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解放日報》改版的歷史經驗與現實意義
摘 要：延安時期是黨的新聞工作從建立到逐漸成熟過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期間《解放日報》改版工作在黨的新聞史上具有重要標志意義，守正創新的歷史經驗同樣具有很強的現實啟示意義。
關鍵詞：《解放日報》；歷史經驗?；現實意義
延安時期是黨的新聞工作從建立到逐漸成熟過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期間《解放日報》改版工作在黨的新聞史上具有重要標志意義，守正創新的歷史經驗同樣具有很強的現實啟示意義。
一、明確黨報功能，強調“應有的政治敏感”
《解放日報》是上海市委機關報，而在80多年前，《解放日報》是中共中央在延安時期創辦的第一份大型日報。這份黨報的創辦與改版都具有深刻歷史背景。
（一）延安《解放日報》的創辦是一次媒體整合
1935年10月，黨中央長征到達陜北后,隨即恢復了江西時期創刊的《紅色中華》報，手刻油印，印數很少；到1937年1月《紅色中華》停刊，創辦《新中華報》，兩版三日刊；到1941年5月，中央決定將延安《新中華報》和《今日新聞》合并，出版《解放日報》，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當時，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隨著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和抗日武裝力量的日益發展壯大，中共中央亟需主辦一個大型日報，以加強對各地的宣傳和工作指導。正式創刊日期是5月16日，毛澤東同志題寫報名并撰寫發刊詞。
（二）創刊之初，《解放日報》還不是一份“完全的黨報”
《解放日報》創辦初期，每天大量刊載國外通訊社的消息，卻很少刊載黨所領導的八路軍、 新四軍英勇奮戰的報道和陜甘寧邊區的消息，緊密聯系國內形勢的社論、時評也很少，文風也較死板枯燥，被讀者批評是“為別人當宣傳員”“主觀主文和黨八股”。毛澤東同志批評《解放日報》對中心工作宣傳不力，缺乏黨報應有的政治敏感，不是一份完全的黨報。博古作為《解放日報》社長最早最深切感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對這份報紙編輯工作的不滿意。新華社原社長、著名記者穆青生前曾回憶起當年在延安《解放日報》工作的經歷：一天晚上博古看了報紙對中共中央領導出席邊區活動報道的版面大樣后，猛批“沒有政治敏感”。1942年3月31日，毛澤東和博古共同主持了在楊家嶺中央辦公廳召開的報紙改版座談會，博古在會上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
（三）黨媒姓黨，《解放日報》的改版強化黨報的政治屬性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致讀者》，宣布從即日起對報紙的版面加以徹底的改革，加強黨性，堅定地成為黨中央的喉舌。改版主旨鮮明：強化了黨報的政治屬性，“使《解放日報》能夠成為真正戰斗的黨的機關報”。
（四）新時代黨媒要理直氣壯地講政治屬性
西方媒體一向標榜“新聞自由”，號稱自己是獨立于行政、司法、立法之外的“第四力量”，是傳播真相、維護公正的“無冕之王”。而2020年美西方國家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甩鍋”中國、近年炒作所謂“中國威脅論”等案例，充分暴露了西方所謂“新聞自由”的虛偽性，也讓我們更深切認識世界上沒有真正能做到“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媒體。今天，我們在開展思想宣傳工作時更需要堅定“四個自信”，更應該理直氣壯地講政治，講黨報的政治屬性，明確黨報的功能作用，增強政治能力和政治敏感。新聞輿論單位領導班子和當家人要有很強的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不僅要做業務專家，而且要有政治頭腦，有政治眼光和政治智慧，善于從政治上看問題，善于把政治導向、政治要求體現到工作中去。置身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直面復雜多變、波詭云譎的國際輿論場，黨的新聞工作者需要進一步增強戰略定力、站穩政治立場,在“亂花漸欲迷人眼”的誘惑干擾面前,保持“亂云飛渡仍從容”的政治定力，完成“強電磁干擾下突防并實施精確打擊”，讓黨的聲音成為時代最強音。
二、堅持黨性原則，“把報紙看作自己極重要武器”
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從黨報性質出發對黨報必須堅持黨性原則提出明確要求：各級黨的領導機關要“把報紙看作自己極重要武器”，要“利用報紙作為自己組織和領導工作的極為重要的工具”。
（一）把《解放日報》辦成“真正戰斗的黨的機關報”
1942年4月1日改版后的《解放日報》出刊，并刊發社論《致讀者》。這篇社論根據毛澤東同志和中央指示，從黨性、群眾性、戰斗性和組織性四個方面檢查了報紙過去的錯誤，提出改版的目的是要把報紙辦成“真正戰斗的黨的機關報，報紙的整個篇幅要貫徹黨的路線，反映群眾情況，加強思想斗爭，幫助全黨工作改進”。
《解放日報》改版后把整風運動的報道放在突出位置，既有廣度，又有深度。《解放日報》創辦多個專欄專刊，用以刊登與整風運動相關的文章。從4月4日起，第2版推出《整風運動》專欄，主要報道學習情況，反映學習問題，推動學習運動。4月10日起，第4版用整版篇幅刊登《整頓三風討論資料特輯》，共出6期，刊登22篇整風運動必讀文件，其中包括毛澤東、劉少奇、陳云等領導同志的有關文章。據統計，1942年，《解放日報》共發表有關整風的社論和文章約120篇，大大推進了整風運動的深入開展。
（二）毛澤東同志領導《解放日報》創刊，給《解放日報》寫社論、改稿
1943年3月中央《關于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確定，《解放日報》歸政治局、書記處之下的宣傳委員會（毛澤東同志為宣傳委員會書記）統一管理。黨中央對黨報給以堅強有力的領導，報紙每一階段的宣傳方針，都由中央討論決定。毛澤東同志對《解放日報》的工作一直非常關心，傾注了大量心血。他領導了《解放日報》創刊，指導《解放日報》成長，并為《解放日報》寫社論、改稿，許多具體工作他都親自安排，具體指導。
1942年10月，毛澤東同志針對當時黨的宣傳工作中出現的違背黨的政策和一部分新聞宣傳干部向黨組織鬧獨立性的傾向，要求各地黨組織要“改正過去不討論新聞政策及社論方針的習慣，抓緊對通訊社及報紙的領導，務使通訊社及報紙的宣傳完全符合于黨的政策，務使我們的宣傳增強黨性”。這些觀點對黨報黨臺黨網的管理運行，仍有重要現實指導意義。
（三）黨性原則是黨的新聞工作的靈魂，今天只能加強，不能削弱
黨性原則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重要內容，列寧1905年在《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一文中把“黨性”概念具體化，鮮明提出：黨的報刊是黨的事業的一部分；黨的報刊一分鐘也不能站在黨的隊伍之外。黨性原則是黨的新聞工作的靈魂，也是做好新聞工作的根本基礎，在今天只能加強，不能削弱。2015年12月25日習近平主席在視察解放軍報社時明確提出“軍報姓黨”“解放軍報是黨領導和掌握、直接為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服務的，必須在恪守黨性原則上堅持最高標準、最嚴要求。”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把政治方向擺在第一位，把鮮明的政治特色作為“品牌”，讓黨的媒體成為推進黨的工作的有力武器。
三、堅持開門辦報，“深入群眾，不尚空談”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們黨的百年歷史，就是一部踐行黨的初心使命的歷史，就是一部黨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的歷史。黨的群眾路線的本質，就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人民群眾的自覺行動。延安時期《解放日報》改版不僅整頓黨性不強的問題，還重點糾正了脫離群眾、脫離生活、脫離實際的問題。
（一）讀者，貼近貼近再貼近
《解放日報》改版后，更貼近廣大基層讀者的實際生活，出現了嶄新的氣象：第1版，以解放區消息為主的要聞版；第2版，陜甘寧邊區和國內消息版；第3版，國際消息版?；第4版，綜合副刊版。貼近讀者，還表現在更多接地氣的先進典型得以充分報道出來，也開了黨報典型宣傳之先河。《“工人的旗幟”趙占魁》,是穆青從魯迅文藝學院畢業后剛到《解放日報》工作不久采寫的一個典型人物，穆青與采訪對象同吃同住同勞動，突出典型人物的典型特征以及可敬可學，配合相關學習教育活動多波次報道。這些好傳統啟示我們今天更好踐行“四力”。
（二）記者，密切聯系群眾
穆青等當年的親歷者對密切聯系群眾的要求記憶猶新，對博古社長當年比喻說理印象深刻：“作為一個黨報記者到地方去采訪，千萬不要像公雞那樣，跳到墻頭上，咯咯咯地高啼幾聲就拍拍翅膀跑掉了。而是要像母雞那樣，每到一個地方就下蛋孵小雞。”《解放日報》當年提出的明確要求今天讀來仍不過時，密切聯系群眾，反映群眾的情緒、生活需求和要求，記載他們可歌可泣的英勇奮斗事跡，反映他們身受的苦難和慘痛……
（三）作者，增加了工農兵通訊員
延安時期，中央不僅要求廣大黨員關心和參與報紙，還積極動員廣大群眾投稿。毛澤東同志強調，我們的報紙要“靠全體人民群眾來辦，靠全黨來辦，而不能只靠少數人關起門來辦”。堅持群眾路線及“開門辦報”，還帶來一個大變化：人民群眾成為辦報的主體之一。革命根據地積極加強通訊員隊伍建設工作，在縣、區、鄉設通訊員。到1944年11月，各類黨報在陜甘寧革命根據地已有近2000人的群眾通訊員隊伍，其中工農兵通訊員達到了一半以上的規模。
（四）建好全媒體時代的“通聯部”“群工部”
今天，雖然輿論生態、媒體格局、傳播方式發生深刻變化，但是我們仍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深入群眾，不尚空談”，讓新聞報道發揮教育群眾、引導群眾的功效，同時全力構建全媒體時代的“通聯部”“群工部”，積極搭建群眾參與互動的平臺，充分發掘推廣群眾的創新創造。走好新時代宣傳思想工作的群眾路線，最根本的還是提高做群眾工作的本領，強化互聯網思維、創意制作呈現，多打造一些喜聞樂見的好作品。
四、堅持創新為要，“提倡新文風、批判黨八股”
延安時期的《解放日報》不僅嚴格守正，而且積極創新。伴隨著改版工作推進，這份機關報大膽探索創新，今天回頭審視仍然值得點贊、借鑒。
（一）內容創新是最重要的
《解放日報》改版后銳意創新，在很多方面取得突破。1944年4月29日,《解放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發穆青采寫的報道《本市白家坪巫神楊漢珠傷害人命被判刑 常志勝迷信巫神弄得家破人亡》,同時配發評論《開展反對巫神的斗爭》，這些內容占了整個頭版三分之二的版面，突出處理。這被視為黨報黨刊的第一篇真正意義上的社會新聞、法治新聞。這一案例充分說明，對新聞媒體來說，內容創新、形式創新、手段創新都重要，但內容創新是根本的。
（二）追求大眾化和通俗化
延安時期的陜甘寧邊區，教育文化水平普遍較低，《解放日報》在面向黨政軍干部的同時，也積極面向廣大人民群眾，追求大眾化和通俗化的辦報思路。1941年5月21日，《解放日報》在頭版發表社論《施政綱領—到群眾中去》，正式吹響了大眾化號角，此后連續刊發與群眾密切相關的文章，廣泛傳播黨的思想理念、方針政策，普及科學文化知識。《解放日報》改版還有一個引人關注的變化：開設“常識講話”“世界知識”“地理知識”等專欄，系統地向邊區民眾普及科學文化知識。
（三）“提倡新文風、批判黨八股”
延安時期的《解放日報》曾刊發社論《報紙和新的文風》，明確指出：“生動有趣的材料被格式束縛了，新鮮活潑的思想，被格式窒息死了。自己在地上畫了圈子，讓它限制了自己，跳不出它的圈外，所以打破固定格式是第一要事。”改版后的《解放日報》，新風撲面，內容新、文字新、題材新、角度新，提倡用事實說話、言之有物，講新話、講群眾能懂的話，積極反映群眾呼聲和要求。這些對今天都有深刻啟示。
（四）守正為本，創新為要
全媒體時代，輿論生態、媒體格局、傳播方式都在發生深刻變化，新聞輿論工作面臨嚴峻挑戰，這對創新提出更高要求。軍隊媒體要把握好互聯網的特點和規律，推進理念、內容、手段、體制機制等全方位創新，努力實現軍事媒體創新發展，講好新時代強軍故事，傳播好中國軍隊聲音，為實現中國夢強軍夢提供有力思想輿論支持。
五、推進媒體融合，“借船出海”擴大影響
延安時期《解放日報》與兄弟新聞單位的融合互動，對今天推進媒體深度融合發展仍具有很強的啟示意義。
（一）讓報紙“可聽”
延安新華廣播電臺每天播出《解放日報》的社論和重要文章，特別是改版后的社論指導性更強，有力傳遞了黨中央的聲音，通過廣播能更有效地傳達給敵后根據地軍民，對國民黨統治區的聽眾也產生很大影響。當年由于受發行、郵遞等條件限制，《解放日報》借助廣播電臺，讓報紙版面上的新聞“可聽”，很好實現了融合傳播，增強了融合傳播效應。
（二）與新華社“兩翼齊飛”
延安時期的《解放日報》與新華社很多工作相互配合，毛澤東同志1941年5月15日曾代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了一個通知，明確要求：一切黨的政策，將經過《解放日報》與新華社向全國宣達。《解放日報》改版后，與新華社的聯手行動、融合報道更多，步調更為一致，特別是不少重要言論文章，往往是同步發布，相得益彰，使中國共產黨的聲音特別是聯合抗戰、持久戰、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等主張觀點得以廣泛傳播。
（三）“借船出海”開展外宣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對外宣傳，創新思路，有效運用各種媒體和渠道發聲。一方面，面對國民黨封鎖、自身傳播資源不足的狀況，黨中央加強自身傳播能力建設，創辦了《解放日報》、新華廣播電臺等媒體，發揮了外宣主力軍作用。另一方面，黨中央自信并很有策略地借助具有進步思想或政治中立的國內媒體、境外媒體，向國統區以及境外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在此過程中，《解放日報》主動“融合”“統合”《大公報》、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的力量，《解放日報》的報道內容豐富多彩，其中參加整風和南泥灣大生產運動等信息也成為埃德加·斯諾、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等外國來訪記者參閱的素材。“借船出海”開展外宣，讓國統區、境外廣大受眾了解到“中國的西北角”真實的情況、先進的思想和昂揚的精神狀態。
（四）新時代推動媒體深度融合發展
延安時期《解放日報》的創辦及改版工作都是在條件艱苦的情況下開展的，卻卓有成效。比如，1943年的一場輿論戰堪稱經典案例：當年，國民黨借第三國際解散之機，大造反共輿論，準備以重兵突擊延安。黨中央在作好軍事部署的同時，先發制人，發起輿論攻勢，不僅《解放日報》在版面上有力發聲，還融合、聯合了電臺、電文、出版、集會等平臺資源力量，有力揭露國民黨的企圖，進而引發國內外輿論紛紛予以譴責，勝利完成一次輿論反制。當年《解放日報》在多個維度上“深融”，激勵和啟發我們，主力軍要主動投身主戰場，去打主動仗。特別是在一些事關國家利益的敏感問題上，要先入為主，要多說、主動說，把解疑釋惑做在前面，力避“別人出題我們答”，被人牽著鼻子走。
新時代推動媒體深度融合發展，要推動主力軍全面挺進主戰場，以互聯網思維優化資源配置，把更多優質內容、先進技術、專業人才、項目資金向互聯網主陣地匯集、向移動端傾斜，讓分散在網下的力量盡快進軍網上、深入網上，做大做強網絡平臺，占領新興傳播陣地。對很多媒體來說，當務之急是打造自主可控、傳播力強的新型網絡傳播平臺，以此撬動媒體“深融”取得實質性進展。推進媒體深度融合發展，還應借鑒當年《解放日報》與廣播、通訊社等媒體平臺有機融合的經驗做法，積極打造多元立體融媒體矩陣，構建具有“噴泉效應”的多媒體矩陣，進行“多兵種協同作戰”，有效增強融合傳播效應。
（作者單位：解放軍新聞傳播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