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類電視節目傳播功能探析
摘 要：近年來，主流電視媒體積極創新制作模式，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國家寶藏》為代表的一系列大型文博類電視節目成為同時期的“現象級”作品，逐步在社會上掀起了一股“文博熱”。本文從傳播學的視角出發，結合文化記憶理論，探討文博類電視節目在普及文博知識、喚醒文化記憶、傳播中華文化等方面的社會教育功能。
關鍵詞：文物與博物館；電視節目；社教功能
隨著央視大型文博節目《國家寶藏》的熱播，文博類電視節目以新的表現形式回歸到民眾的視野之中，新時期的文博類電視節目將生澀的科學文化知識以大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呈現，逐漸在社會上掀起一股“文博熱”。近年來，我國文博類電視節目不斷創新，滿足了公眾的精神文化需求，其取得的流量效果也證明了文博類節目對創造性傳承中華傳統文化、普及歷史文化知識以及宣傳保護文化遺產等方面起到的積極作用。
一、我國文博類電視節目的興起與發展
我國的文博事業起步較晚，在近代社會轉型、西學東漸的大背景下，我國開啟了博物館的建設與發展之路。新中國成立后，文博事業納入國家計劃體制之內，國家高度重視考古發掘、文物保護、博物館建設等工作，為文博類電視節目的興起奠定了基礎。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博物館事業重振，特別是2008年將博物館事業納入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實行免費開放后，博物館愈來愈受到公眾的喜愛，為了更好地參觀博物館，公眾也逐步關注文博類電視節目。
我國文博類電視節目起源于1972年通過黑白電視展現的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西漢長沙國辛追夫人墓葬，隨后可以從探索和發展兩個階段，來解析我國文博類電視節目的發展進程。第一階段是20世紀70年代至21世紀初期，這一時期的文博類電視節目大多是由中央電視臺推出并播放的紀錄片，內容主要圍繞知名博物館及其藏品展開，雖然形式上較為單一，受眾有限，收視率較低，但其內容與質量有著充分的保障，如《圓明園》《臺北故宮》等節目時至今日仍有著較高的收視率和良好的評價。第二階段為2008年至今，這一階段我國的文博類電視節目逐漸呈現出節目形式多樣化、場景布置與舞美設計精品化、播出渠道多元化、節目受眾年輕化的特征。2008年后的兩年間，全國大中小公有博物館、紀念館陸續實現免費開放，讓更多的市民有機會參觀博物館，為民眾了解中華傳統文明提供便利。伴隨著我國文博事業的蓬勃發展，文博類電視節目也如雨后春筍般走入大眾視野。在內容上，除了講解博物館、文物藏品的知識類紀錄片，也出現了以考古探險、文博講座、鑒寶為主題的優質節目。近年來，在文化強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戰略指引下，在“互聯網+”的時代背景下，主流電視媒體積極創新文博類電視節目的內容與形式，融入多元藝術表達，拓寬傳播渠道。如《國家寶藏》《上新了·故宮》等節目成為同時期“現象級”的綜藝節目，收視率高漲，獲得良好的口碑。
二、文博類電視節目的特征分析
我國文博類電視節目的模式打造、內容表達與傳播方式不斷創新，從考古發掘介紹與文物解讀，到講述并演繹文物背后的感人故事，文博類電視節目的特征也日益多元化，即從理性科普知識到情感傳遞知識，從精英文化氣質到大眾文化審美，從文物內涵解讀到場景創新講述。
（一）知識性：從理性科普到情感傳遞
知識性是文博類電視節目的核心特點。文博類電視節目以考古發掘、歷史文物、博物館等知識為根基，無論是紀錄片、訪談類、報道式，還是近年來興起的鑒寶類、綜藝類、劇情式，這些節目都堅持以傳遞文博知識作為目標之一。相較于其他文化節目，文博類節目專業性強。從傳播學的角度而言，“訴諸理性”“訴諸感情”“訴諸幽默”等是說服性傳播活動中有效達到預期目標而使用的幾種策略方法，屬于傳播技巧。[1]縱觀我國文博類電視節目的發展，經歷了從理性科普知識，到情感傳遞知識的過程。我國文博類電視節目在發展初期具有較強的理性色彩，以期使觀眾能夠理性認識并思考知識。諸如《探索發現·考古中國》節目中邀請考古團隊專家講述發掘過程及研究成果，觀眾需調動判斷力、洞察力及思辨能力，理解并獲取文博知識。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公眾對精神文化的需求日益增大，如何將信息更好地傳遞給觀眾，如何通過聲畫與觀眾產生共鳴，是包括文博類電視節目在內的文化節目面臨的新課題。亞里斯多德認為，“當聽眾的情感被演說打動的時候，演說者可以利用聽眾的心理來產生說服的效力”。[2]例如《我在故宮修文物》節目以紀錄的形式近距離展示文物修復過程與技藝，以“文物醫生”為主體喚醒觀眾的情感力量，講述文物修復專家的內心世界與日常生活，展示人與物之間的傳承與陶冶，將文博知識滲透到文物修復的細節，進而傳遞到觀眾的內心。
（二）趣味性：從精英話語到大眾審美
趣味性是新型文博類電視節目的基本追求。文博類電視節目是以偏重文化涵養的內容為主題，不同于以做游戲、唱歌、跳舞等娛樂方式呈現的明星真人秀，在內容上相對嚴肅。在文博類電視節目發展初期，畫面往往是以考古發掘過程、文物展示為主，配以文博考古專家或著名演播藝術家的解說詞，受眾范圍較小，整體年齡偏大，不符合眾多年輕人的心理訴求，呈現出濃烈的精英話語氣質。
近年來，我國經濟不斷發展，社會結構日益轉型，精英文化受到沖擊，大眾文化日益興起。在這一時代背景下，文博類電視節目積極尋求精英話語與大眾審美之間的平衡，以期增添節目的趣味性，拓寬受眾面。如2001年開播的口述體紀錄片《講述》，將紀錄性與大眾性相結合，發動大眾紀錄感人的文化遺產保護故事。以2016年湖南衛視自制的文博節目《博物館之夜》為重大轉折點，我國文博類電視節目開始蓬勃發展，在增添節目趣味性方面進行了突破性的改革。例如2018年央視紀錄頻道播出的《如果國寶會說話》，以第一人稱的口吻，以5分鐘的時長講述一件文物最為精彩的亮點與特征，及其背后的中國審美、中國精神與中國觀念。以此為代表的一系列文博節目，運用現代化的形式、通俗易懂的語言，將傳統文化、主流文化與大眾文化融會貫通，吸引了一大批年輕受眾。追求文博領域的雅俗共賞，強調 “廟堂”與“江湖”的互動，增強了公眾在學習文博知識中的樂趣。
（三）創新性：從文物解讀到場景演繹
在文博類電視節目形成初期，主要是將歷史文物、歷史遺址、博物館等搬上電視熒幕，展現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并融入哲理思索，具備較高的藝術水準與品位，至今仍具有很高的地位與價值。但是這類節目多屬單向式的文化講述或展演，逐漸脫離電視傳播的典型特征。近年來，一批文博類電視節目積極創新，打破過去的傳播模式，進行語言符號創新、演繹方式創新、舞臺布景創新、音效創新等，以獨特、多元、震撼的場景講述文物動人的故事，帶給觀眾別樣的視聽感受。以2017年央視綜藝頻道播出的大型文博探索節目《國家寶藏》為例，該節目屬全新創制的“紀錄式綜藝”，融合紀錄片與綜藝兩種創作形式，讓歷史文物“活”起來。其中“明星守護人”以小劇場的形式演繹國寶的前世傳奇，“素人守護團”通過現場演示講述文物的今生故事，9大館長組成“第一點評天團”，共同還原國寶文物的真實場景，使得文物所承載的歷史往事、人文情懷、社會風氣觸手可及。此外，LED開合車臺、天軌吊裝、全息影像技術、冰屏柱等先進技術的運用，使得視覺藝術效果更具觀賞性，推動觀眾在觀看節目的同時產生沉浸、凝視、認同感。
三、文博類電視節目的教育功能
文物與博物館事業在西方發展后，西方學者對博物館的社會功能進行了探討。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則用政治經濟學中的“效用增值理論”解讀博物館的社會功能，認為博物館應發揮大眾教育機構的作用。[3]文博類電視節目的興起與發展更是進一步凸顯了博物館的社會教育功能。電視節目作為大眾傳播的重要形式之一，其傳播效果是一個累積、深化、擴大的過程，具體可分為認知層面、心理層面、行為層面上的效果。[4]文博類電視節目的傳播效果表現在其產生的社會教育功能上，即通過普及文博知識、傳播傳統文化、喚醒大眾的集體記憶、激發大眾參觀博物館的興趣，進而喚醒并強化公眾的歷史文化記憶認同。
（一）普及文博知識，滿足公眾文化需求
黨的十九大以來，讓歷史文物“活起來”，成為時代熱議的話題。文物與博物館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長期以來被大眾貼上了“嚴肅”“冷僻”“高深”的標簽。文博類電視節目的社會教育功能之一，就是把晦澀難懂的科學知識轉變為生動有趣的“社群知識”，拉近文物與大眾之間的距離，普及并推廣文博知識。
大眾傳媒具有整合社會公共領域知識的作用，能夠成功連接“社群知識”和科學知識。近年來火爆的文博類電視節目在創制上有著相似之處，即通過具體情境中的事件或戲劇化的人物沖突故事，扎根于社群知識中，又通過專業精準的社會科學知識的解釋，更新著“社群知識”。例如2018年北京衛視與愛奇藝聯合播出的大型文博綜藝節目《上新了·故宮》，節目邀請鄧倫、周一圍兩位知名演員擔任故宮文創開發員，對故宮開放和未開放區域進行實地考察，通過對故宮建筑及文物的探尋，以真人秀、小劇場、動畫短片、影視資料、橘貓講述等多種形式，幽默風趣又不失專業水準地科普歷史及文物背景知識，揭開故宮不為人知的一面。公眾在觀看節目的同時，可以與節目嘉賓一起零距離探索文物古跡，并在輕松愉悅的氛圍之中，極大地滿足了獲取文博知識的需求。
（二）激發公眾興趣，促進博物館旅游發展
傳播學議程設置理論認為：“大眾傳播往往不能決定人們對某一事件或意見的具體看法，但可以通過提供信息和安排相關的議題來有效地左右人們關注哪些事實和意見及他們談論的先后順序。”文博類電視節目的社會教育功能之二，就是將文物與博物館知識變為公共議題，進入到公眾議程上，激發公眾走進文博、參觀文博、理解文博的渴求與興趣。
隨著文博類電視節目的熱播，引發了“文物熱”“博物館熱”和“文化遺產熱”，點燃了社會公眾對于文物鑒賞與博物館參觀的熱情，掀起了博物館旅游的熱潮。2018年，《國家寶藏》的熱播促進了一批博物館參觀的發展，該節目不僅邀請明星進行劇場演繹文物故事，將文物知識融入故事情節之中，更是推動文博考古專家、文保人員、社教職工、講解員、博物館志愿者等與文博相關的工作人員走出幕后，邁向臺前，拉近文博單位與公眾之間的距離。公眾在了解文博知識的同時，愈加理解了國寶文物的保護與研究工作，激發了公眾參觀博物館的興致。以湖北省博物館為例，在2008年免費開放前，湖北省博物館的年參觀人次僅為20萬人左右，到2018年節目播出湖北省博物館專題后，年參觀人數超過200萬人次，在觀眾數量方面表現出驚人的增長速度。此外，電視節目還與新媒體相結合、相互補，微信、微博、今日頭條等新媒體平臺上也產生了大量文博熱門話題，催生了一批網友自制的文物動漫、手繪、表情包、文創設計稿等，推動博物館文創、博物館旅游與博物館宣傳的發展。博物館參觀作為文化與旅游相結合的產物，兼具歷史溯源、科學研究、藝術觀賞、教育推廣等方面的價值與功能，其規模與影響在迅速提升，逐漸成為旅游發展、公共文化服務與社會教育的前沿陣地和有效載體，亦是對歷史文化與城市文化的傳承與創造。
（三）傳播傳統文化，喚醒文化記憶
近年來，我國出現了大批真人秀綜藝節目“霸屏”的現象，同質化現象嚴重，受眾逐漸開始產生審美疲勞，同時受眾受教育程度與文化水平的日益提高，更加渴求精神文化的回歸。國寶文物作為歷史的見證者，承載著中華民族五千年的輝煌文明，凝結著一個地域的集體記憶，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亦是新時期中華民族凝心聚力、奮發向前的文化源泉與不竭動力。揚·阿斯曼（Jan Assmann）在其著作《文化記憶》中提出，文化記憶的內容是關于集體起源的神話以及與現有絕對距離的歷史事件，其傳承要遵循特定而嚴格的形式，從媒介上來說，文化記憶需要有固定的附著物、需要有一套自己的符號系統或演示方式，如文字、圖片或儀式等。
文博類電視節目將國寶文物與博物館帶進公眾的日常生活之中，融入經濟社會發展的大潮之中。公眾觀看文博類電視節目，既是一種文化體驗與情感觸發的過程，也是一種尋找文化身份與提升文化認同的過程。諸如石鼓承載著先秦時期國人剛柔相濟、銳意進取的氣質，奠定中華民族的文化基調；《千里江山圖》書寫著華夏江山的宏偉與壯闊，傾訴著家國天下的情懷與眷念；故宮凸顯了古人智慧與匠人精神，更訴說著一代代故宮人的傳承與奉獻……一件件文物講述著平凡而偉大的中國故事，展示著中華民族的自信、自強與自豪之感，公眾在觀看文博類電視節目之時能夠受其感染與指引，進行族群身份的探尋、認同與重建，在一件件國寶文物中探尋民族共同的文化根源與集體記憶。
文物作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記憶符號，在新時期愈發受到重視。文博類電視節目以文物與博物館知識為核心內容，趣味演繹文物背后的感人故事，并運用現代傳播技術，推動中國故事在海內外傳播，喚醒了公眾共同的文化記憶。這既實現了文博類電視節目的社會教育功能，亦展現了新時代電視媒體的責任與擔當。
注 釋：
[1]張毅蓮.《廣告:傳播學的闡釋》[M].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 2006.224.
[2]亞理斯多德.《修辭學》[M].古希臘：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1365.
[3]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與社會》[M].英：北京：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 2016.297.
[4] 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9. 187-188.
（作者單位：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