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變”與“變”中感受時代力量
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是其主講的“鄉村社會學”課程講稿的一部分。談及本書的寫作緣起，他如此描述：“最初我采用美國的教本作參考，覺得不很愜意，又曾用我自己調查的材料講，而那時我正注意中國鄉村經濟一方面的問題，學生們雖覺得有興趣，但是在鄉村社會學中講經濟問題未免太偏，而且同時學校有土地經濟學和比較經濟制度等課程，未免重復太多。過去一年我決定另起爐灶，甚至暫時撇開經濟問題，專從社會結構本身來發揮。初次試驗離開成熟之境還遠， 但這也算是我個人的一種企圖。”（費孝通：《鄉土中國》，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下引此書，不再標注。）
由此觀之，該書是費孝通先生將國外社會學理論“中國化”的學術論著。按照常理，這樣一本略顯晦澀的著作其生命力難免“令人堪憂”。然而，《鄉土中國》早已超越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擁有眾多的讀者。2019年秋，高中語文統編教材將其列為“整本書閱讀”單元指定篇目，要求通讀。相信在不遠的將來，該書將會成為我國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國民的集體記憶，其影響力會持續提升。在邁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闊背景下，探尋《鄉土中國》與“當下中國”的關聯，為鄉村振興提供正能量，具有鮮明的時代意蘊。
近代尤其是“五四運動”以來，鄉土中國在文學作品中被描繪成為多種圖景：魯迅筆下蕭索的“故鄉”，沈從文筆下充滿詩情畫意甚至有些神秘的湘西，革命作家筆下階級矛盾突出的人間地獄，賈平凹筆下田園牧歌式的商州，媒體報道中充滿活力的“新農村建設”。相較而言，費孝通先生筆下的《鄉土中國》更加理性與客觀，更加接近鄉土中國的本來面貌，其中仍有許多“不變”或者變化幅度較小的內容值得思考。
在本書第一章“鄉土本色”中，費孝通先生明確了基層社會的性質，分析了鄉土性的特點：視土地為命根、聚村而居流動少、熟人社會無需法律與契約、重視禮俗規矩。時至今日，上述觀念有些已發生明顯變化，但是部分鄉土觀念仍有強大的生命力。如聚村而居的觀念，盡管現在許多百姓已經離開“生于斯長于斯”的家鄉，但是故土難舍的觀念依然非常強大，每年聲勢浩大的春運主力軍是農村外出務工人員，“有錢沒錢回家過年”是其生動寫照。“歲歲春風返鄉土，月明啼上新阡樹。”他們在鄉村有自己的土地與房屋，是典型的“離鄉不離土”，奮斗一年的酸甜苦辣在返回故鄉后都是溫暖的記憶。如果取得些許成就，不能回到家鄉在父老鄉親面前展示，頗有“錦衣夜行”的遺憾。2015年2月，功成名就的劉強東春節回到宿遷老家，給家鄉650名60歲以上老人每人發放1萬塊錢紅包，就是鄉土觀念的明證。再如“視土地為命根”的觀念，隨著工業化浪潮的推進，外出務工人員數量明顯增加，但相當一部分農民仍然直接以土地為生。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強調“夯實農業生產能力基礎”，更加充分證明了土地對于百姓的重要意義和價值。
在費孝通先生的筆下，他沒有過多去描寫城鄉差別，只是通過部分案例進行了生動闡述。且看“文字下鄉”“再論文字下鄉”中兩個片段：
“鄉下人在馬路上聽見背后汽車連續地按喇叭，慌了手腳，東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司機拉住閘車，在玻璃窗里，探出半個頭，向著那土老頭兒，啐了一口：‘笨蛋’—如果這是愚，真冤枉了他們。”
“我記得在小學里讀書時，老師逼著我記日記，我執筆苦思，結果只寫下‘同上’兩字。那是真情，天天是‘晨起，上課，游戲，睡覺’，有何可記的呢？老師下令不準‘同上’，小學生們只有扯謊了。”
城鄉差別不是本書的寫作重點，但透過文字依然可以感受到顯著的城鄉差別。我們可以平和地說鄉村孩子擅長的許多事物，對于五谷不分的城市孩子而言亦是巨大盲區，只不過是生活環境使然；曾經悲情的以為，許多鄉村學生未能完成學業是因為貧困，但事實上許多情況下是他們的父母及他們認為，生于斯、長于斯、死于斯，并不需要學習太多知識，近年來部分農村地區出現的“讀書無用論”甚囂塵上便是明證。我們必須直面的問題便是“城市中心主義”現實下如何正確恰當地處理城鄉差別。
在“禮治秩序”一章中，費孝通先生首先闡釋了“人治”“法治”的區別與聯系，旗幟鮮明地提出個人觀點：人治和法治的區別在于維持秩序時所用的力量，以及所根據的規范的性質。在鄉土中國，禮治方式行之有效。“禮”作為傳統，是整個社會歷史維持的秩序。禮治作為鄉土社會的特色，在動蕩變革的社會無法完全實現。“華夏禮儀邦，仁義愛無疆”，近年來，我國國力日隆，社會穩定，部分地區開始以鄉規鄉約形式探索新時代禮治的可能性。以陜西省藍田縣為例，該縣聯合陜西師范大學，“弘揚優秀傳統，建設美好家園，特傳承和賡續《呂氏鄉約》，訂立《藍田新鄉約》”。摘錄“德業相勸”中“尊老愛幼”部分如下：
“子女要關心、贍養父母、公婆，孝敬長輩。不得遺棄、虐待老人；尊重父母或公婆的財產權利和婚姻自由，不得強迫父母、公婆分居。父母亦須慈愛子女，不得遺棄、虐待、傷害兒童。依法保障老人、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
該鄉約立足于構建新時代鄉村公認的行為規范，通過強大的社會輿論達成共識，最終形成傳統，將本書提及的“禮治秩序”付諸于生動的實踐。《光明日報》盛贊鄉約“自實行一年來，崇德進取、向上向善的良好風尚已在全縣鄉村蔚然成風”。
“我們的日夜如絲綢般柔軟，我們的車輿器服平順無棱，心緒是一塊飴糖，歌唱好比一塊籽玉。”相較于以簡單農業生產為基礎的田園牧歌式的“鄉土中國”，當下中國處于劇烈的社會變化之中。對此，費孝通先生有著清醒認識：“鄉土社會是靠經驗的，他們不必計劃，因為時間過程中，自然替他們選擇出足以依賴的傳統的生活方案。”他同時指出，現代社會知識即權力，時勢權力在現代化國家中表現較為明顯。因而“鄉土中國”中“變化”也就自然而然。
作者用“差序格局”總結了鄉村基層社會的結構。簡而言之，該結構以“一己”為中心，以生育和婚姻為基礎，按照親屬關系的親疏遠近建立社會關系，親屬關系的遠近成為形成關系的標準與憑借。目前差序格局在我國廣大地區依然發揮著作用，宗族勢力對鄉村公共事務的管理依然具有較大發言權，前些年發生在各地鄉村選舉的亂象從某種意義上仍然是“差序格局”的延續。隨著社會的變遷，以“差序格局”為標志的鄉村結構逐漸瓦解，今日中國，正在緩慢形成的階層結構日益代替“差序格局”，尤其是在經濟發達的江、浙、滬地區。消費、婚姻、空間、閑暇等日益成為鄉村中國劃分階層、建立新型結構的依據。經濟較為富裕的階層可以通過物質消費、高額彩禮（嫁妝）、居住環境、休閑娛樂等多種形式與較為貧窮的階層進行以經濟利益為基礎的區分。我們已強烈感受到經濟發展對于鄉村結構的強烈沖擊，過去的鄉村生活因滾滾經濟浪潮變得不堪一擊，各地相繼出現的大躍進式拆遷對于鄉村固有結構的破壞個案不勝枚舉。因而，“差序格局”與階層分化并存應該是相當長一段時間鄉村結構的“新常態”。
在“差序格局”的基礎上，鄉土中國的治理機制可概括為“禮治秩序、無訟、無為政治、長老政治”。在以“熟人社會”為基礎的鄉土社會中，該機制有明顯效果。在本書的最后三篇《血緣和地緣》《名實的分離》《從欲望到需要》，費孝通用現代眼光對鄉土社會發展到現代社會進行了較為充分的論述。事實多次證明，僅僅靠鄉土經驗和歷史傳統無法有效應對現代社會諸多問題和突發情況。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在黨中央、國務院的堅強領導下，各地均采取了嚴防死守的“封城”“封村”措施，“今年過節不串門，串門來了是‘敵人’，‘敵人’來了不開門”等硬核標語，正是危機發生后對“熟人社會”的有力阻抗。
《鄉土中國》作為現代社會學的經典著作，文采斐然，堪稱美文，同時充滿了濃郁的人文關懷。費孝通先生清醒意識到《鄉土中國》“不是一個具體社會的描寫，而是從具體社會里提煉出的一些概念”“并不是具體的中國社會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體的中國基層傳統社會里的一種特具的體系，支配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他希望通過鄉土中國與西方社會對比揭示社會變遷的發展走勢，近百年來中國社會發展已經并將繼續證明費孝通先生的高瞻遠矚。
費孝通先生筆下的鄉土中國漸行漸遠，但人們對鄉土中國的關注絲毫沒有減退。“在這鄂中深處的村莊里，天空逼著我們注視它的藍，如同祖輩逼著我們注視內心的狹窄和虛無，也逼著我們深入九月的豐盈”。《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明確提出，堅持自治、德治、法治相結合的原則，“提升鄉村德治水平。深入挖掘鄉村熟人社會蘊含的道德規范，結合時代要求進行創新，強化道德教化作用，引導農民向上向善、孝老愛親、重義守信、勤儉持家。建立道德激勵約束機制，引導農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提高，實現家庭和睦、鄰里和諧、干群融洽”。上述措施深受《鄉土中國》的影響，這正是該書歷久彌新的魅力。
（作者單位：陜西學前師范學院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