍涵蓋了古今中外的各種軍事思想、軍事戰略、軍事論述、軍事思想史，例如中外歷代軍事家和軍事思想家的軍事和謀略、論述和思想。其中研究毛澤東軍事思想的論文占三分之一，可見毛澤東軍事思想對當代軍事思想及其研究的影響至深。
行文至此，我們可以看出有關軍事、戰爭與新聞、傳播交叉形成的領域的研究已經形成不小的氣候，只是大家對研究對象的概念的使用不一樣，或對研究對象的概念沒有達成一種共識，顯得彼此的研究活動各自為戰，互不關聯，以致無法形成一個統一的研究方向和分支學科。故此，從建設分支學科的角度看，這個領域的研究急需統一稱謂，統一名稱。比較而言，軍事傳播當然更加準確、全面。軍事本身就構成了一級學科，而傳播學也是一級學科，兩個一級學科交叉形成一個新的分支學科，為這個新的分支學科搭建起了一個宏大的敘事框架和結構。此外，軍事傳播既包含了戰爭傳播，也包含了非戰爭傳播，遠比戰爭傳播的外延大，也遠能夠承載一切相關的議題。
（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政府與公共事務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