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輸出：日本恢復所謂“正常國家地位”的重要抓手 ——日本對外文化輸出帶給我們的警示和思考
摘?要：日本把文化輸出作為其恢復所謂“正常國家地位”的重要抓手，企圖通過擴大文化影響力改變其國際形象。本文在簡析日本文化輸出的基本做法的基礎上明確提出，對日本對外文化輸出中的軍國主義思想等要高度警惕并堅決抵制，同時提出對我國加快提高對外文化傳播能力的警示與思考。
關鍵詞：日本文化；對外輸出；軍國主義思想；警示
20世紀90年代，隨著冷戰結束，泡沫經濟破滅，日本政府意識到文化將成為界定國際政治新秩序的重要力量，開始從“經濟立國”轉向所謂“文化立國”。1996年7月，日本文化廳提出《21世紀文化立國方案》，正式確立“文化立國”戰略。進入21世紀特別是安倍晉三二次執政以來，日本處心積慮想要擺脫戰后體制，做一個所謂“正常的政治軍事大國”，加緊推進“文化立國”步伐，不斷擴大日本文化影響力，為軍國主義復活搖旗吶喊，試圖改變其所謂國際形象。本文在簡析日本文化輸出的基本做法的基礎上明確提出，要高度警惕日本文化輸出中的軍國主義思想等，同時提出對我國加快提高對外文化傳播能力的警示與思考。
一、簡析日本對外文化輸出企圖和主要做法
文化輸出即文化擴散，指人們通過各種媒介途徑，將自己所擁有的文化知識、價值觀念、習俗等傳遞給他人的現象，目的在于促進交流、贏得認同。日本注重以文化輸出擴大其影響力，企圖改變其所謂國際形象。
（一）打造“一體多元多層”對外文化輸出體制
21世紀以來，日本經過不斷探索，構建形成“一體多元多層”橫縱交織、全面覆蓋的對外文化輸出體制。橫向上，由政府牽頭部門主導，中央各省廳各司其職、協同配合，并設立了相關省廳聯絡會議制度。中央省廳層面，內閣府知識產權戰略本部負責知識產權相關法律法規制定、知識產權戰略計劃推進等；文部科學省負責文化輸出政策制定、開展國際文化藝術交流等；外務省通過日本駐外使館和國際交流基金，借助線上線下等多元渠道，向世界展示推廣日本文化，培植親日派和知日派，塑造有利于日本的國際環境。總務省、經濟產業省等其他省廳則依據各自職責，密切配合對外文化輸出。縱向上，由中央各省廳推進，下屬的“咨詢會”“懇談會”“審議會”等高端智庫緊密支撐，地方自治體積極參與，為政府在決策咨詢、政策制定實施及效果評估等方面提供支撐。實踐證明，這一體制既有利于形成集體合力，又可以發揮各實施主體的主動性積極性。
（二）制訂完善對外文化輸出政策體系
日本對外文化輸出不僅依賴于“舉國體制”，還發展形成較為完備的政策體系，為對外文化輸出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比如，2001年12月日本政府頒布《文化藝術振興基本法》，為長期、持續地向他國輸出日本文化提供法律依循。此后，日本政府頻頻頒布新規，不斷調整完善文化輸出策略方法。如2007年日本政府發布《日本文化產業戰略》、2017年內閣官房和文化廳提出《文化經濟戰略》、2024年6月日本知識產權戰略本部發布《知識產權推進計劃2024》，等等，逐漸形成了一套緊跟時代，不斷發展完善的對外文化輸出政策體系。
（三）推行“三位一體”的文化輸出策略
早在所謂“文化立國”戰略提出之初，日本就已規劃布局文化振興、文化外交、文化產業“三位一體”協同推進的發展路徑。
文化振興：傳統文化挖掘與現代文化創造融合再生。日本在推進文化藝術振興中將打造文化資源大國作為重要著力點，高度重視傳統文化保護傳承和現代文化創造發展。除了在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領域深耕發展，日本還十分重視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融合再生，以及背后精神價值的注入，為其廣泛傳播奠定基礎。日本大力挖掘歷史文化、傳統藝術、住宅景觀甚至是日常生活中能夠與現代審美相契合，滿足現代人精神需求的文化。如日本動漫傳遞“努力、希望、勝利”等所謂的“普世價值”，傳統價值與現代流行文化結合，試圖廣泛影響他國青少年受眾，增強其對日本文化的認同。
文化外交：借助立體文化交流網絡和“文化推手”隱性輸出。在文化外交實踐中，日本千方百計拓展政府、企業、高校、研究機構、地方團體、媒體等立體文化交流網絡，開展各類隱性輸出活動，以避免引起他國政府和受眾的抵制反感。近年來，日本地方專業團體機構和他國粉絲在世界各地舉辦的日本文化節，擴大了日本文化朋友圈。另外，重視海外“文化推手”的發掘培養。以日本對拉美開展文化外交為例，日本在拉美政界、商界、學界、新聞界尋覓日裔后代擔任“文化推手”，授予“拉美日裔領軍人物獎學金”，資助他們赴日本學習和了解祖籍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增強其與祖籍國間的情感連接，培養傳播日本文化的責任感。同時，通過或明或暗的資金資助等方式，培養親日派、知日派，將其作為日本文化輸出的“轉碼者”，幫助日本政府在各國社交媒體傳播和收集信息，輔助日本開展文化外交。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日本文化外交重視“微博外宣”等自下而上的公眾輿論滲透。日本諸多縣市已在微博、B站等受眾眾多的中國新媒體平臺開通賬號，宣傳日本各地觀光、美食、娛樂和傳統文化，與日本駐華大使館、日本國家旅游局等官方賬號密切互動，看似傳播內容較少涉及政治，但從中央到地方的垂直型社交媒體架構已初具形態，為其對外文化輸出打下伏筆。
文化產業：品牌化、產業化輸出內容。文化產業與文化振興、文化外交密不可分，相互促進。日本在對外文化輸出中逐漸形成品牌化、產業化輸出機制，如一個作品在創作之初便圍繞故事、形象同步打造動漫、影視、電子游戲等系列衍生產品，不僅形成強大的文化產業群，還延長了文化產品的流行周期。同時一些出版社、電視臺、贊助商等結成“形象聯盟”，共同推動文化作品的二次創作傳播。如近年來，日本制定實施“日本屋”項目，是日本政府目前運營的最大海外文化輸出據點和鏈接地方與國際經貿合作的平臺。該項目設立的目標明確提出：為有效搜集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相關信息情報提供一站式服務；摒棄單一的政治宣傳，融入商業理念，通過設置西餐館、咖啡廳、購物場所等商業設施，多維展現日本民間活力和文化魅力。其本質上是日本文化輸出，配合日本在全球范圍內的所謂戰略性外交，為落實所謂“印太構想”和推進區域經濟合作發揮作用。
二、對日本對外文化輸出中的軍國主義思想等要高度警惕并堅決抵制
近些年來，隨著日本政治右傾化，日本對外文化輸出表現出與其政治戰略、軍事戰略緊密捆綁，大力推進自下而上的公眾輿論滲透等特點，暴露出文化侵略本質和軍國主義思想沉渣。
（一）文化界為軍國主義復蘇提供理論支撐和政策引導
1868年明治維新以后逐漸形成的日本軍國主義,“就是要變中國為其獨占的殖民地,進而吞并亞洲、稱霸世界。”日本文化界一方面極力丑化中國及中國人，把人性中一切負面和丑惡的東西都強加于中國的“國民性”之中；另一方面極力鼓吹日本具有先進的制度和文明,提出只有日本才能拯救中國和亞洲，為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搖旗吶喊。這些觀念主張,都為日本政府對外侵略擴張提供理論支撐,同時也助長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囂張氣焰。這與當前某些日本政客頻頻通過渲染外部威脅，謀求突破和平憲法約束，企圖讓日本成立國防軍、擁有對外交戰權主張不謀而合。這也正是當前日本對外文化輸出的目的所在。
（二）教育界為日本文化隱性傳播軍國主義思想服務
日本侵華戰爭至少造成中國3500萬人員傷亡和6000億美元以上經濟損失。二戰以后，日本右翼勢力一直通過多種手段試圖為侵略歷史翻案，處心積慮篡改日本的侵華歷史，將侵略戰爭美化成“自衛戰爭”和“亞洲各民族的獨立解放戰爭”。日本教科書更是采取“選擇性遺忘”、美化軍國主義，即使提及侵略戰爭篇幅也很小，而日本受到空襲、原子彈轟炸等則被重點介紹，塑造其“戰爭受害者”形象，向學生灌輸扭曲的歷史觀和地理觀。在政治層面，不乏閣僚甚至首相等右翼政客公然參拜供奉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公開宣揚錯誤史觀，實質上是為其文化侵略提供精神支持。這值得我們高度警惕。
（三）文化“軟實力”為軍國主義擴散提供“文化戰爭武器”
早在冷戰時期，“動漫外交”就成了日本右翼政府傳播日式價值觀的“文化戰爭武器”。日本原外相麻生太郎就曾向世界宣布日本將會繼續用文化輸出的戰略，來宣揚“大和民族精神”，也正是在那時，日本提出了“動漫外交”的策略，妄圖用動漫文化的輸出，讓未來的中國人“成為日本精神之奴”。日本大量動漫作家在涉及侵華歷史、中國領土等方面，常常夾帶私貨。比如，日本動漫《GATE奇幻自衛隊》就通過虛擬世界背景，使“日本軍隊”合法化，傳遞出使“戰爭合理化”意圖。這充分暴露了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在復活，其用意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三、提高我國傳播能力的思考
縱觀日本對外文化輸出，其篡改歷史，杜撰“陰謀”，把日本民眾對戰爭的恐懼轉嫁為對中國的恐懼等慣用伎倆，必須引起我們高度警惕，堅決抵制其軍國主義思想。當前，我們要著力提高對外文化傳播能力，講好中國故事，傳遞中國聲音，宣介中國方案，從根本上扭轉西強我弱的國際輿論格局。
（一）加強頂層設計，完善政府主導的文化對外傳播體制
拋開日本文化輸出的險惡用心，其在對外文化輸出中形成的政府主導，中央各省廳各司其職、全力協作的體制，利于發揮舉國體制優勢，推動高效執行。特別是“懇談會”“咨詢會”“審議會”等高端智庫的密切參與，在提高政府決策科學性和執行力、推進政策評估改進等方面提供了重要支撐。我國在加強文化對外傳播能力建設中，一方面，應著力加強黨的領導，強化頂層設計和研究布局，構建形成一體聯動的文化對外傳播體制；另一方面，可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等組建咨詢機構，完善暢通智囊機構與政府間溝通渠道，充分發揮高層次專家智囊作用，激發文化傳播活力和創造力。
（二）調動多元文化主體積極性，強化“柔性”傳播
日本在對外文化輸出中打造立體傳播網絡，形成地方團體、企業、高校、研究機構、媒體等共同參與的多元輸出機制。雖然諸多傳播行為背后由日本政府主導，但地方多元文化主體舉辦的舞臺演出、文化節、動漫展、學術交流等各類活動，更易吸引他國民眾的關注和參與。同時，地方文化活動抹去官方敘事色彩，采用隱性輸出，易于被大眾所接受。這警示我們，在不斷增強對日本文化輸出辨別力的同時，要加強我對外文化傳播。這既是我們對其文化侵略的抵制，也是我們提高文化傳播能力的現實需要。一方面，應推進建構多主體、立體式對外傳播網絡，充分挖掘塑造具有代表性的中國特色文化符號，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借助“柔性”傳播方法，增強中華文化的傳播力和感召力；另一方面，應精準調研挖掘受眾需求，采用針對不同區域、不同國家、不同群體受眾的精準傳播方式，推進中國故事和中國聲音的全球化表達、區域化表達、分眾化表達，增強文化對外傳播的親和力和實效性。
（三）堅持文化傳播與文化產業發展相互促進
如前所述的日本對外文化輸出中文化振興、文化外交、文化產業“三位一體”協同發展，從一定程度上說，形成了文化、經濟和外交的良性循環。這從一個側面告訴我們，提高我對外文化傳播能力，要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揚光大。一方面，應積極樹立文化品牌和產業意識，挖掘提煉中華文明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打造融通中外的中國文化品牌和文化IP；另一方面，應加大對文化產業扶持力度，從政策、資金、技術、人才等方面給予支持，實現以文化事業支撐文化產業發展、以文化產業反哺文化事業振興的生動局面，推進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共同繁榮。
（作者單位：軍事科學院軍隊政治工作研究院）
責任編輯：張和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