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陜西省延安市洛川縣馮家村的洛川會議舊址。

洛川會議：

吹響全面抗戰的號角

■印祺　蔡宏俊

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２日至２５日，一個對于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具有重要意義的會議，在地處偏僻的陜西省洛川縣馮家村召開。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中共中央正是從這里發出全面抗戰的動員令，使抗戰的烽火燃遍全國。這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洛川會議。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全國抗戰開始。８月，隨著戰事日趨緊張，南京國民政府最終和中國共產黨達成協議，紅軍部隊實行改編，準備開赴前線。在此形勢下，為進一步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確定黨在抗戰時期的綱領、路線和政策，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

考慮到這次會議要擴大到部分紅軍將領，而大部分紅軍主要將領當時都駐扎三原、富平、涇陽一帶。洛川地處延安和關中的中間地段，參會將領騎馬一天便可趕到，因此這次重要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選址洛川。隨后，毛澤東交給軍委參謀長蕭勁光一個任務：“黨中央的這個會議準備去洛川開，安排個開會的地方”，并特意叮囑“不在洛川縣城，那里不安全，要選個安全的地方”。

受領任務后，蕭勁光和兵站部部長楊立三等人立即出發。當時正值雨季，一連幾天都是傾盆大雨。蕭勁光和楊立三等人乘坐大卡車，７０公里路走了大半天，最終在洛川界子河附近的馮家村停了下來。

馮家村位于洛川塬上，四面都有溝壑，除一條大路外，還有四通八達的鄉間小路。同時，村子距離界子河只有１０公里，界子河北就是紅區，便于紅軍隨時撤離。村口有廟宇和戲樓，可以宿營。村旁有個大池塘，可以飲馬。村里有五六十戶人家，在當時算得上大村子，可容納較多的人員駐扎。村子周圍有圍墻和城門，便于防守；村里戶戶相連，巷巷相通，便于疏散隱蔽。村子南邊有個私塾小學，桌椅板凳齊全，便于開會使用。小學后靠村莊窯洞院落，前面是個打麥場，地勢開闊，不利于敵人隱蔽接近，各方面條件都比較理想。以上這些可謂“地利”優勢，最關鍵的還是“人和”，富縣、洛川一直是游擊隊活動的地方，一旦發生緊急情況，游擊隊可以配合紅軍及時控制局面。洛川的老百姓雖身處白區，但心向共產黨，使得中央決定把會議地點確定在馮家村。

▲《洛川會議會議記錄》封面與首頁。

８月２２日，洛川會議正式召開。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等２０多人出席會議。張聞天主持會議。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作關于軍事問題、國共兩黨關系問題的報告。他明確指出：中國抗戰存在著兩種政策和兩個前途，即我們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戰的政策和國民黨單純政府抗戰的政策，堅持抗戰到勝利的前途和大分裂、大叛變的前途。我們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最基本的方針是持久戰。

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決定指出，中國的抗戰是一場艱苦的持久戰。爭取抗戰勝利的關鍵，在于使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要求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民眾和武裝力量站在抗戰的最前線，使自己成為全國抗戰的核心。會議還通過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毛澤東起草的宣傳鼓動提綱《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會議通過的《中央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標志著黨的全面抗戰路線的正式形成。

為在新形勢下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會議決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任弼時等１１人組成，毛澤東任書記（亦稱主席），朱德、周恩來為副書記（亦稱副主席）。會議期間，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設立以朱德為書記的中央軍委前方軍分會，同時建立以周恩來為書記的長江沿岸委員會。

在會議召開當天，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宣布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２５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改編命令，宣布紅軍主力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會議就國共關系、戰略方針和出兵等問題進行了討論，著重討論了軍事戰略問題。據聶榮臻回憶，“在這次會議上，討論時間比較長、議論比較多的，是八路軍出征以后的作戰方針問題。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曾經出現過不同的意見。”會議確定八路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起初，有一部分同志提出應當以運動戰為主，認為八路軍開赴前線后應該先集中兵力打幾個大仗，以便于擴大我軍的影響，打擊日軍的囂張氣焰。對此，毛澤東在會議上從理論到實踐等角度進行了耐心解答。但由于時間緊迫，會議對游擊戰與運動戰的主次關系問題未能充分討論。

洛川會議雖然只有短短４天時間，卻是中國共產黨在全國抗戰剛剛爆發的歷史轉折關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這次會議為全國抗戰制定了正確路線和戰略總方針，闡明了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基本政治主張，明確了我軍的戰略任務和戰略方針，對進行抗戰和爭取抗戰的最后勝利具有重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