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國抗戰初期，國民黨及其政府宣布“抗戰與建國”并行，在政治經濟方面實行過若干有利于抗戰的政策，如成立國民參政會、制定改善民生的政策等。在正面戰場上，國民黨軍隊擔負起抗擊日軍戰略進攻的主要任務，相繼組織了淞滬、太原、徐州、武漢等一系列大戰役，取得臺兒莊大捷。廣大愛國官兵英勇頑強的抵抗，消耗了日軍大量有生力量，對粉碎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圖謀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在全國抗戰初期，國民黨的政治地位、影響及其領袖蔣介石的個人威望達到空前的高度。

但另一方面，在全國抗戰爆發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統治集團，實行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的片面抗戰路線。進入相持階段后，雖然它繼續留在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但卻開始實行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政策，特別到全國抗戰后期，不斷強化反動獨裁統治，逐漸失去了民心。

在軍事上，國民黨政府實行收縮戰略，消極抗戰，保存實力，以大量兵力制造反共軍事摩擦。戰略相持階段到來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于1938年11月召開南岳軍事會議，強調其軍隊主力應“極力保持現在態勢”，“盡量牽制敵人”，明顯是在保存實力，具有相當大的消極性。從總體上看，國民政府仍能堅持抗戰，并與英、美成立中國戰區，還派出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在正面戰場抗擊日軍的有限攻勢和對日軍的有限進攻中，國民黨軍隊取得了一些戰役的勝利，基本上保持了正面戰場戰線的穩定。

但隨著戰略相持的深入發展，尤其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正面戰場的作戰規模及頻繁程度明顯減弱，其保存實力、消極避戰的問題日漸突出，并把抗戰勝利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同盟國身上。同時，國民黨又抽出相當多的兵力用來限制打擊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制造多次反共摩擦事件。國民黨的消極避戰在軍事上產生了嚴重的影響。除少數部隊外，國民黨軍隊大多抗戰意志減退，軍紀松懈，賭博、吸鴉片、克扣軍餉、走私等貪污腐化現象比比皆是，軍隊戰斗力受到嚴重削弱。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捷報頻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軍民轉入戰略反攻，但國民黨軍隊仍是消極避戰和準備反共內戰。4月，日軍發動了打通大陸交通線的戰役，即豫湘桂戰役。國民黨軍隊大多一觸即潰，甚至不戰而退，喪師失地，日軍兵鋒直達貴州獨山，整個大后方為之震動。這次大潰敗對國民黨政治上的打擊是致命的，它引起了國內各階層民眾的強烈不滿和憤怒，使國人進一步認清了國民黨當局的腐敗無能，使國民黨當局威信掃地，進一步失去民心。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人把實現民主、爭取抗戰勝利的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身上。正如中共中央當時所指出的：“蔣軍隊潰敗不堪，重慶及國民黨區域人心惶惶。各界人民，包括許多工業家，大學教授及許多國民黨員對蔣失望，希望共產黨拿出辦法來，我黨在國民黨區域人民中的威信，極大地提高”；“中國政治形勢起了一個大變化。國共力量的對比，已由過去的國強共弱，達到現在的國共幾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強國弱的地位。我黨現在確實成了抗日救國的決定因素。”也正如《劍橋中華民國史》所說的，抗戰結束后，“國民黨政府和軍隊精神疲憊，風紀敗壞”，這“直接有助于1949年共產黨的勝利”

國民黨統治區政治的黑暗、軍事的敗退、經濟的惡化、文化的專制、群眾生活水平的降低，與共產黨及敵后抗日根據地都形成鮮明的對比，因而國民黨在全國人民中的威信大大降低是必然的，其最終結果也必然是雙方力量的此消彼長。到抗日戰爭勝利時，國民黨政府猶如一棵正在枯萎的大樹，雖貌似強大，但內部正在腐爛，從而決定了它在戰后中國兩種命運決戰中必然失敗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