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被1.36億人觀看過的經典照片
摘 要：戰地記者王小亭1937年拍攝的被全球1.36億人觀看過的照片《上海南站日軍空襲下的兒童》，被公認為攝影史上關于戰爭最偉大的新聞照片之一。這張照片成功的一個重要奧秘就在于王小亭始終努力地去往“離炮火最近”的第一線，捕捉震顫心靈的畫面，通過融通中外語言實現有效傳播，對軍事新聞工作者有現實借鑒意義。
關鍵詞：戰地記者王小亭；《上海南站日軍空襲下的兒童》；傳播
人們常說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1937年,戰地記者王小亭拍攝的一幅著名新聞照片《上海南站日軍空襲下的兒童》，強烈地震撼了世界人民的心，在全球大約20至30億人口主要靠報紙、雜志、電影傳播新聞的當時，因為1.36億人的觀看而聞名遐邇。同時代著名戰地攝影記者羅伯特·卡帕有句名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為你離得不夠近”，這個“近”可以理解為距離近，也可以理解為思想上、心靈上接近，《上海南站日軍空襲下的兒童》正是這句名言的最佳注腳：因為足夠近，所以足夠好—它拍攝距離炮火最近、傳播距離人心最近，它是通過融通中外語言實現有效傳播的典范。
這張拍攝于84年前的經典照片，對軍事新聞工作者仍然有現實借鑒意義。
一、離炮火最近：冒著生命危險拍到的照片
《上海南站日軍空襲下的兒童》呈現的是侵華日軍轟炸上海閘北區火車南站的慘況。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軍進犯上海，張狂宣稱“三天可攻下上海，三個月占領全中國”，中國軍民奮力抵抗，“淞滬會戰”爆發。激戰10余天后日軍未能按照他們的預期攻陷上海，悍然宣稱因中國軍隊聚集南市，將于28日14時轟炸這一地區。而事實是，當時上海北站已陷入戰火，南站成為主要交通樞紐，中外各慈善團體正連日遣送難民，車站內外擠滿逃難人群。日軍無視人道主義原則和國際法，出動數架轟炸機炸死難民250余人，炸傷500余人，車站盡毀。上海《立報》記載：“……天橋及水塔、車房當場被炸毀，同時在站臺候車離滬難民均罹難，死傷達六七百人。死者倒臥于地，傷者轉側呼號，殘肢頭顱，觸目皆是，血流成渠……景象之慘，無以復加。”
供職于美國米高梅公司《今日新聞》的中國籍電影攝影師王小亭，一看到日軍轟炸即背起重達70多公斤的德國造“埃爾莫”電影攝影機，駕車急馳黑煙升起處，途中他看到了一片狼藉的火車南站。他說他一輩子都沒有忘記當時目睹的可怕場景：“鐵軌上、站臺上到處是炸死炸傷的人，斷肢殘體處處皆是，只是由于工作，才使我忘了所看到的東西。我停步裝上片子，看到腳上的鞋子已滿幫是血。我穿過鐵軌，以燃燒著的天橋作背景拍了好幾張全景，這時，看見一個男子從軌道上抱起一個幼孩，把他放在站臺上后，又回去抱另一個受重傷的孩子。孩子的母親已經死在鐵軌上。我在拍攝這幅悲慘的情景時，聽到有架飛機又飛回來了。我迅速對著那個孩子拍完了剩下的幾尺膠片，然后向孩子跑去，想把他帶到安全的地方去，但孩子的父親回來了。”
王小亭托停泊在黃浦江上的美國軍艦把膠片先帶到菲律賓馬尼拉，再由泛美航空公司班機帶往美國。同年9月15日，美國各電影院放映了這段新聞影片，這個渾身是血、獨自坐在一片廢墟里惶恐大哭的幼童迅速引起了美國民眾的莫大關注。米高梅公司隨后將這個鏡頭定格制成照片，發表在全美各種報刊上。著名的《生活》周刊在1937年10月4日那期連用兩個頁碼刊出這幀定格照片和救護人員包扎幼兒的過程，以標題《海外照片：1.36億人見過的上海南站照片》做了詳細報道：“在16架(一說為12或8架)日本轟炸機于8月28日投下炸彈之后，赫斯特新聞社著名攝影師、人稱外號‘新聞片王’的王海升（即王小亭）在第一時間就趕到上海南站這個可怕的地區。他拍下了廢墟中這個瘦弱的中國兒童。這張照片通過萬國新聞社經赫斯特系統報紙刊出，有2500萬讀者，經35家非赫斯特系統報紙的有175萬讀者，以及美國800家其它報刊的轉載達400萬讀者。同一張照片由外國報紙轉載和向國外分發的報紙讀者人數估計達2500萬。在‘當日新聞’的新聞片放映中，累計觀眾約2300萬看過這個兒童。‘摩維通新聞’購買和放映了這卷新聞片，估計也有2500萬觀眾。這兩卷新聞片又分別在外國放映，估計觀眾為3000萬人。所以總計看見過這個中國兒童的人數達1.36億……據外國記者報道，日本說日機是誤炸南站的，但這批照片否定了這種說法。”
這組照片不僅迅速引發全美國民眾譴責日本濫炸平民區的罪惡行徑，國際反響也非常強烈,《生活》雜志將它收入《生活攝影文庫》時配文說：“……這次的轟炸是米高梅公司的明星記者王小亭用35毫米的攝影機拍成的。這一格相片曾在全世界的報紙上刊登，引起了國際性對日本屠殺無辜中國老百姓的憤怒。”在1938年1月3日的《生活》周刊上，這張照片及其故事被讀者選為1937年該雜志的10大事件之一。后來美國政府還把它作為宣傳照片印制在紅十字會和國家公債的海報上以及散發到世界各地的明信片上。1938年6月，美國新聞協會向王小亭頒發獎章，以表彰他的杰出成就。
《上海南站日軍空襲下的兒童》被全世界公認為人類攝影史上關于戰爭的經典、雋永的新聞作品，是20世紀與《齊柏林飛艇轟炸》《德軍初進巴黎》《美軍在硫磺島豎立國旗》等照片具有同等價值的最偉大的新聞照片之一，為紀念攝影術發明150年，美國《大眾攝影》于1989年精選了15張歷史性“永難忘卻的照片”，它是其一。
二、離人心最近：直抵人類共有的悲憫之情
有學者將傳播定義為“導致參與者間不同程度的共享意義和價值的符號行為”，由于現實世界中的萬事萬物本身并不具有真正牢固、一成不變的普遍意義—意義是人為賦予它們的，不僅具有任意性和規約性，還取決于傳者、受者、語境、傳送方式以及他們之間的社會關系，因此魯迅先生說過一句名言“人類的悲歡并不相通”，地域、種族、文化、教育等許多因素往往造成人類交流中的巨大鴻溝。要跨越鴻溝獲得有效傳播，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人類共通的意義空間，依賴于傳受雙方共享的相同概念、相像的理解和解釋世界的方式及話語，這也是《上海南站日軍空襲下的兒童》獲得巨大成功的奧秘。
首先，照片一半“自然”一半“文化”的屬性，使人類更容易抵達并理解到它的“自然”那部分共通的意義空間。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先引進一個概念：表征。將它作為重要文化理論概念提出來的斯圖亞特·霍爾認為，“表征是通過語言生產意義”，簡單地說，它一方面反映的是一個獨立客觀世界的象征行為，另一方面它“不是單純地反映現實世界，而是一種文化建構”。照片直接拷貝現實，因此它同時具有自然屬性和文化屬性，即照片一半呈現“自然”，一半生產“意義”。相比于語言文字，對于人們的接受習慣，照片的表征表現為“先直接后曲折，先簡單后復雜，先淺顯后深奧”，因此解讀照片一定是先易后難—面對它的“自然”屬性，人類基本都能一望即知，不需要跨越太多“門檻”。比如《上海南站日軍空襲下的兒童》中坐在一片廢墟里惶恐大哭的幼童，任何地域、種族、性別的人都會一眼就懂，不會出現誤讀。假定這個報道不是這樣一幅具有直觀性、形象性、沖擊力的照片，而是一篇文字，那對于那些從未接觸過漢語的受眾而言，如果不將報道轉譯成他們能夠理解的語言，他們根本無法解讀。
但照片《上海南站日軍空襲下的兒童》能夠跳出“此地”抵達“彼處”，能夠超脫“瞬間”實現“永恒”—王小亭在極短的時間內幾乎是出于本能地抓拍到的瞬間卻使不同地域、種族，不同文化、教育背景的觀看者幾乎相同地賦予了該瞬間連接過去與未來、此地與彼處的普遍意義。大幅度實現了“人類的悲歡相通”，則不止是這張照片“自然”屬性的功勞—這是這張照片價值的第二點，即它的有效的“文化建構”。
照片記錄歷史，但照片在被記錄下來的瞬間和正在觀看的瞬間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每個人在觀看一張照片時都會把自己的一些東西投射到照片上去，被記錄下來的瞬間唯有觀看者能夠從中讀出超越照片自身的“過去與未來、此地與彼處”時，它才具有普遍意義。換言之，當多位攝影大師都討論過諸如“稍縱即逝的最重要的瞬間”“決定性瞬間”時，那怎樣的一個瞬間就是這樣一個瞬間？也許正是“它既保留了被記錄下來的事件的特殊性，也選擇了一個那些特殊外觀的相關性（應和）能夠闡明一個普遍觀念的瞬間”，也就是說，通過抓拍瞬間所含的特殊性，賦予它成為具有強烈象征性的社會符號的意義，從而使它成為具有普遍性含義的社會形象。由此可說攝影師對他拍攝事件和拍攝對象的選擇，就是一種文化建構，被拍事件或被拍對象，當它們作為照片呈現出來時，也成為文化建構的一部分，照片的表征差異不在別處，恰在它的這個“文化”屬性里面。
《上海南站日軍空襲下的兒童》擊中人心的是“空襲”和“兒童”之間形成的巨大反差、強烈對比。“兒童”作為人類社會的新生力量，他們往往代表著未來和希望，往往投射出整個國家、民族的前途與命運。他們的這種符號性中外皆然：梁啟超說“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于歐洲則國勝于歐洲，少年雄于地球則國雄于地球”，羅曼·羅蘭說“誰要能看透孩子的生命，就能看到堙埋在陰影中的世界，看到正在組織中的星云，方在醞釀的宇宙。兒童的生命是無限的，它是一切”。又因為相對于成年人，孩童并未成熟的身體與心智更加脆弱，更加需要保護，將“兒童”置于“空襲”之下，無疑是魯迅先生說的“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是德國著名哲學家叔本華認為的“再現一種巨大的不幸是悲劇唯一的職能”。中西方對于“悲劇”的認知有異有同，《上海南站日軍空襲下的兒童》的“悲劇性”之所以契合中外的“同”，在于它印證了亞里士多德的悲劇內核：人物行為所引起的憐憫或恐懼。而關于憐憫，和亞里士多德基本同時代的孟子說：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由此，作為喻體的“惶恐大哭的兒童”和作為本體的“慘無人道的空襲”在人們的認知中畫上了等號：這幀慘絕人寰的畫面是人類戰爭災難的縮影，這個幼兒是戰爭中千千萬萬受難兒童的典型。王小亭在戰火中冒死拍攝、捕捉到這震顫人類心靈的瞬間，揭示了整個人類反法西斯戰爭的深遠意義。同理還有越南戰爭中的經典照片《戰火中的女孩》，著名攝影理論家蘇珊·桑塔格曾經評論道：“像1972年占據了世界上大多數報章頭版的照片—一個赤身裸體、剛被美國凝固汽油彈噴燒的南越兒童沿著公路跑向照相機。她張開雙臂，痛得放聲尖叫—在激起公眾對戰爭的反感方面，很可能比在電視上播放100小時的暴行起作用得多。”
三、以“近”克“遠”：努力傳播中華民族的不息抗爭
《上海南站日軍空襲下的兒童》標志著王小亭事業的巔峰，但絕不是他唯一引起巨大反響的照片，作為一名戰地記者，他有“新聞片王”的雅號，20世紀20年代即享有“中國第一個攝影記者”的盛名。他記錄的戰爭最前線，為還原歷史真相、為中國的抗日戰爭獲得廣泛的國際同情和支持做出了極大貢獻。他給予我們最大的啟示，就是以鏡頭為槍，走近一線，走近人心，不懈記錄努力傳播中華民族的抗爭。
“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為你離得不夠近”有很多衍生版本，對于戰地記者而言，其中一句是：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為你離炮火不夠近。王小亭最令人敬重之處就是他永遠努力地去“離炮火最近”。淞滬會戰爆發后，他化裝成菲律賓籍司機，駕駛汽車穿過日軍崗哨，直抵吳淞口前線，成為唯一拍到十九路軍在實力懸殊的情形下英勇殺敵的攝影記者，我們今天看到的當年會戰的影像資料，大部分出自他之手。他的兒子王健龍回憶說：“當年處在炮火中的上海，差不多每天遭到日本人的轟炸，有時一天轟炸多次，父親每天扛著拍攝新聞紀錄片的電影攝影機，身上還掛四五個照相機，奔走于戰區。其時滬上各家報紙所登載的戰地照片，大都出自他的鏡頭。”
他不止是在淞滬會戰中如此。1928年日本在濟南制造“五三”慘案時，他是萬國新聞社的記者，正受到日軍監視，但他仍然不顧危險，拍攝大量揭示日本暴行的照片，其中有10余幅是被日軍殘殺的我同胞的尸體。1929年“蔣馮戰爭”期間，他奔赴河南前線拍攝了《西北戰事真相》。“九一八”事變后，他于1931年底到達錦州并以錦州為起點向東，一直走到遼河西岸的大虎山前線，從那里開始戰地采訪。1931年12月20日《申報》的《圖畫周刊》以“錦州前線”為專題，選用了他的8幅照片，用一個整版予以刊登，報道清晰地展現出當時戰役的激烈程度。
王小亭的鏡頭從來沒有離開過苦難的中國人民對于侵略和壓迫的反抗。1927年1月，武漢人民舉行聲勢浩大的反英運動并占領了漢口的英租界。王小亭在現場拍攝了這樣一幅照片：畫面下方近處是中國的示威群眾，上方遠處是荷槍實彈的英國侵略者，中間頂天立地挺立著的一位中國漢子是照片主體，他脫光上衣，站成一個“大”字形狀，面對英軍槍口發表著抗議演說：“我等乃無槍者，但不肯被壓迫。”這張照片刊登在1927年1月5日第12期《良友》畫報上，無論是思想性還是藝術性，它都是一張優秀的現場新聞照片。
“我等乃無槍者，但不肯被壓迫”應該也是王小亭的心聲，所以他以鏡頭為槍，總是出現在那些炮火最猛烈的地方，記錄下中華兒女不息地抗爭，外國記者評價他：“哪兒有事，哪兒就有王小亭。”晚年他曾參觀米高梅的制片廠，在一間倉庫，領他參觀的人指著一整墻壁的柜子說：“這里所有的膠片，都是你拍的。這還不包括未放映的部分，那些未能上映的，我們都燒了，不然整個倉庫都放不下你的片子。”他自己說：“我整天奔走拍攝，嘗試用鏡頭記錄下動蕩的中國社會。”他還說：“必須要隨時離開家，能夠不管才行，并且要有這種決心，才能有番作為。”
（作者系國防大學軍事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