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體時代建設性新聞的引導價值分析
摘 要：輿論生態、媒體格局、傳播方式發生深刻變化的全媒體時代，主流媒體輿論引導主體面臨新的困境和挑戰。作為一種新的理念和實踐的建設性新聞，為輿論引導工作突破瓶頸、守正創新提供了新的契機。基于建設性新聞理念調適引導關系、強化形象修復、改進正面宣傳、優化輿論監督，可望進一步提升輿論引導工作質量效益。
關 鍵 詞：全媒體時代；建設性新聞；輿論引導
近年來，緣起于國際新聞界的“建設性新聞（ Constructive Journalism）”理念廣受關注。目前中外學界普遍將建設性新聞視為對公民新聞、和平新聞、積極新聞與對策新聞的繼承發揚，視為對長期以來西方新聞界盛行的“負面”“沖突”理念的一次系統性糾偏。盡管各方對建設性新聞還存在不同評價，但它“解決特定問題、強調公民賦權、維持新聞的核心功能、積極情緒、記者干預和以未來為導向”的核心理念[1]，無疑對新聞傳播的業態變革、價值趨向具有深遠影響。
我國以馬克思主義新聞價值觀為基本新聞價值理念，但并不排斥對新興新聞理念和實踐的鏡鑒吸收。2019年11月9日中國社會科學論壇“建設性新聞：理念與實踐”的成功舉辦，就是我國建設性新聞理論研究的標志性進展。作為一種以積極敘事為主要特征的理念和框架，建設性新聞與我國以追求正面積極輿論環境為目標的輿論引導工作高度契合。在紛繁蕪雜的網絡傳播環境下，發揮建設性新聞在輿論引導中的正向價值具有現實意義。
一、建設性新聞與輿論引導工作的高度契合
（一）建設性是對新聞傳播方向功能的強化
新聞傳播是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而產生的特殊社會現象，它能夠滿足人類在環境預警感知、意見溝通交流、知識文化傳承等方面的基本需求，因而具有與生俱來的建設性。盡管隨著政治斗爭、商業競爭的激化以及人們精神信息需求的多元化，新聞傳播活動也體現出矛盾、對立、撕裂等非建設性因素，但這并不影響其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總體建設性。從這個意義來說，當前所謂“建設性新聞”只是對新聞傳播正向功能的回歸和強化。
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國新聞傳播的建設性具有更為特殊的意涵。我國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根本政治制度，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政黨制度，黨群關系、政黨關系具有合作性、非對抗性的顯著特性。與此對應，我國的新聞輿論工作必然要積極宣傳黨的主張，深入反映群眾呼聲，唱響主旋律，傳播正能量，鞏固壯大主流思想輿論，為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凝聚強大輿論力量、營造良好輿論氛圍。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建設性是新聞傳播領域黨性和人民性高度統一的生動體現。
（二）新聞傳播的建設性深刻影響網絡輿論引導工作
輿論是新聞傳播的直接產物，輿論引導也受新聞傳播活動的深刻影響。新聞傳播的建設性與輿論引導工作的內在聯系，在紛繁蕪雜的網絡傳播環境下尤為凸顯。當前網絡輿論引導工作面臨的諸多挑戰，新聞傳播活動建設性的弱化是其根源之一。
一方面，網絡技術革命解構嚴謹的新聞傳播活動，從而弱化輿論引導力量。網絡傳播背景下，官方和主流媒體對新聞信息的采集、制作、傳播權力被分解，新聞傳播的“弱把關”“去中心”“碎片化”特征愈發凸顯。尤其是近年來，新興媒體在新聞傳播活動中的權重越來越大，但其新聞生產質量卻難以完全保證，如：有的題材報道淺嘗輒止、文本敘事粗制濫造情況時有發生；有的在引導社會輿論、整合公眾意見、凝聚各方共識等方面常常顯得力有未逮。
另一方面，網絡傳播環境衍生大量非建設性新聞傳播行為，增大了輿論引導難度。在商業競爭、流量變現的壓力下，有的媒體以博取眼球和注意力為能事，甚至惡意刺激民粹輿論，販賣群體焦慮，廉價收割網民感情和流量；低級紅、高級黑在網絡新媒體的“圍觀”下放大傳播，成為網絡輿論場的笑料和談資；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技術在新聞傳播領域的應用，不良企圖的輿論操縱有愈演愈烈之勢。與此同時，作為新聞產品消費者的網民受眾也時常以虛擬身份發表非理性言論，宣泄觀點和情緒，使輿論場戾氣加重，撕裂加劇。凡此種種，均在事實上解構著新聞傳播的建設性，并使輿論引導工作面臨全新挑戰。
二、建設性新聞理念對網絡輿論引導工作的思路啟發
新聞傳播的建設性與建設性新聞是一體兩面的關系，前者是后者的目標指向，后者是前者的實踐載體。全媒體時代，方興未艾的建設性新聞理念不僅是規復新聞傳播建設性的“及時雨”，同時也為輿論引導工作創新提供了頗有價值的思路借鑒。
（一）注重從社會治理視角定位輿論引導的基本職能
建設性新聞理念的實質，是對新聞媒體社會角色的再定位、再聚焦，它打破了媒體和記者的傳統職業角色設定，如：西方語境表述中的記者是“看門狗”“扒糞者”等，賦予其“解困者”“推動者”“實施者”等更為積極的社會角色定位。具體來說，建設性新聞理念將媒體直接視為現代社會治理的有機組成部分，提倡新聞媒體直接參與到社會議題解決方案的制定與實施過程中，從而為社會文明進步作出更直接貢獻。
與新聞傳播活動相比，輿論引導是一項內涵更廣、維度更大、責任更重的社會工程。輿論導向正確，輿論走向正面積極，有利于人們形成共識、同心同德，有利于改革發展穩定大局，有利于黨和國家長治久安。輿論是成為“推進器”“晴雨表”“黏合劑”“風向標”，還是成為“迷魂湯”“分離器”“軟刀子”“催化劑”，首先取決于輿論引導主體能否從“治國理政、定國安邦”的高度清晰定位自身角色職能。因此，建設性新聞理念對輿論引導工作的一個重要啟示，就是將線性單維的“引導思維”升級為立體多維的“治理思維”，確立涵蓋輿論信息管理、新聞行業建設、群眾素養培塑等豐富維度的輿論治理理念，將輿論治理能力建設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使其與社會共振，與時代共進。
（二）注重從社會心理視角制定輿論引導的方法策略
新聞傳播和輿論引導都以社會大眾為對象，作用于人的心理和認知，其能否達成預期目標、發揮社會價值，關鍵在于能否敏銳把握社會心理，尊重和運用心理規律。經過長期實踐，中西方新聞界都已清醒意識到，販賣負面題材和消極情緒既非新聞傳播良策，也非社會大眾福音，要堅決反對簡單消費災難和丑聞的傾向，運用積極心理學開展新聞報道，調動社會正念和積極情緒，增進社會和諧與健康發展。事實上，“在保留新聞核心功能的同時，應用積極心理學技巧進行報道”[2]，恰恰是建設性新聞的底層邏輯。
建設性新聞對“積極心理”的把握和運用，對輿論引導工作具有直接參考價值。尤其是全媒體時代，輿論多表現為網民的情緒表達和心理宣泄，輿論引導的實質就是對網民的情緒把脈和心理調適。當前，網民的心理出現許多新變化，比如焦慮心理“裂變”傳染、仇官仇富心態疊加、民粹情緒加劇“集體無意識”“群體極化”固化認知偏見，等等。輿論引導工作要善于從社會心理層面而不僅僅是信息傳播層面分析矛盾問題、制定方法策略。尤其要重視運用網絡調研、大數據分析等手段，敏銳捕捉社會情緒和心理變化的信號軌跡，在輿情研判預警、信息精準釋放、情緒管理疏導等方面下好先手棋，掌握好時度效。
（三）注重從社會動員視角促成輿論引導的行為轉變
新聞傳播具有天然的社會動員功能，而且其動員效能隨著網絡傳播技術手段的進步不斷強化。以2020年初以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新聞傳播為例，一條社會新聞可以在數小時之內引發全民搶購風潮，一則政府公告可以在數天之內讓全國十多億群眾戴上口罩。而在建設性新聞的倡導者看來，新聞傳播在社會動員方面不僅要體現其先天的效率優勢，而且還要有更多的主動設計和積極作為，比如：在采訪過程中注重詢問“現在或下一步我們做什么”；采取激勵人們行動起來和展望未來的積極敘事，減少悲觀消極和責任逃避；盡可能提供便于受眾采取建設性行動的背景信息和操作鏈接；等等。
從本質上看，輿論引導是一種比新聞傳播更具挑戰性的社會動員，它必須針對信息失真、認知偏差等現實問題和潛在風險開展更為有效的傳播與勸服。尤其是在網絡信息環境下，從觀點、情緒到實質行動的傳導鏈條不斷縮短，以具體行動表達意見的行為輿論也更趨顯性，因此輿論引導的實質目標不是“引導輿論”，而是在最短時間內促成或扭轉行動。對各級各類輿論引導主體而言，必須更加注重信息與行動結合、線上與線下結合、媒體與職能部門結合，在建設性行動組織策劃引導、非理性群體行為干預阻斷等層面有更大作為。
三、建設性新聞網絡輿論引導價值的實現路徑
理念牽引實踐，并在實踐中真正發揮價值。以積極敘事為主要特征的建設性新聞理念，為輿論引導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而在“積極性”“建設性”原則下調適引導關系、強化形象修復、改進正面宣傳、優化輿論監督，則是當前輿論引導工作突破瓶頸、守正創新的重要著力點。
（一）調適引導關系，突出受眾賦權
引導與被引導，是輿論引導中的基本關系。一般認為，官方和主流媒體是引導者，而以網民為代表的社會大眾則是被引導對象。這樣的邏輯框架雖然簡潔明了但暗含二元對立，也不完全符合網絡傳播時代受傳關系嬗變的事實。在近年來的輿論引導實踐中，無論是引導者的高高在上還是群眾的“對抗性解碼”都提示我們，“我說你聽”可能變為“你說啥我都不聽”，必須秉持“坦誠、包容、平等、互動”的建設性理念，強化“受眾賦權”，重構積極良性的引導與被引導關系。
一方面，要正視網絡傳播時代眾聲喧嘩的新常態，對輿論場中的不滿意見和情緒化表達，要以最大的同理心與群眾共情，善于在換位思考基礎上開展坦誠溝通交流，切忌將群眾推向對立面。另一方面，要相信群眾覺悟和群眾智慧，通過建設性新聞報道搭建互動平臺，激發網民群眾配合、支持、參與輿論引導工作的主動性積極性。“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的輿論引導才能事半功倍，而且網民的每一次點贊、轉發評論或主動發聲，都可能成為輿論引導的巧妙助攻。
（二）完善危機應對，強化形象修復
近年來，各類輿情風險高發頻發，而每次負面輿情的引導處置都是一次特殊的危機應對。問題在于，一些負面輿情的引導工作滿足于熬過輿情峰值、“擺平”事態，忽視深層次的形象修復工作，長此以往，勢必導致點滴負面形象積存于群眾頭腦中固化為長期記憶。當前輿論場對政府、軍隊和部分特定職業群體的一些刻板印象、負面觀感，與此前一些看似完整實則存在不足的輿論引導作業密切相關。對此，輿情危機應對主體要體現出足夠的責任心和大局意識，主動拉長輿論引導時間軸，在輿情“長尾期”開展形象修復工作。
關于危機事件形象修復的策略，美國學者班尼特提出了著名的“五步法”，其中強調通過“超脫”（改變報道事件的視角從而改變公眾態度）、“補償”（對危機受害者進行必要和及時的補償）等操作技巧，最大程度減輕消除不良影響，恢復公眾的信任和積極看法，這又與建設性新聞的積極敘事導向和方案導向、行動導向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以近年來多次出現的“軍機訓練導致航班延誤”負面輿情引導為例，有關部門和單位除了對不實信息進行直接批駁回應，還通過多種渠道綿密釋放空軍戰備訓練成效、航空管制必要性、軍地聯手優化航空管制方案等延展信息，在遏控負面輿情的同時，最大程度減輕了軍隊形象受到的現實和潛在損害。
（三）改進正面宣傳，確保正向效果
堅持以正面宣傳為主，是我國新聞輿論工作的重要原則，也是中西方在建設性新聞理念上的潛在契合點。然而必須清醒認識到，建設性新聞不等于正面宣傳，一些呆板陳舊的正面宣傳也難以產生建設性效果。近年來類似于“新婚之夜抄黨章”“某干警28天連續加班，沒換過衣服沒洗過頭”的各種低級紅、高級黑警示我們，正面宣傳必須契合基本新聞傳播規律，防止因簡單粗暴和庸俗化造成“塔西佗陷阱”，給輿論引導工作增加意想不到的阻力和困難。
用建設性新聞理念促進正面宣傳，關鍵是將“導向正確”和“技術正確”有機統一起來。其中，在素材選取上既要做到貨真價實又要注重“真實感”，貼近群眾的信息接受習慣，防止矯揉造作或以極端情景牽強附會宏大主題；在敘述表達上不僅積極傳遞正面情緒和觀點，而且要像建設性新聞一樣注重事實數據和背景信息的提供，使群眾對宣傳主題有更立體全面認知；在文本推送上要對受眾群體作細化研究和區分，避免在“正面即正義”心態下居高臨下大水漫灌，造成審美疲勞或逆反心理。
（四）優化輿論監督，提升群眾公信
媒體的引導力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其公信力，必要的輿論監督則是提升媒體公信力的關鍵所在。只有群眾認為媒體在新聞傳播中盡到了揭露黑暗丑惡、督促改進問題的責任，發揮了“環境監測預警”的基本功能，才能獲得內在安全感，從而對媒體產生信任感。換言之，媒體的輿論監督猶如其公信力的日常儲蓄，積極有效的輿論監督，是輿論引導的力量源泉。
因此，在發揮建設性新聞輿論引導價值的過程中，尤其要防止將“建設性”簡單理解為回避矛盾問題。建設性新聞不是“好事新聞( good news)”，更不是報喜不報憂，它只是強調以建設性態度報道新聞題材。作為輿論引導的主力軍，主流媒體尤其要在法律法規框架下積極關注國計民生重要議題，主動獻計獻策，并搭建各方溝通的橋梁和平臺，形成“建設性輿論監督-公信力涵養-引導力提升”的良性循環，不斷增強新聞輿論工作實效。
注 釋：
[1] 徐敬宏,郭婧玉,游鑫洋,胡世明.建設性新聞:概念界定、主要特征與價值啟示[J].國際新聞界,2019,41(08):135-153.
[2] K. Mclntyre.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2015, p. 8.
（作者單位：國防大學政治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