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域下輿論戰證據有效運用的思考
摘 要：認知域下輿論戰的作戰鏈條上，證據的采集與運用是有重大價值的基礎環節，是目前各級認知域建設準備的重要發力點。結合認知域下輿論戰的特殊背景來研究證據，準確把握其特征規律，不斷深研謀略用法，提高認知域下輿論戰證據的有效運用，對我軍打好未來認知域下輿論戰主動仗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關鍵詞：認知域；輿論戰；證據
隨著現代信息化戰場物理域、信息域和認知域三大作戰維度的形成，認知域作戰在未來智能化混合戰爭背景下越來越受到關注。認知域作戰指通過特殊手段直接作用于大腦認知，以影響其情感、動機、判斷和行為，甚至達成控制大腦目的的一種作戰樣式。大腦作為認知載體，或將成為未來戰爭主戰場，制腦權即將成為認知域作戰的關鍵所在，是戰爭制權的最高層次。從這個意義上講，認知域作戰是為實現國家安全戰略目的，通過影響目標受眾認知來影響其決策和行為的認知對抗行動。此間，證據已然成為影響認知的重要因素，證據博弈是籌劃實施認知域下輿論戰必須重視的基礎環節。按照法學界普遍的共識，證據是指依照訴訟規則認定事件事實的依據。本文所指的輿論戰證據由此引申而來。可見，只有更精準及時地掌握證據、更穩妥適當地運用證據，才能更加有效地摧毀敵方認知、鞏固己方認知、塑造中立力量認知，為認知域下輿論戰的全面勝利提供有效支撐。
一、深刻認識證據在認知域下輿論戰中的三大價值，是證據有效運用的前提
信息是認知域下輿論戰的基本“彈藥”。證據作為彈藥之一，具有巨大價值，可從以下三個維度來審視。
（一）證據是認知域下輿論戰不可或缺的認知武器，具有斗爭價值
考察認知域下輿論戰的證據，就是要從認知層面來探究輿論戰事實認定的本質。認知域以人腦為主要作戰空間。證據，作為某種“過去事實”留下的痕跡，不管人們能否發現，它們無疑都是存在的。但某些證據在某些時候被特別提出和強調，其目的必然是為了佐證某些事實、迎合某些觀點、影響某些態度，其實就是論證主體自身認知塑造、觀點呈現和價值傳播的過程。借助當代認知證據主義（Epistemic Evidentialism）的認知證成理論，論證信念態度與認知證成之間存在不可忽視的邏輯聯系：信念態度在認識論上的合理程度，取決于相信者當時所擁有的證據的質量。可以說，認知域下輿論戰的證據價值與信息化認知作戰的武器語境高度契合，高質量的證據能夠高質量地影響認知，是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斗爭武器。這種“證明的根據”，在認知域下輿論戰中，既是打擊、改變敵方認知，做好認知攻擊的長矛利劍；也是引導、鞏固己方認知，做好認知防護的堅固盾牌。
（二）證據是認知域下輿論戰價值引導的證明根據，具有導向價值
真實性是事實的本質特性，卻不是證據的本質特性。證據不等同于客觀事實。可以說，沒有假的事實，卻有假的證據。依據證據法規則，以證據證明的事實，是一種可能性的事實，并不一定具有必然性。它所產生的結果，有可能是“錯誤”的結果，但這種所謂的“錯誤”，在法律程序上依然是一種正當化的結果。準確地說，它雖然是錯誤的，但卻是正當的。基于這種辯證的邏輯，認知域下輿論戰認可的證據事實，本身并不等同于客觀事實，其證據事實和客觀事實之間可以存在差異。證據可能是真是假，也可能半真半假，它追求的并不是絕對真實正確的結果，而是一種能夠影響認知的“正當化”結果。通過這些以證據方式呈現出來的認知要素，因為有“正當化”標簽，更具說服力和權威性，具有影響認知和行為的導向價值。
（三）證據是認知域下輿論戰完成特殊使命的基礎，具有制勝價值
作為認知域下輿論戰完成特殊使命的基礎，證據的制勝價值不容小覷。首先，證據的有效運用能夠使認知域下輿論戰在事實定性上偏差最小化。通過對證據素材進行梳理整合，對零散的、多視角下的證據做明確的邏輯性關聯，構設于我有利的證據鏈條和指向明確的事實定性，借此對客觀事實進行精確性關聯與有效性解讀。防止因事實定性不明、不準造成的認知偏差和輿論被動，能夠提高事實認定的準確性和清晰度。其次，證據的有效運用能夠使認知域下輿論戰的戰略決策成本最小化。所謂口說無憑，脫離了證據的有效支撐，認知域下輿論戰就脫離了戰斗力生成的客觀基礎，淪為徹頭徹尾的自說自話，其戰略決策效率必將降低，決策成本必將飆升。第三，證據的有效運用能夠使認知域輿論法理風險最小化。認知域輿論法理風險的主要來源是價值觀的背離、合法性的缺失、人道主義的漠視……對此，通過情景預設，有的放矢地列出證據清單，積極儲備證據素材，做好證據運用的合情合理化構建，就能夠實現一定程度的風險預警、風險規避和風險化解。
二、準確把握證據在認知域下輿論戰中的三大轉向，是證據有效運用的關鍵
相對于物理域、信息域環境下，證據在認知域下輿論戰呈現出鮮明的個性特征。在證明目的上，保障政略與戰略目標實現，服從服務于認知域下輿論戰的政治意圖；在證明手段上，往往真偽交織，制造許多真真假假、真偽不明的情況；在證明內容上，要能明晰、確鑿、及時地證明我方行動的正義、合法和敵人的無義、非法。主要體現在三個轉變。
（一）從“還原真相”轉向“影響認知”，以目標導向凸顯認知屬性
認知域下輿論戰，證據的根本目的從“接近真相、還原事實、促進客觀情景再現”轉向了“影響目標受眾認知，實現國家安全利益”。從最初反映戰場情況的客觀根據，到認知域下輿論戰的有力武器，它既不單純是用來證明的客觀事實，也不僅僅是用來證明事實的材料和手段。認知域下輿論戰的證據必然是帶有鮮明立場的。證明前先要明確證明誰的觀點？佐證誰的事實？維護誰的利益？絕不可能脫離其基本立場而價值無涉，證據以服務政治目的和戰略意圖為己任，引導目標受眾向既定認知目標邁進，接受、認同、塑造相應的論證結論。其采集與運用，都是由戰略決心、作戰意圖、戰場態勢來決定的，到底是真是假，是好是壞，都必須服從服務于戰略大局，需要結合作戰效果加以評判。
（二）從“原始采集”轉向“科學整編”，以智能手段輔助認知決策
認知是對信息進行積極加工的過程，包括信息輸入、加工和輸出三個環節。對應到認知域下輿論戰的證據行動中，就是收取采集證據、研判整編證據和決策運用證據。必須認識到，數字時代認知域下輿論戰，實質是在輿論場上進行信息操控與認知塑造的戰略行動，對證據素材的質量要求更嚴苛。如果對證據認識不足，把取證簡單看作為是拍照錄像、記錄現場，已經遠遠不能適應新的數字化認知域輿論戰場環境的要求了。必須以智能手段為輔助，向科學的證據采集、研判整編轉化。科學的證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人類對經驗意識的依賴，消除人在一定條件下認知的模糊性、零散性和片面性，輔助認知域作戰指揮員進行更加精準的指揮決策。現實中確實存在證據為真，但產生的認知卻為假的現象。只有通過對全域感知的證據信息進行采集、分類、匯編、對比、驗證、推理、判斷、整合等一系列智能整編工作，以證據的科學呈現來定向影響認知，才能將證據信息融合的過程和指揮決策結果相對應、相統一，使精準決策成為認知域下輿論戰制勝的關鍵。
（三）從“客觀呈現”轉向“情感共振”，以證明質量提升認知效能
認知域下輿論戰證據，僅作為客觀現象的簡單記錄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具有特殊的引導性、感染力，以便形成較強的傳播力和影響力，意在激發目標受眾的某種情感、引發特定認知，要從“客觀呈現”轉向“情感共振”。只有通過精巧適度的證據呈現來喚醒目標受眾的共情體驗，才能產生預期的證明效果。例如，一把帶血的刀，其自身并不能直接支持或者反對任何命題，除非有人感知到了這把刀，形成了感覺狀態，并將其與其他證據相關聯，才能產生證明效力。所以，認知域下輿論戰的證據必須是要能夠感知的。無論是真證據還是假證據，這些證據不以還原事實真相為己任，也并非僅用來證明某行動或行為的合法性或非法性，其意在使目標受眾受到思想沖擊、產生情感波瀾，起到如動搖軍心、激勵士氣、得道多助、激發同情、引導輿論、破敵銳氣等認知效果，確保有理說得出、說了傳得開。否則再好的證明邏輯也會因傳播力、感染力的缺失，導致證明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在激烈的認知博弈中無法產生效能。
三、創新證據在認知域下輿論戰的三種用法，是證據有效運用的路徑
認知域下輿論戰，證據有時是進攻的武器、有時是威懾的手段、有時是博弈的工具……如何巧妙地在這片沙場上排兵布陣、贏取主動？必須審時度勢、深研技法、精準呈現，有目的、有計劃、有策略、成體系地實施。按照證據參與度由弱到強、對證據認識由淺入深、證據戰法由被動到主動的邏輯順序，有客觀性、導向性、謀略性三種運用證據的方式。
（一）重視認知域下輿論戰證據的客觀性運用
證據有著不可比擬的說服力，認知域下輿論戰必須重視用證據說話。最基礎的做法是扎實推進證據的客觀性采集與運用。首先，需要在海量素材中發現和提取證據，初步解決證據可采性的問題。其次，采到的證據要經得起認知域下輿論戰實踐檢驗和評判，解決證據可用性的問題。基礎的證據采、用的邏輯線路是：客觀獲取證據素材—基于獲取的證據素材，梳理、匹配、整合，分析現有證據素材能夠證明哪些是對認知產生影響的客觀事實—解決“能夠證明什么”的問題。客觀取證做不好，就容易被敵方斷章取義，以偏概全，甚至混淆是非。一方面，通過原始證據的客觀呈現，揭露對方行為的非法性、挑釁性，闡釋我方行動的合法性、正義性，直觀有力地澄清事件真相，有效瓦解對方心理防線、動搖對方戰斗意志，形成強大的心理攻勢和震懾效能；另一方面，有效提振我方軍心士氣、激發戰斗精神，增強認知戰場的心理防護。總之，要力求在客觀上用好“能夠贏取主動的真證據”，揭露“證據販子手里的假證據”。
（二）加強認知域下輿論戰證據的導向性運用
要充分認識到，證據的證明價值需要通過解讀來實現，這給認知域下輿論戰的取證、用證留下了充分的引導空間。在證據的客觀性采集與運用基礎上，通過更加主動的逆向思考，可以發現另外一條證據采、用的邏輯線路：先厘清在認知域下輿論戰中需要證明哪些事實—再根據需求指向，考慮如何對既有證據素材進行傾向性整編和解讀—解決“如何闡釋、利用證據素材”的問題。在需求導向作用下，通過主動預設想要證明的事實，有意識做好證據關聯和有效性解讀。可以說，對客觀性原始證據整編的過程就是證據闡釋解讀的過程。零散的證據素材，經過注入主觀意圖的充分解讀和整編組合，就會形成帶有指向性的閉合證據鏈條。這些導向性證據產品引導受眾從“看見”證據到“看懂”證據，就是能夠影響認知域下輿論戰戰斗力生成的武器。事實上，對證據利己性解讀能力更強的一方，往往更能主導戰局發展。
（三）設計認知域下輿論戰證據的謀略性運用
認知域下輿論戰最終打擊的目標是認知能力，作戰制勝的主導要素會自然而然地向認知轉移。因此，證據在認知域下輿論戰的高技巧運用，必須要借助戰略家的系統眼光和謀略思維來實現。這里證據采、用的邏輯線路是：把證據視為認知域下輿論戰不可或缺的關鍵要素納入整體戰略籌劃環節—依據不同場景預設關鍵證據清單—主動制造條件來獲取關鍵證據—解決“如何從證據層面實現認知域輿論戰的戰略意圖和作戰決心”的問題。特殊條件下，甚至可以通過精巧的安排，以積極主動的“創意設計”布設證據迷霧，促使敵方自揭其短，暴露弱點，做出于我有利的動作反應，形成完整確鑿的證據鏈條，以達成特殊信息釋放、對敵攻心宣傳、政治外交暗示等目的，消耗敵方認知能力，打亂其思維、干擾其判斷、阻礙其行動。特別要形成認知域輿論戰背景下的證據博弈謀略戰法意識，在各類證據間選擇、取舍、組合、拼搭、切換……靈活投放、巧妙呈現，充分發揮證據運用的潛能，牽制、遏止、反制敵方行動，拓展己方行動空間，可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作者單位：國防大學政治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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