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現場：形象還原經典歷史場景 ——目擊新聞《毛澤東先生到重慶》帶給我們的思考和啟示
摘 要：彭子岡采寫的通訊《毛澤東先生到重慶》，用親眼目睹、親耳聽聞的流動畫面，完成了一次對重大歷史事件的“目擊新聞”報道，轟動了大后方。作者把眼睛當成攝像機，用筆形象還原了經典歷史場景，給受眾以身臨其境之感。從媒介發展史的視角回望這篇佳作，對當下新聞寫作依然有啟示意義。
關鍵詞：《毛澤東先生到重慶》；目擊新聞；媒介發展史
在烽火硝煙的革命戰爭年代，那些勇立時代潮頭、以歷史使命為己任、為國家興亡不息奔走吶喊的人也總會被歷史所銘記，著名戰地女記者彭子岡就是其一。她寫下大量膾炙人口的新聞報道，如專欄“重慶航訊”等，而最能成為其代表的，是《毛澤東先生到重慶》。這是她在親歷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國共兩黨“重慶談判”時，通過28日下午在機場接機時的細致觀察和隨后采訪寫成并發表于29日《大公報》頭版的目擊新聞。1945年8月28日下午，當毛主席大踏步走下飛機扶梯，當時已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7年的《大公報》記者彭子岡在接機人群里注意到他的鞋底是新的；在毛主席跟記者們握手的時候，她看到他的手指被香煙燒得焦黃，聽到毛主席幾乎是用陜北口音說“很感謝”；當她緊緊跟隨接機車隊追到毛主席暫時小憩的張公館，又注意到他敞了外衣，露出了里面簇新的白綢襯衫，注意到他打碎了一只蓋碗茶杯；等等。她用親眼目睹、親耳聽聞的這些流動畫面，給國統區民眾描繪出一個生疏于大城市奢華官場生活、迥異于國民黨官員的共產黨領袖形象，轟動了大后方，使民眾對毛主席產生了敬意和好感。當年延安編纂的有關文集收錄了這篇報道，有人將它與作家方紀追述延安各界在清涼山機場為毛主席赴重慶談判送行的著名散文??《揮手之間》譽為合璧，并稱姊妹。
全媒體時代，當移動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推動使新聞生產及傳播已經實現人人都可“在場”、人人都能“目擊”，在這個所有人均可“瞬時共在”的時代，從媒介發展史的角度回望這篇目擊新聞的典范，我們會更加發現它隱于歷史長河里的迷人輝光。
一、流動的畫面——把眼睛當作攝像機
“重慶談判”是中國近代史上劃時代的大事件，舉世矚目。當時重慶地界的新聞媒體紛紛用《毛澤東先生來了！》《毛澤東到了重慶》《團結在望 國家之光—欣聞毛澤東先生抵達重慶》《迎毛澤東同志來渝》等大標題直接明了聚焦毛主席的抵達，對這個歷史時刻，《新華日報》的報道是：“八月間充滿了偉大的日子，偉大的新聞。本報發表了毛澤東同志來渝的消息，重慶市民間是如何的激動，如何的洋溢著喜悅啊！本報門市部擠滿打聽消息的熱心的讀者”“人們在酷熱中等候了兩個鐘頭，但是每個人都遮掩不住由衷而發的喜色”“機門才開，就是一片鼓掌的聲音。最前列就排齊幾十位攝影記者的陣勢”“攝影競賽繼續了二十分鐘之久，赫爾利大使對毛主席說：‘好萊塢！’”“美國記者們像打仗似的，拼著全力來捕捉這一鏡頭”……對于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報道方式自然是多種多樣，彭子岡選用了“目擊式新聞”，她把一雙慧眼當成攝像機、用一管神筆，將當時那個活動著的場景，永久地留存在歲月里，使得我們今天回頭去讀，依然如同身臨其境，像跟隨著她的筆觸，就踏入了她當年踏入的那同一條河流。
“目擊式新聞”也稱“目擊新聞”，是日本共同社在20世紀40年代倡導的一種新聞報道方式，強調記者深入新聞事件正在發生的現場，以觀察為主要采訪手段，采用時空交錯的結構形式，通過描寫記者的所見、所聞、所感，再現新聞事件發生、發展的全過程。因此，優秀的目擊新聞作品通常都有這樣的品質：記者是現場和現場之外那萬千受眾的“中介”，記者的眼睛猶如攝像機的鏡頭，“拍攝”下隨時間流動的一個一個場景、捕捉到場景中一個一個富有表現力的細節；記者的文字是“鏡頭語言”，引導著受眾看到現場、聽到現場，從而使受眾感到仿佛自己就在現場。
世界新聞史上公認的運用目擊式新聞的“頂級選手”是美國記者愛德華·默羅，他的“目擊新聞”的頂峰是他報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彼時正是廣播的黃金年代—1940年，美國有收音機4400萬臺，大約90%的家庭擁有一臺或一臺以上，且平均每天人們會花4個小時來收聽。默羅的第一篇戰爭新聞是1938年3月12日，他向美國聽眾廣播—在互聯網和電視機問世之前，廣播是唯一能直播現場的大眾傳播媒體—德軍侵占維也納，這次報道是典型的“目擊”，被視為廣播史上的首次“現場直播”。但這還不是默羅的最好，默羅最為人稱道的節目是德軍轟炸英國時他站在BBC大樓頂上的直播系列“這里是倫敦”。該系列不僅僅是用語言再現現場，還用同期聲—飛機轟鳴和隆隆爆炸—告訴受眾：“這里就是戰場，你們同在戰場，你們看，你們聽。”
在目擊新聞出現的20世紀40年代，電影已經深入世界發達地區的人心。以“這里是倫敦”為代表的目擊新聞所要達成的傳播效果，是要使報道具有電影（以及后來的電視）的某些特點，即變靜止為活動、抽象為形象、平面為立體，使受眾如親眼目睹，如親耳聆聽，如身在現場。也因此，《毛澤東先生到重慶》一文，像是彭子岡一邊扛著攝像機，鏡頭一一掃過現場，一邊報道說：“這里是重慶，這里是機場。”
二、“補充的符號”——用文字實現電視效果
目擊新聞之所以要使自己具有“電影或電視的特點”，是因為在互聯網出現之前，沒有比電影或電視更能夠“使人如臨其境”的大眾媒介。被譽為法國經典電影理論一代宗師的安德烈·巴贊在他的奠基性文章《攝影影像的本體論·電影是什么》一文里說：“作為復現手段的一種代用品，唯有攝影機鏡頭拍下的客體影像能夠滿足我們潛意識提出的再現原物的需要，它比幾可亂真的仿印更真切—因為它就是這件實物的原型。”就“再現原物”而言，電影確實已經達到極致，但就新聞傳播而言，電視更勝一籌，因為它最為完美地結合了“圖像”和“即時”。正如電視的英語名稱television前綴tele表達“遙遠”，vision表達“視力、視野、畫面”，意思是“從很遠的地方傳來的畫面”，或者是“能讓畫面從很遠的地方傳過來的東西”，這就使得“看”這個傳播優勢在電視的中英文名稱中都得到體現。這也是德國人保爾·尼譜科夫發明對電視的發展影響巨大的尼譜科夫掃描圓盤的初衷，他寫在發明專利申報書上的第一句話就是：“這里所述的儀器能使處于A地的物體在任意一處B地被看到。”默羅作為廣播明星順應了這個“看”，他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將他深受美國聽眾喜愛的廣播新聞節目《現在請聽》變成了電視新聞節目《現在請看》。
從“聽”到“看”，據有關科學家估計，電視輸出的信息要比廣播多39倍，這是因為電視能同時傳遞包含畫面、聲音、文字、音樂、音響在內的多種符號，它展現給觀眾的是一個由語言、表情、手勢、環境、音響等多種符號構建的“真實世界”，而這種同時多通道的傳播能使人以為它提供的信息就是那個真實世界的“自然復制”，從而實現“眼見為實”。傳播學家、媒介技術學派的代表人物保羅·萊文森認為后續媒介都是對先前媒介之不足的補償，這印證了《美國新聞史》里的一句話：“任何時候，只要現有的傳播機構長期忽視了大批民眾，那么最終總會有人設計出新的機構來滿足這一需求。”而之所以“總會”，是因為人類對親身認識并體驗真實世界有著永恒的渴望，能聽更能看的電視滿足了人們足不出戶即既為“順風耳”又成“千里眼”的夢想，電視在1948年取得突破性進展之后，僅花費10年時間就深入到86%的美國家庭，成為保羅·萊文森眼中大眾化速度最快、程度最高的媒介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電視的這種能“看”恰是文字表情達意上的短板。文字符號的最大特點是它們的能指與所指不僅分離且組合任意。關于此，現代符號學之父費爾迪南·德·索緒爾說：“能指和所指的聯系是任意的，或者，因為我們所說的符號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聯結所產生的整體，我們可以更簡單地認為—語言符號是任意的。”這使得文字長于抽象和概括，弱于對“形象”的具體描繪。文字的“信息復原”需要借助信息接受者的經驗和想象來一同完成，難以像攝影機鏡頭那樣惟妙惟肖地還原報道對象。因此，為了達到理想的傳播效果，對于文字傳播無法實現的效果，就需要借助其他種類的傳播符號予以補償。《毛澤東先生到重慶》一文中，所有落在彭子岡筆下的她的所見，都是“畫面符號”；毛主席說“‘很感謝’，他幾乎是用陜北口音說這三個字，當記者與他握手時，他仍在重復這三個字”“張治中部長說：‘好了罷’。赫爾利卻與毛澤東、周恩來并肩相立，撫著八字銀須說：‘這兒是好萊塢！’”等“同期聲”，是“聲音符號”；毛主席來渝“是維系中國目前及未來歷史和人民幸福的一個喜訊”“廣漆地板的客廳里的一切，顯然對他很生疏。他完全像一位來自鄉野的書生”等，是“文字符號”；毛主席“拍著中文書面談話說”，既是“畫面”，也是“音響”；等等。彭子岡正是借用了抽象文字之外的多種符號多通道同時傳播，使得《毛澤東先生到重慶》具有電視傳播的現場效果，成為目擊新聞的典范。
三、優質的內容——回到媒介發展的最初動因
《新聞的發明》一書里說：“人類想獲取信息、想知道內情的欲望，與人類社會一樣古老。”這跟傳播學鼻祖韋伯·施拉姆的觀點一致，施拉姆在《人類傳播史》中說：“早在報紙出現前，人類的生活中就有新聞……人類最早的部落會挑選機警、眼尖的人到山頂上守望，注意有無可獵食的動物或是敵方的戰士，然后向部落回報其所見所聞。這些守望者即是人類最早的新聞記者。”“史前時代，旅行是最早的新聞來源之一，即使是短暫的旅游探險也不例外。在早期，當流浪者和旅人回到家鄉時，周圍的人一定會請他們講述旅途見聞，而在人們見過的異鄉人愈來愈多后，他們所提出的問題也就愈來愈復雜。”人類的傳播究竟從何時開始，我們還不知道。我們只知道，在人類傳播的歷史長河中，傳播媒介發展的基本方向是，要么努力壓縮傳播所需要的時間以實現信息的“保鮮”，要么努力減少傳播中的損耗以實現信息的“保真”。由此我們也可以知道，自人類的傳播開始，受眾對于新聞品質的永恒追求，一般不外乎兩點：信息的新鮮度和它對事實的還原度，像某知名媒體的廣告語：“最快的現場新聞，最全的現場記錄。我是你的眼睛，我就在現場。”電視之所以形成了人類傳播的一個高峰，很大程度上就像這句廣告語的實踐，它不僅做到“即時”，還通過多通道同時傳播，將信息損耗降低到一個它出現之前的其他媒介都無法企及的高度。
據相關資料顯示，彭子岡寫成《毛澤東先生到重慶》只用了一個半小時，隔天就刊登在《大公報》的頭版，這在當時是極快的速度，可算她的作品的“保鮮度”；而她的新聞的“保真性”，作家沈從文在評論她時曾把新聞比作“用人事寫成的大書”，他說，那是有時間性的，然而，彭子岡的報道“即或已成為歷史的陳跡”“也畢竟是歷史的真實”。
當互聯網通過“擬人際傳播”讓我們似乎又回到了傳播的最初，我們發現，口語傳播仍然是人類使用最為廣泛和頻繁的傳播方式，以口語為符號的人際交流也被公認為效果最好的傳播方式。這或許是因為口語傳播中受傳雙方都同時在場，瞬時接收手勢、表情、語氣、語音、語調等眾多符號所共同傳輸的信息。盡管今天人人都可“在場”、人人都能“目擊”，但提高新聞產品的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需要記者腳力、眼力、腦力、筆力同時“在線”……
（作者單位?：國防大學軍事文化學院、政治學院）
責任編輯：姜興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