硝煙中有我們的身影（下）
摘 要：戰地記者貫穿了整個近現代新聞史，也貫穿了200年來的戰爭史，其報道戰爭的足跡，凸顯出其集中了戰士和記者雙重身份的時代擔當，留下了許多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優良作風和寶貴經驗。本文略述《解放軍報》戰地記者優良作風和采訪經驗，兼談戰地報道采寫。
關鍵詞：《解放軍報》；戰地記者；優良作風和采訪經驗；戰地報道
戰地記者—一個與戰爭緊緊聯系在一塊的特殊職業，是要真正走向戰場的新聞工作者。戰地記者貫穿了整個近現代新聞史，也貫穿了200年來的戰爭史，其報道戰爭的足跡，凸顯出其集中了戰士和記者雙重身份的時代擔當，留下了許多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優良作風和寶貴經驗。
記者本亦視生命如草芥之人，惟此一行。我國知名新聞工作者范長江的這句話，道出了戰地記者的成功途徑：無時不在受到生死考驗，只有那些不畏艱險、不怕吃苦的新聞工作者，才能在戰地采訪這個具有極大魅力的舞臺上獨領風騷。而他本人就是一個為崇高的新聞事業敢于獻身的杰出代表。正是他飽經風霜、飽經滄桑，終于寫出了《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兩本名著。
范長江是中國新聞工作者的時代縮影，是戰地記者的杰出代表。在革命戰爭年代，我軍許多戰地記者，冒著槍林彈雨，冒著生命危險，采寫了許多名揚天下的軍事新聞，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的烈士名冊中，都有新聞工作者的名字。新中國成立后，在保衛邊疆、保衛祖國、保衛人民和平勞動的斗爭中也有不少軍事新聞工作者光榮獻身。《解放軍報》（以下簡稱“軍報”）創刊60余年來，經歷了大大小小的戰爭報道，有成功，有經驗，也有遺憾。但是有一點我們可以自豪地說，從來沒有在戰地采訪中畏懼退縮的記者。本文略述軍報戰地記者優良作風和采訪經驗，兼談戰地報道采寫。
一、忠誠敬業，對于戰地記者來說，集中表現為不怕犧牲
在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邊境作戰（以下簡稱“邊境作戰”）中，軍報記者深入前線采訪成了家常便飯。
戰爭開始初期，軍報一批參加過戰爭的老記者重上戰場，給年輕同志樹立了榜樣。曾在朝鮮戰場擔任過攝影記者的張炳新、戴惠安，作為第一批記者，戰前準備階段就抵達部隊。戰斗打響以后，解放軍報社副社長劉宗卓、和谷巖又帶領20多名記者抵達前線加強報道力量，其中有冒雨吉、邢石操等多位老記者。劉宗卓是1938年進入延安抗大的老革命，曾任魯中軍區《前衛報》主編、三野《人民前線》報總編輯，重上戰場時已59歲；和谷巖也已55歲，是1937年參加八路軍的老記者，創作過電影劇本《狼牙山五壯士》、長篇小說《三八線上的凱歌》。他到云南前線后，在組織報道的同時，很快寫出激情四溢的長篇通訊《人民，戰士的母親》。
在老同志的帶領下，軍報的戰前動員沒有出現任何畏戰情緒，一聲令下，立即出動。沒有一個人猶豫，沒有一個人遲延。有的提前結束休假，有的主動推遲婚期。記者李啟科剛剛完成珠穆朗瑪峰登山隊采訪任務，接到戰地采訪任務，二話不說，馬上趕到前線部隊。記者張凌霄在前線遇到兒子張滇峰。父子倆一年沒見了，張凌霄劈頭就說：“今天我順道來看看你，只有一句話，打仗不要當孬種！”他隨同作戰部隊采訪15天，發出6篇公開報道、2篇內參。
有一些新記者第一次執行任務就是上戰場。“文革”后記者隊伍青黃不接，軍報正在選拔干部，有些正在考察的干部還沒下記者命令就上了前線。新記者何德來隨部隊開進，參加了整個作戰過程，有些具體事例比部隊領導還熟悉，到軍報第二梯隊上去時，他成了“活資料”。新記者喬天富正在四川探家，上級一個電話把他召回來，通知他參加戰地采訪。韓榮志是抗日戰爭時期的老記者，在火線采訪中兩次負傷，耳朵被震壞，一塊彈片嵌入他的左胳膊，相伴終生。他對喬天富的談話只有3分鐘，最核心的一句話是：“上戰場不能畏縮不前！” 喬天富回顧說：“我明白，這就是宣布戰場紀律。” 這句話促使他在戰前24小時就到達第一線陣地了解情況，開戰時拍攝下了我軍炮火急襲、指戰員踏著地雷陣突破敵陣地的情景。邊境作戰第二階段，他跟隨作戰部隊向敵后穿插，在槍林彈雨中拍攝了《大炮上刺刀》等戰地圖片。
邊境作戰戰斗打響第二天，記者胡郁文在戰地采訪時遭敵炮火襲擊，右臂被一塊彈片擊穿。他被送到后方治療時還堅持帶傷采訪，采寫了戰地醫院的報道。
1979年2月至7月，軍報有50多名編輯記者奔赴西南邊境進行戰地采訪，我邊防部隊攻克的所有戰略要地，都有軍報記者的足跡。戰后，3人榮立二等功，17人榮立三等功，24人受到報社嘉獎；有14名記者應地方之邀作戰地采訪報告。
此后10年，邊境的戰火一直沒有停息，赴前線采訪或值班的有30多人。徐文良是跑戰場最多的記者，被稱為“拼命三郎”。他在值班室休息時，碰到人家打電話，憑著敏銳地新聞敏感，寫出膾炙人口的現場見聞《4分20秒的夫妻情話》；成都站記者楊彪主動要求跟隨突擊隊采訪，寫出現場見聞《在突擊隊員中間》。
二、戰地報道，既要倚馬可待，也要“跳”出戰場
戰地采訪除了時刻面臨生死考驗，最困難的問題是發稿。戰前設想的在邊境郵局發電報、利用部隊指揮系統發電報，一開戰都很難行得通。于是，前線記者采取了電話接力、托來往人員向后方傳送等辦法。前線打電話發稿，為了防止暴露目標，記者要鉆在被子里，打著手電筒，扯著喉嚨喊。有時不得不集中寫一批稿，再集中跑后方發送。最困難的是攝影記者，在火線上拍完照片，要步行或攔車到數十公里外的新華社傳真室沖卷、洗印；發完照片，再設法搭車趕回前線。這一點在互聯網時代不可想象。
戰地采寫與平時采寫完全不同。部隊行動頻繁，環境艱苦，和平環境養成的一套采訪習慣，開座談會、翻閱資料、集體研究提綱……戰時都沒有了，有時連稿紙都用不上，只能用眼睛采訪、隨時隨地采訪，以石頭為凳、膝蓋為案、在采訪本上寫稿。記者戴惠安隨部隊行軍，爬山涉水，衣服上都是鹽霜。路過一個村寨，一串串香蕉掛在枝頭，戰士們都不去摘；無主的家畜滿地跑，戰士們用剩飯喂豬。宿營時，露營在寨外，不動用群眾家里東西。他趁著晚霞，用20多分鐘寫完《秋毫無犯》一稿。許多記者都經歷了這種倚馬可待的鍛煉，或是該寫而未寫的遺憾。
戰時采訪很重要的一條是要“快”。在戰區，常常會碰上敵情、交通差，路途遠、部隊駐地不清楚等問題，為此就要不怕艱苦、不顧危險。記者范匡夫在俘虜收容所采訪時，碰見一個剛從前線下來的支前民兵，正給他父親講，有個戰士像董存瑞一樣手托炸藥包炸碉堡。范匡夫當即找到一輛車，請這個民兵帶他去找部隊采訪。當時，戰場環境非常復雜，途中有一路段，山頭還在對方手里。但他堅持不懈，鼓勵駕駛員沉著冷靜，穿越火線。最后幾經挫折，終于找到了部隊，寫出最早對董存瑞式的英雄李成文的報道。
在邊境作戰中，云南、廣西兩個記者組都發現，戰地采訪暴露的最大問題是研究不夠。開戰之初在宣傳上是“哀兵政策”，調子不高。后來形勢變化，宣傳規模和口徑有了變化，但引導不夠及時。另一點是記者力量過于分散，只往前沿跑，軍級指揮部沒有人，面上的情況掌握不夠，而且沒有下決心適時集中兵力，影響了報道質量的提高。戰地報道和平時報道一樣，并不在數量，而在于質量，在于思想性。有些報道從頭到尾都是機槍、大炮、彈藥包，不善于“跳”出戰場。盡管戰斗過程很詳細，但思想性沒有出來，缺乏感人的力量。記者錢鋼、孫浩剛寫的《當戰爭襲來的時候》，反映比較好，就是因為它生動地表現出前后方的人們在戰爭面前怎樣對待家庭、對待學業、對待犧牲，從而體現了邊境作戰的正義性，體現了邊境作戰與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關系。
三、越是在緊張的戰場環境中，越是要堅持新聞真實性原則
軍報老記者西虹，是解放戰爭期間與華山、劉白羽、李普等一樣知名的戰地記者，曾赴朝鮮、越南進行過戰地采訪。他作為老記者談經驗，頭一條就是“原原本本記錄采訪對象的原話”“人物的音容笑貌、形體服飾，以及事件的來龍去脈和一個個細節。”
這一點，在過去的戰爭年代是做得比較好的。而到了邊境作戰時，就成為一個問題。當時記者只能跟隨一支部隊行動，而戰場高度分散，部隊有人犧牲，有人負傷后送，部隊只知道自己的戰況，不知道友鄰的戰況，采訪又特別急，在短時間內容易出現差錯。
因此，云南、廣西兩個記者組反復要求記者，越是在緊張的戰場環境中，越是要堅持新聞真實性原則。一篇虛假的稿子發表出來，不僅破壞軍隊媒體的聲譽，還會敗壞部隊作風，影響部隊團結。為了確保新聞采寫真實，記者堅持在第一線掌握第一手材料。有的部隊報功材料上介紹的事實，通過調查發現有出入，寧愿不寫稿，也不含糊。有些“動人的情節”，盡管已宣傳過，一旦發現有問題，寧愿減低稿件的生動性，也堅決糾正。
記者羅同松抓住戰斗間隙，不失時機地當面詢問戰士姓名，查看戰利品，包括查問俘虜。他這樣總結自己的采訪經驗：“戰斗結束后，我無需再找任何人事后采訪。實際上，戰斗一結束，一片忙亂，連隊很快就不知撤到什么地方，再專門找人談話是極為困難的。”
邊境作戰期間，軍報記者除了公開報道，還有一項任務是采寫內參，數量比較大，更需要注重真實性。記者胡郁文戰前進入部隊，采寫內參9篇，其中《一個值得重視的思想問題》等，反映的都是尖銳的問題；在負傷治療期間，他又寫內參反映了戰地醫院發生的問題。但由于采訪扎實，事實準確，引起領導機關重視，及時予以解決。
邊境作戰的宣傳還有一點做法普遍反映比較好，就是典型宣傳不搞面面俱到，什么事跡突出就寫什么。文風也比較好，用事實說話，樸實生動，比較短。
四、發揮群眾辦報的優勢，緊緊團結依靠部隊通訊員
邊境作戰戰地采訪榮立個人二等功的記者李啟科、喬天富、胡郁文，談采訪經驗時有一條共同的體會，就是要緊緊團結和依靠通訊員。這也是前線記者順利展開工作的一條普遍經驗。
部隊通訊員在前線購買攝影用品比較困難，喬天富常常把自己的相紙、顯影用品送給他們用。他主動與新華社前線傳真室搞好團結，并在發稿時，順便幫助部隊通訊員發稿。新聞干事李永安拍攝的攻克某戰略要地一組照片，就是喬天富主動幫助沖洗，并向報社推薦的，后來成為重要而珍貴的戰地佳作而流傳。
李啟科在緊張的采訪工作中，幫助師宣傳科召開戰前新聞工作會議，介紹戰地報道要求，這樣在推動群眾性報道工作的同時，自己也熟悉了基層報道隊伍。在前線每個陣地，他都是與通訊員一起摸爬滾打，冒著炮火一起采訪，一起寫作。完成報道任務離開時，部隊領導和通訊員流著淚送別，向報社反映他的戰場表現，為他請功。
胡郁文右手負傷后，在轉送后方醫院的車上，向負傷的一名連隊通信員了解戰斗情況，然后和醫院報道員合作，寫出了《二三零高地凱歌還》的通訊。他在住院期間，還采寫了一篇新聞一篇內參，都是靠通訊員提供材料，并幫助執筆寫成的。
軍報有一支龐大的通訊員隊伍，這是軍報的優勢，體現了“全黨辦報”“全軍辦報”的辦報方針。很多優秀的戰地報道是通訊員和記者一起完成的，有些是通訊員獨立完成的。10余個經歷過戰火歷練或有過戰地采訪經歷的部隊骨干被選調到報社后，成為社部級領導和業務骨干。
五、結 語
一支部隊的作風是怎樣形成的？很大程度上是由最初創立這支部隊的領導者帶出來的，是一代代繼任者傳下來的。軍報的作風形成過程也是如此。
—軍報創刊初期的總編輯歐陽文，是1930年參加革命的老紅軍，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經歷過五次反圍剿和紅軍長征。與他一起創辦軍報的老同志大多是從戰爭年代走來的，有30多人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中當過戰地記者，或者辦過戰地小報。槍林彈雨中的新聞實踐，賦予他們立場堅定、服從命令、作風求實、業務過硬等優秀的特質，對軍報的作風形成深遠的歷史影響。到后來的西南邊境作戰時，又有一批年輕的軍報記者投入戰地采訪，在血與火的考驗中成長起來。獲得全國最高新聞獎“范長江新聞獎”的軍報記者中，大都有戰地采訪的經歷，或有過在高寒、地震、邊疆、“非典”等艱難環境中采訪的經歷。
—1962年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軍報記者楊子才奉命赴戰區執行報道任務。到達海拔5000米以上的前線后，行動困難，氣喘吁吁，手腳無力。他豁出性命，在西藏前后方采訪4個多月，攜帶20多公斤的行裝，行程數千公里。冰雪，嚴寒，睡眠不足，饑一頓飽一頓，使他的體重由80公斤減到60多公斤，渾身長滿了虱子。時隔50多年，這位后來擔任了解放軍報社總編輯的軍報人感慨地說：“作為軍報人，任何時候都要沖得上、挺得住、拿得下！”
……
軍報有一批經歷過戰地采訪的著名記者，這是軍報的光榮，是一筆寶貴的財富。
我軍已經30多年沒有打仗了。軍報盡管有少數記者赴外采訪過聯合國維和部隊及亞丁灣護航等軍事行動，但并不能說是嚴格意義的戰地采訪。現代戰爭的報道發展到今天，新聞采集方式和發稿手段等已經發生極大變化，對軍事記者的綜合素質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別是對馬克思主義戰爭觀的認識，對世界局勢和戰爭爆發可能性的判斷，對作戰對象作戰區域的信息積累，對網上輿情的把握和引導能力，等等。今天看一家媒體的戰爭報道水準，已經不僅僅是看能否派出戰地記者、能否發出第一線報道，還要看前線記者的戰略思維層次和媒體的國際影響力。以這樣的標準看，我們還有很大的差距。
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咄咄逼人的挑釁和中國周邊危機的態勢，新的戰爭離我們還有多遠？我們準備好了嗎？
（作者系解放軍報社原政工部主任、高級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