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揮我國社交媒體國際輿論斗爭功能論析
摘?要：我國社交媒體的快速發展，推動我國輿論場國際影響力提升，并改變著“西強我弱”國際傳播傳統格局。在我主流媒體“出海”阻力增大背景下，我國社交媒體亟需通過引接境外用戶、增強核心技術、加強國際運維和戰略管理等措施，進一步增強國際輿論斗爭話語權和主動權，為我開展國際輿論斗爭構設前沿陣地，發揮“主場”優勢。
關鍵詞：社交媒體；輿論斗爭；國際傳播；認知攻防
近年來，我國社交媒體的用戶群體快速增長、用戶成分更加多元，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在國際熱點事件中，我國社交媒體及其所代表的中國輿論場受到國際社會普遍關注重視。在我與強敵對手的政治、軍事、經濟和外交斗爭中，我國社交媒體平臺已成為輿論交鋒和認知攻防的重要戰場。進一步加強社交媒體建設管理和統籌運用，已成為改善國際輿論斗爭態勢、提升國際話語權的必然之舉。
一、我國社交媒體國際影響力提升的基本邏輯和主要表征
在深度關聯的全球信息空間，社交媒體的興起進一步增強了不同國家和地區用戶的連接和互動。我國主要社交媒體平臺如微博、抖音、嗶哩嗶哩、知乎等在發展壯大過程中，對國際熱點事件和國際輿論斗爭的反應和介入更加積極主動，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我國社交媒體境內境外用戶生產海量信息
一個國家在互聯網信息生產中的占比，是衡量其國際影響力的重要指標。長期以來，美西方發達國家媒體在信息生產中居于壟斷地位，并由此構成了國家傳播力、國際影響力“西強我弱”的國際輿論傳播格局。隨著我國社交媒體平臺的興起，這一現象正在改變。
一方面，我國社交媒體為境內網民信息生產能力的釋放提供了出口。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統計顯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已達10.67億。如此龐大的網民群體，是互聯網觀點、言論和圖文聲像信息生產的生力軍，而微博、微信、抖音等頭部社交媒體，又為這些信息的匯聚和呈現提供了絕佳平臺。另一方面，我國社交媒體的境外用戶群體也迅速增長。近年來，從外國政要、外交機構，到境外網紅名人、經貿旅游文化機構，紛紛入駐我國主流社交媒體平臺。這些境外用戶所生產、發布的各種信息盡管多數為非中文信息，但通過平臺審核把關、用戶習慣培養、偏好信息推薦等方式，也無疑增強了廣義“中文信息”的生產，從更深層次提升了我國的國際傳播力影響力。
（二）我國社交媒體直接成為國際斗爭博弈戰場
在國際斗爭博弈中，任何有影響力的傳播平臺都必然成為“戰場”，我國社交媒體也不例外。海量信息生產以及大量境外用戶“入場”，使我國社交媒體輿論場從國際輿論場的邊緣地帶逐步進入中心地帶，從而不可避免成為國際斗爭博弈的前沿地帶。
一方面，我國社交媒體成為對手滲透攻擊的橋頭堡。其中，以外國駐華使領館為代表的機構類賬號，成為以合法手段對我實施認知影響的重要渠道。以美國駐華大使館微博賬號為例，該賬號常年針對“人權”“民主”等話題和涉疆藏、涉港臺議題發布信息，兜售政治偏見和片面觀點，推動對華“戰略傳播”。同時，我國社交媒體也成為境內境外信息“搬運”的載具。一些社交媒體賬號出于博取關注、吸引流量等目的，將來自推特、臉書等境外媒體的信息進行裁剪加工，移植到我國社交媒體平臺，在客觀上沖擊了我國傳播秩序和輿論安全。更為嚴峻的是以所謂“大翻譯運動”為代表的逆向信息搬運行為，從我國社交媒體截取個別網民的反常識、非理性言論，到境外輿論場加以大肆傳播和歪曲解讀，此種行為即為赤裸裸的輿論污名和認知攻擊。
另一方面，我國社交媒體成為他國斗爭博弈的競技場。輿論陣地自己不占領，就會由對手占領，這個邏輯同樣適用于他國之間的輿論斗爭。我國社交媒體龐大的用戶體量、持續增長的國際影響力，使其成為各國在斗爭博弈中積極“占領”的重要陣地，誰也無法承受在中文社交媒體缺位、失語的風險。
與此同時，中文社交媒體用戶態度成為各方斗爭博弈的重要變量。全媒體時代，用戶的支持度直接影響特定事件是非曲直的定性，爭取社交媒體用戶的理解支持由此成為斗爭博弈中的重頭戲。傳統互聯網時代，我國網民雖然數量龐大，但由于態度信息的傳播形式、釋放渠道、擴散效率的限制，在國際輿論場“能見度”并不高。隨著我國社交媒體的崛起，我國網民對國際熱點事務的態度得到多元化、直觀性呈現，因而成為國際輿論博弈不得不重視的重要因素。
二、社交媒體平臺對我改善國際輿論斗爭態勢的重大意義
無論我們是否樂見，我國社交媒體不僅已成為我國國家傳播的重要窗口和渠道，而且日益成為國際輿論場的重要一“極”。對于正在國際傳播和國際輿論斗爭領域努力“突圍”的我國而言，日益具備國際影響力的社交媒體平臺提供了“突圍”甚至彎道超車的難得契機。
（一）美西方對華“脫鉤”和“逆全球化”背景下，我國社交媒體成為對外溝通交流的基本紐帶和保底手段
對于處在由大向強攻堅期、爬坡期的我國而言，保持相對穩態的對外溝通交流至關重要。隨著綜合國力提升，我已在經貿、文化、科技、國際政治等方面深度融入國際體系，但在“逆全球化”思潮和中西方對抗加劇背景下，持續數十年的對外溝通交流體系面臨挑戰。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在經貿、科技、教育等領域對我極限施壓，“脫鉤”舉動頻頻，拜登政府上臺后雖有所緩和，但雙方溝通交流渠道總體上大幅縮水。而在“新冷戰”陰影揮之不去、全球化遭遇逆流的當下，我國與包括美國、歐盟在內的整個西方世界關系面臨新挑戰。此種背景下，充滿生機、具備更大彈性和更強國際吸引力的我國社交媒體平臺，事實上承載著公共外交的重要職能，成為中外官方民間直接進行“錯位”溝通的重要渠道，為維系和加強中外交流、推動國際關系良性發展提供了特殊紐帶和保底手段。
（二）我主流媒體“出海”受挫、國際傳播渠道收窄情況下，亟需打造更加自主可控國際傳播平臺
近年來，我主流媒體在美西方國家的分支機構紛紛被打上“外國代理人”標簽，境外落地傳播業務受限。我主流媒體、政府機構和群團組織在臉書、推特等國際社交平臺的戰略布局也受到嚴格監管和歧視，面臨隨時被封禁風險。2022年俄烏沖突中RT等俄主要媒體被美西方集體封禁、瞬間失聲，就是最新警訊。此種情況下，進一步加強我國社交媒體建設管理和創新運用，可望變相突破美西方輿論陣地鉗制封鎖。近年來，在中美貿易戰、新冠肺炎疫情、俄烏沖突等一系列重大國際事件中，微博、微信、小紅書、抖音等中國社交媒體以吸引大量境外用戶關注使用等方式，展現出巨大的國際傳播潛力。盡管我國社交媒體的國際傳播能力與推特、臉書等美西方運維的國際社交媒體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但其信息生產和傳播總體上操之在我，不再受制于人，美西方媒體壟斷國際熱點議題傳播的傳統格局已被悄然打破。
（三）在我擁有全球最龐大網民群體背景下，網民規模優勢理應轉化為國際傳播和輿論斗爭優勢
全媒體時代，網民基數是國際輿論場的重要資源，我國10多億網民更是國際輿論場上一筆巨大的戰略資源，但用發展的眼光看，我國龐大的網民基數并未轉化為國際網絡空間的輿論量能。其中的核心問題，在于我國網民常用的網絡媒體平臺尤其是社交媒體平臺還不具備強大的國際傳播能力，能夠向國際輿論空間直接釋放信息的渠道偏窄、效能偏低。而在我國社交媒體大量吸引國際社會關注、具有足夠國際影響力的情況下，這一情況將得到根本改善，中國網民群體將能更便捷參與國際輿論斗爭，承載中華文化、中國價值觀、中國利益訴求的網絡信息將能更直接輻射國際社會，我在國際傳播和國際輿論斗爭中的被動局面也可望有效破解。
三、提升我國社交媒體國際傳播和國際輿論斗爭實力的主要路徑
綜上所述，加強我國社交媒體國際影響力和國際輿論斗爭能力，既有先期實踐基礎，又有現實緊迫性。亟需抓住有利契機，系統性加強我國社交媒體平臺建設管理和戰略運籌，防范風險，發揮優勢，把握機遇，提升其全球輻射力影響力，做大做強我經略國際輿論場、影響塑造全球認知空間的“自留地”“根據地”。
一是進一步壯大國際用戶群體規模，形成聚集效應和規模效應。加大我國社交媒體海外宣傳推廣力度，按照“先周邊后其他、先亞非拉再歐美”的順序，向境外受眾推薦使用微博、抖音、知乎、微信等中國優質社交媒體平臺；動員我駐外使領館在國際社交媒體和國內社交平臺（以微博為主）同步開設賬號，以吸引更多海外華人和知華友華人士關注使用，并形成跨域鏈接；利用外國政黨、政要在政治選舉和公共事務中對華裔群體的倚重，進一步運籌境外華裔意見領袖入駐我國社交媒體平臺，進而帶動更多外國政要、國際組織和境外媒體關注使用我國社交媒體賬號。
二是加強與國際用戶友好互動，釋放我國社交媒體公共外交潛能。安排我外交機構和外交人士及時對外國政要、駐華使領館注冊的中國社交媒體賬號“加關注”，表達歡迎和重視態度；鼓勵國內各界意見領袖在建交周年、友好條約紀念日等時節，與外國政要的我國社交媒體賬號共慶互祝，融洽關系增進感情；我外交人士以半官方身份，通過點贊轉發、留言跟帖等方式，在我國社交媒體平臺與外國政要加強話題交流，求同存異凝聚共識；針對部分網民對境外人士中文社交媒體賬號存在的民粹情緒和偏激言論，要通過嵌入理性跟帖等方式予以管控引導，以防范離間破壞。
三是加大創新建設力度，增強我國社交媒體在國際網絡空間核心競爭力。從網絡空間戰略競爭高度，瞄準臉書、推特、優兔等國際頭部社交媒體，制定我國社交媒體平臺追趕式、跨越式發展戰略，分類型、分步驟指導扶植我國社交媒體平臺參加國際競爭；從網絡信息產業發展高度，瞄準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虛擬現實、5G、云計算等核心技術集智攻關，為我國社交媒體在平臺架構、應用場景、運維模式、信息安全、內容分發等方面自主創新提供強大技術支撐；從國防和軍隊建設角度，加強社交媒體平臺軍民兼容的頂層設計，創新其國防價值釋放渠道和模式，進而反向牽引我國社交媒體創新發展。
四是穩慎處置突發情況和敏感議題，掌握我國社交媒體平臺輿論主動權。針對一些境外用戶賬號對我開展的污蔑攻擊或意識形態滲透，通過官方渠道澄清、網評隊伍反制等方式第一時間加以處置，必要時根據平臺監管規定對有關信息采取限制措施；針對有些外國政治實體在我國社交媒體的“掐架”行為，既要避免盲目表態被動卷入，又要適時釋放公正立場，維護國家利益；針對一些別有用心者利用我國社交媒體平臺煽動仇恨、挑動對立等行為，要加強動態監測和溯源打擊，防止非法信息搬運和負面輿情外溢，防范敵對勢力利用境內境外輿論“場差”實施認知操縱。
五是加強規制建設和戰略管理，確保我國社交媒體可管可控行穩致遠。指導各社交媒體平臺進一步修訂完善針對國際用戶的使用協議文本，確保涵蓋國際用戶賬號可能出現的各類違規失范行為；進一步健全虛假信息的人工和機器核查機制，過濾虛假信息，標注可疑信息，提供重要信息的信源核查鏈接，提升我國社交媒體平臺整體信息質量和可信度；按照新修訂版《網絡安全審查辦法》加強社交媒體平臺監管，防止其被境內外資本操控，防止其在數據安全、認知安全、政治安全等方面懈怠失職。
（作者單位：國防大學政治學院）
責任編輯：姜興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