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日》1957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
《紅日》：“透過這些血火斗爭的史跡，描寫、雕塑人物”
■盧燕娟
1957年，作家吳強創作的長篇小說《紅日》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印刷45000冊，震動中國文壇，隨即很快又第二次印刷16000冊。1963年，由湯曉丹執導、瞿白音編劇，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故事片《紅日》由上海電影制片廠出品上映。1978年，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了根據電影畫面改編的連環畫《紅日》。2008年，浙江長城影視公司又在原著基礎上改編制作了35集電視劇《紅日》，由蘇舟執導，趙銳勇、王彪編劇。雖然從小說到電影、連環畫、電視劇，不同的時代會有新的解讀和改編，但是都保持了人民解放軍與國民黨王牌軍隊整編74師交鋒的故事主線，也延續了歌頌為了新中國的解放而浴血奮戰的人民解放軍的故事主題。幾十年間，《紅日》被翻譯為英、法、俄、日、德等十多種文字在國外出版發行。2019年，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紅日》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在橫跨大半個世紀的歷史時光中，《紅日》經歷40余次印刷，在作者吳強1990年去世前，發行量就已達到187萬冊，而連環畫《紅日》再版19次，總發行量超過600萬冊。作為新中國最著名的紅色經典之一，《紅日》從未被時光遺忘，始終是講述新中國文學與歷史繞不開的深刻記憶。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民終于站起來了。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普遍以面向歷史的勝利感和面向未來的自信心作為自己的情感基調，將新生的共和國比喻為朝霞、旭日；而記載、傳頌那些為了新中國誕生而奮斗犧牲的先輩們的故事，讓后人不僅銘記先輩，也更加感受到新生共和國的光輝，既是這一時期文學普遍的自覺追求，也呼應、沉淀著這個時代人們真切的情感經驗和歷史記憶。在后來的文學史研究中，這些作品往往被稱為史詩性作品，用以概括它們以重大歷史事件為題材、以表現歷史本質與方向為深度、以新生共和國特有的明亮、自信為美學基調的共同特征。
《紅日》無疑是這樣一部經典的史詩性作品。作家吳強聚焦于解放戰爭中華東戰場上的三場重要戰役——漣水戰役、萊蕪戰役、孟良崮戰役，在闊大的時空、恢宏的場面中，再現了人民解放軍從挫敗撤退到反擊直至全殲國民黨王牌74師大獲全勝的一段戰爭歷史。這個故事匯入同一時期如《保衛延安》《紅巖》《紅旗譜》《青春之歌》這些致力于講述中華民族歷經艱苦斗爭，沖破黑暗、迎來旭日東升的歷史敘事，共同成為那個時代的主旋律、最強音。
同時，較之其他作家，吳強又有著自己獨特的情感經驗與歷史視野。他不僅是拿筆的作家，還是拿槍的軍人。早在1938年他就投筆從戎參加了新四軍。解放戰爭中，吳強歷任華東野戰軍六縱隊宣教部長、十兵團宣教部長，親身參加了萊蕪、孟良崮、淮海、渡江等著名戰役。吳強和戰友們前仆后繼、浴血奮戰，終于迎來了新中國的成立；而將這段斗爭寫成共和國的史詩，將那些為新中國成立奮斗犧牲的戰士鐫刻在史詩中，又是作家吳強自覺的使命。這樣的經驗賦予了《紅日》獨特的情感能量和審美風格：小說中那些活躍在戰場上的將軍與士兵，對吳強來說，不僅是他觀察、描摹的對象，更是與他朝夕相處、生死與共的戰友，甚至是他自己。因此他們在吳強筆下，不是概念中的、超人化了的“英雄”，而是一個個具有鮮明個性、豐富情感的人。將那些在歷史中發揮了正面作用的英雄，以血肉豐滿的形象刻寫在共和國的史詩中，是《紅日》對歷史非常獨特的處理。
▲創作中的吳強 資料圖片
鮮活塑造個性鮮明、情感豐富的英雄群像
不同于現代小說往往有一個明確主人公的慣例，《紅日》中充當主人公的是一支隊伍。這支隊伍中的軍長、政委、團長、連長、班長直到普通士兵，每一個層級都有代表，在小說中得到濃墨重彩地呈現。即使著墨不多的角色，也有其個性，各有其豐富細膩的內心情感。這一群鮮活的人共同構成小說中英雄的人民軍隊這一主人公群像。
軍長沈振新是小說中正面著墨的最高級別軍官。吳強筆下的沈振新，不是一個概念化的形象。作為高級將領，他當然表現出了自己與之匹配的勇氣、謀略和堅定。但是，小說也同時用了大量筆墨，細膩地描寫了沈振新深沉、豐富甚至細膩的情感世界。漣水戰敗之后，吳強安排了一段他的妻子黎青回家安慰丈夫的場景。沈振新多層次的情感世界、多維度的性格特征在這一場景中一點點呈現出來。他在戰敗后內心充滿焦躁情緒，作為將領又不得不壓制這種情緒，這使得他在面對妻子時表現得沉默寡言。但是即使在這樣的情緒中，他也關照、體貼著妻子的感受。妻子給他做了油餅，他不說話卻“大口大口地吃著餅”，這個動作生動地呈現出沈振新雖然自己正忍受著煎熬，卻仍然照顧著妻子的感受、默默表達著對妻子關懷的接受和理解。而妻子責怪他不說話時，他卻關注到妻子自己沒吃的細節，還不忘用玩笑安慰妻子。這些細節都傳達出他對妻子的細心關切。而當妻子的擔憂紓解之后，他問起受傷戰士楊軍的情況。妻子不想多談，想讓他早點休息，他卻反復詢問，不僅擔心楊軍的傷勢，還牽掛楊軍是否能承受自己團長犧牲的打擊……這一段夫妻相處的場景，在激烈的戰火間隙顯得特別溫暖也特別動人。沈振新對妻子的尊重、體貼，對戰士的牽掛、關心，被呈現得既深沉又細膩，既含蓄又動人。在后來的故事發展中，一封來信、一罐咸菜，無數細節不斷豐富、細化著沈振新與妻子之間深厚溫暖的感情。
沈振新之外，小說中還有副軍長梁波與女干部華靜之間投契又羞澀的戀情、戰斗英雄楊軍與阿菊之間甜蜜又質樸的深情、機要員姚月琴與胡克之間青澀又美好的愛情。在炮火紛飛、緊張密集的戰斗場面中，這些愛情因為戰爭的殘酷、聚散的匆忙更顯出其珍貴與美好。而對這些美好情感的展現，也讓一代代讀者看到那些被稱為“英雄”的人們內心有著普通人的溫暖和柔軟，也渴望著普通人的溫情和團聚。
小說中除了愛情，還生動地呈現了戰友情、軍民情、親人情。楊軍傷愈即將歸隊，叮囑新婚妻子阿菊趕做3雙大小不同的鞋，阿菊向黎青解釋：“這一雙是給阿本的，那一雙是給阿鷂的！頂大的一雙，他說是送給張華峰的，張華峰我不認得。”當阿菊伸出為了“不認得”的張華峰趕做布鞋而紅腫的手指時，質樸淳厚的戰友情感動的不僅僅是黎青，還有一代代讀者。
剛剛參軍的新戰士葉玉明，一次戰場都沒上過，就在軍事演習中失足摔死。在他死后，他曾經住過的老百姓家的張大娘，想到葉玉明生前對自己的照顧，晚上去他墳前燒紙哭泣。當戰士們發現這件事、責怪陪伴大娘去燒紙的另一個新戰士張德來時，張德來的回答樸素卻真摯：“人總是人！葉玉明天天晚上跟我并頭睡在一起。”而張大娘的哀思也只訴諸一句樸素的話：“一個好人！”這些話語極其親近地復刻了現實生活，只有經歷過真實的部隊生活、懂得每一個解放軍戰士真實情感的作家，才會在作品中去理解這些解放軍的語言和行為包含著怎樣的情感，而這情感與歷史的方向又有著怎樣的關系。
團長劉勝犧牲前的最后一句話是：“不要……告訴……我的老媽媽！……免得她……難過！”在此之前，劉勝在小說中始終是一個勇敢善戰、光明磊落卻有時頭腦簡單的英雄團長形象。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作為一個細心、孝順的兒子的一面，也呈現在讀者面前，一句斷斷續續的話，對老媽媽的思念、體貼、擔憂盡在其中。
較之同時代的其他作品，《紅日》堪稱是將筆下人物寫得最為個性鮮明、情感豐富的一部小說。小說中幾十個角色，無論作家著墨多少，都讓人過目不忘。即使著墨不多的人物，其個性也纖毫畢現、絕不混淆。同樣是受鍛煉不多的年輕戰士，機要員姚月琴熱情、要強，也不乏幼稚；李全活潑、機靈又嘴快；剛出場時的秦守本質樸而較真，在戰爭中不斷成長。同樣是作戰英勇的將士，石東根粗獷、缺乏自律卻勇于改過；林平謹慎溫和，但在戰場上一樣有軍人的鐵血。
小說在戰斗間隙、日常生活中讓這些解放軍官兵們鮮明的個性、豐富的情感得以生動展現。當戰斗打響，這些人送走懷孕的妻子、匆匆告別尚未表白的戀人、穿上新婚妻子趕做的布鞋，拿起刀槍，沐浴戰火乃至流血犧牲的時候，他們的愛與恨才在戰火中升華出史詩的意義：正是這無數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在歷史中的擔當、奮斗和犧牲，才使得一個和平、強大的新中國能像紅日一樣升起在世界的東方。
生動呈現人民軍隊克服挫折、經受考驗、不斷成長、走向勝利的過程
按照“英雄軍隊”的概念去塑造這樣一個人物眾多的群像，很容易把他們塑造為將領高瞻遠矚、士兵勇敢忠誠的軍隊；也可能只截取他們勇猛作戰、奏響凱歌的輝煌畫面。然而，吳強卻從自己對戰爭真切的理解出發，以漣水戰敗——這支部隊最為狼狽、晦暗的時刻作為小說開頭。這支一出場就被打亂的隊伍和這些受傷的、疲憊的、茫然找不到部隊的戰士，讓人很難將他們與后來把紅旗插上孟良崮的英雄軍隊聯系在一起。而這正是作者匠心所在：“英雄軍隊”不是天降神兵，不會戰無不勝。他們不斷經受來自戰場的挫折與來自內部的考驗。小說生動地呈現出這支隊伍克服挫折、經受考驗、不斷成長、走向勝利的過程。由此，人在歷史中成長，歷史也是人成長的結果。
難得的是，《紅日》中的“成長”不僅發生在未經受太多鍛煉的年輕士兵身上，也發生在身經百戰的高級將領身上。《紅日》不僅描寫了我軍漣水戰敗的場面，更借新來的副軍長梁波的視角呈現出彌漫在全軍的消極情緒：“大部分干部和戰士們……急躁、不冷靜、求戰心切，求功的心更切……把在漣水戰役中受到挫折，撤離了蘇中、蘇北根據地，當著是一種羞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從沈振新身上，也能夠察覺到一絲兩縷消極情緒的痕跡。”軍長沈振新是成熟的將領，他尚能自覺地將這種情緒壓在心底。而團長劉勝、連長石東根等人，則會將此表露得更為直接。他們接受不了自己被作為預備隊，認為這是對“敗軍之將”的不信任和羞辱。石東根先是求勝心切中了敵人的詐降計，又在萊蕪戰役后喝得大醉、打馬狂奔。小說不僅直筆描寫戰敗后解放軍將領的急躁、將士的消極乃至錯誤言行，甚至沒有讓劉勝和石東根在受到來自上級領導的批評后立刻認識、改正錯誤，反而刻畫了他們在受到批評后從紀律上接受批評、卻從內心深處仍然不服、不滿的細節。
吳強把這些問題揭示得越深刻，到孟良崮戰役中，當沈振新的自信沉著、劉勝的大局意識、石東根執行軍令的堅決果斷一一展現出來，才更讓人從他們身上，看到人民軍隊由弱到強、不斷成熟的真實歷史進程。而讓將士們能夠克服缺點、不斷成長的原因，小說也從兩個方面進行了揭示。
其一，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將士們看到國民黨軍隊相互鉤心斗角甚至見死不救，為了黨派私利視百姓生命為草芥；也看到了解放軍軍紀嚴明、協同作戰、軍民如魚水相親。他們在現實斗爭的發展中深化了對人民解放軍歷史使命的理解，從一己成敗榮辱中升華出來。
其二，吳強非常生動地展現了革命隊伍內部的情感能量。在他筆下，這是一支有溫度、有情義的軍隊，因而能夠凝聚人心、催人成長。戰士秦守本在小說開篇處是一個質樸卻覺悟不高的士兵。重組隊伍擔任新兵班長后，他粗暴對待想家的新戰士。這時，他的戰友張華峰告訴他：“我初來的時候，給班長……訓了幾句，……為了不愿意挨地主的打罵才來革命的，到這里反而又挨罵……就想開小差。后來，因為當時的副班長楊軍對我好，幫助我，同我談心，我才沒有走。”而秦守本能信服張華峰的話、自我反省的原因，是“楊軍對我秦守本，真是從心里頭關懷愛護，我打壞過老百姓一個花碗，他拿錢出來賠償。我在火線上，頭冒到掩體外面，他趕快叫我蹲下來……張華峰也是多好的人，漣水戰場上下來，一路替我背背包、背槍……”從張華峰到秦守本，體現了吳強對解放軍戰士最深刻的了解。這些農家子弟，他們投身革命往往并不出于對革命理論的深刻理解，而是出于一種樸素的反抗本能：不想挨打、不想被欺負。要以此為基礎成長為堅定的革命戰士，感召他們、催化他們成長的力量，并不存在于抽象的道理中，而是存在于這些來自革命隊伍中同樣感性的、充滿情感溫度的切身經歷。在這樣一支有情感溫度與人性深度的軍隊中，千千萬萬個秦守本能不斷克服自身的缺點成長為革命戰士；陣前俘虜的國民黨士兵馬步生，能轉化為革命戰士；甚至瘋狂崇拜張靈甫的國民黨軍官張小甫，也能最終看清歷史的人心所向、大勢所趨。
▲1963年由上海電影制片廠出品的電影《紅日》劇照
深刻揭示歷史必然
較之同時期作品，《紅日》還有一個非常大膽的藝術策略：它在刻畫張靈甫、董耀宗、張小甫等國民黨軍官的時候，并沒有將他們妖魔化，而是也賦予他們人的情感、心態和言行，將他們寫成在歷史中做出了錯誤選擇而注定被歷史拋棄的人。這是軍人吳強面對失敗的對手所給予的客觀結論，也是作家吳強對解放戰爭更具歷史深度的理解和表達。
小說隱匿了孟良崮戰役中我軍的真實番號與將領姓名，國民黨方面的張靈甫與74師卻使用了真實的姓名和番號。不僅如此，小說中的74師是國民黨的王牌軍隊，裝備精良、訓練有素、戰力強悍，最后在孟良崮戰役被解放軍全殲、軍長張靈甫被擊斃，這些情節也都符合歷史事實。
吳強在小說中對74師和張靈甫都做了基本客觀的再現。從74師俘虜過來的馬步生這樣描述74師的軍容軍威：“有一回，美國顧問來檢閱，在南京中山門里的大操場上，全師兩萬多人，戴的一律鋼盔，穿的一律力士鞋，眉毛不動，眼皮不眨，排列得整整齊齊，隊伍的行列像刀削似的，沒有一個人錯前一分，錯后一厘。”最后的決戰中，吳強固然濃墨重彩展現了我軍的英勇頑強，但也客觀展現了74師的強悍戰力。從炮戰打到陣地戰，每一個陣地之間的反復爭奪、每一場白刃相向的激烈搏殺，吳強非常客觀地展現出：孟良崮戰役不是一場所向披靡、摧枯拉朽之戰，而是兩支都具有強悍戰力的軍隊之間的拼死搏殺。吳強也客觀再現了張靈甫在軍隊中的極高威望，因為崇拜他而改名的張小甫、被俘虜后已經成為人民解放軍的戰士馬步生，都對他抱著敬佩之意。即使張小甫認清歷史正義所在、回去勸說張靈甫投降之時，仍然懷著對張靈甫本人極深厚的情感和極高的敬意。參謀長董耀宗在最后時刻，仍然恪盡職守對張靈甫進行最后的忠諫。同時，吳強基本客觀地記述了張靈甫作為軍人抵抗至死的事實，并生動地刻畫了張靈甫面對滅亡命運時既兇殘狡猾也發自內心地感到恐懼、絕望，又不得不自欺欺人地拼命掩蓋恐懼和絕望的復雜內心，細節心態都寫得貼合人心人情。
對74軍的其他官兵，吳強也并沒有進行刻意地丑化。小說寫了參謀長董耀宗的怯懦、猶豫、狡詐，但也將他塑造為一個忠誠的、具有較高文化修養的軍事將領；描寫了旅長張小甫被俘時的狂妄、頑固，但也真切地展現了他內心對戰爭的恐懼和厭惡；更塑造了一個被俘虜后成為解放軍戰士的原74軍戰士馬步生，生性誠實、質樸的他在接受人民軍隊教育后，成為一名光榮的解放軍戰士。
因此，在吳強筆下，這些在歷史中覆滅了的敵人也是一群活生生的人。他們狡詐、兇殘、反人民，所以歷史注定了他們敗亡的必然命運。但是，他們的恐懼、掙扎甚至反思，都與人民解放軍的英勇、成長、勝利一起，成為鮮活歷史的一部分。也正因為將他們寫成鮮活的人而不是妖魔，他們的失敗才更揭示出歷史深處的必然性。董耀宗最后反思失敗的原因：“萊蕪一戰……我們……要保全自己，救援不力，使他們陷于毀滅。這番……他們會為了救援我們拼死賣命？”張小甫則坦率告訴張靈甫共產黨勝利的原因：“事實叫我相信他們是實行王道、人道、主張和平的。……他們得人心！我們不得人心！”這樣的反思深刻地揭示了新中國為什么是輝煌的紅日：就連站在歷史對立面的敵人，都能理解那是人心所向的選擇。
從1947年5月17日，吳強在駐地村口看到張靈甫的尸體躺在一塊門板上被我軍戰士抬下山來、萌發出要將這場戰役寫下來的念頭開始，怎樣將這些偉大的斗爭、這些斗爭中那些既樸素真實又偉大的英雄鐫刻在共和國的豐碑上，就成了吳強念念不忘的事。在緊張的行軍作戰間隙，他搜集資料、心里構思、隨手摘寫，數年間陸續寫出了8萬字的故事梗概和人物詳表。一直等到可以安心創作的和平年代，他才請了創作假，在南京軍區招待所以每天寫作超過15個小時、4個月間體重從74公斤下降到58公斤的強度，夜以繼日地將心中的故事變成筆下的文字。（參見郎慕中：《聽吳強談創作及〈紅日〉》，《檔案春秋》，2016年12期）在寫作的過程中，如何處理他親歷的歷史與文學創作之間的關系，是他反復思考權衡的重要問題。他曾在《紅日》第二版修訂版序言中說：
我曾經多次反復地考慮過，并且具體地設想過：不管戰爭史實，完全按照創造典型人物的藝術要求，從生活的大海里自取所需，自編一個有頭有尾的故事，免得受到史實的限制。也許是我的藝術魄力太小，我沒有這樣做。我認為萊蕪戰役、孟良崮戰役，都是戰爭中的藝術精品、杰作，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思想，在這兩個藝術品上煥發著耀目的光華色澤。就是我軍受了挫折的漣水戰役，到后來，也起了成功之母的積極作用。我珍愛它們，我覺得文學有義務表現它們。我又認為：透過這些血火斗爭的史跡，描寫、雕塑人物，既可以有所依托，又能夠同時得到兩個效果：寫了光彩的戰斗歷程，又寫了人物。看來，我不是寫戰史，卻又寫了戰史，寫了戰史，但又不是寫戰史。戰史仿佛是作品的基地似的，作品的許多具體內容、情節、人物活動，是在這個基地上建樹、生長起來的。
最終，吳強選擇了這樣一種理解歷史與文學的方式，在真切的歷史中寫了一群鮮活的、有血有肉的人，塑造了一支有情感溫度與人性深度的軍隊，呈現了一個親歷者對歷史現場的尊重和沉思。而他這樣的處理，也得到了同時代和此后讀者的理解和認同。《紅日》完稿后，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在審稿時曾提出擔心石東根醉酒情節引發爭議的問題，而文學編輯室主任江曉天表達了對吳強理解歷史方式的尊重：“石東根那樣是有點‘出洋相’，事后他也感到后悔。再說，生活中人物的個性是多種多樣的，這樣描寫更能表現生活的多彩，也顯得很真實，就不必向作者提出修改意見了。”《紅日》再版時，受當時的主流批評意見影響，曾經對書中的人物情感、個性包括張靈甫形象都做過一些改動。但到了1980年中國青年出版社重新出版時，又恢復到了初版，這部史詩作品的藝術生命力最終經受住了歷史與時代的檢驗。
今天，我們要建設文化強國、創造文學高峰，同樣需要在宏大歷史中去講述鮮活的人的故事，讓人在歷史中獲得深度與力度、讓歷史成為人民的歷史。從這個意義上說，這部創作于大半個世紀前的作品，對今天具有重要的歷史和文學價值。
（作者：盧燕娟，系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