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抄件）首末頁照片。

古田會議召開前——

中央“九月來信”來龍去脈

■褚銀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８日，福建省上杭縣古田萬源祠，紅４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在毛澤東、朱德、陳毅主持下召開，這就是古田會議。毛澤東同志在為古田會議起草的決議案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大會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指出四軍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來源及其糾正的方法，號召同志們起來徹底地加以肅清?！笨梢娭醒搿熬旁聛硇拧睘楣盘飼h決議的形成提供了指導依據，奠定了思想基礎，為會議的成功召開起了重要作用。

一

眾所周知，初創時期的紅軍成分復雜，主要是農民和舊軍人。他們雖然已經投身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但思想上存在的小私有者和舊軍隊的烙印，總是自覺不自覺地表現出來。怎樣把這樣一支雜亂的部隊，建設成為區別于任何舊軍隊的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是中國共產黨在建軍實踐中必須認真面對和思考解決的重大問題。

１９２８年４月２４日前后，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余部和湘南農民起義軍１００００余人陸續轉移到井岡山地區，與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部隊在寧岡礱市會師。會師后，合編成工農革命軍第４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６月，按中共中央規定，改稱紅軍第４軍（簡稱紅４軍）。１２月，彭德懷、滕代遠率領平江起義后組成的紅５軍主力轉戰到井岡山同紅４軍會合。

井岡山會師，極大地振奮了軍威士氣，增強了堅持井岡山斗爭的革命武裝力量。

伴隨著井岡山殘酷的斗爭，這支部隊迅速發展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國影響最大的一支紅軍部隊。

二

黨的“六大”以后，周恩來回到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周恩來在險象環生、敵特遍地的環境下，以他的冷靜和機智，指導各地區的武裝斗爭，努力擴大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并把這個工作放在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他時刻關注著遠在羅霄山脈的紅４軍的最新動向。中共中央幾次派人送信給紅４軍，一直沒有得到回音，對紅４軍的狀況缺乏具體了解，十分焦急。但從各種渠道匯集的消息來看，紅４軍的確處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之中。１９２９年２月２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紅４軍為粉碎湘贛兩省國民黨軍“會剿”，于１月中旬離開井岡山以后的行動方針。會議聽取中央軍事部部長楊殷關于紅４軍遭到強敵尾追的報告，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做出分散紅軍，隱蔽大的目標，調毛澤東、朱德出來的決定，由周恩來起草一封指示信。８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開會議。會議修改通過周恩來起草的中央致毛澤東、朱德并轉湘贛邊特委的指示信。史稱中央“二月來信”。

中央“二月來信”是周恩來替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的意見而起草的。由于對工農武裝割據的意義估計不足，對形勢的估計比較悲觀。中央“二月來信”由剛從蘇聯回國的劉安恭攜帶赴江西尋找紅４軍。幾經輾轉，當毛澤東、朱德見到這封信時已是４月３日。此前的２月，紅４軍在江西瑞金以北的大柏地誘殲追敵劉士毅旅大部。這個大勝仗，扭轉了紅４軍原來的被動局面。緊接著，又在吉安東固地區同贛西特委領導的江西紅軍獨立第２、第４團勝利會合，在這里站住了腳跟。而中央的指示信中充滿憂慮的語調，同紅４軍剛剛歡慶大捷的勝利場景顯得很不協調。

５日，毛澤東在瑞金主持召開中共紅４軍前委會議，討論剛剛收到的中央“二月來信”。會后，根據會議精神，毛澤東以前敵委員會的名義起草給中央的復信，認為中央來信“對客觀形勢和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指出：“中央要我們將隊伍分得很小，散向農村，朱、毛離開隊伍，隱匿大的目標，目的在于保存紅軍和發動群眾，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辈募t軍不是本地人、分開則領導機關不健全、容易被敵人各個擊破和愈是惡劣環境領導者愈須堅強奮斗等方面，說明紅軍不能分散，領導者不能輕易離開。復信還全面分析了南方數省的革命形勢，向中央建議：“在國民黨軍閥長期戰爭期間，我們要和蔣桂兩派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在三省擴大紅軍的數量，造成群眾的割據，以一年為期完成此計劃?！薄托胚€詳細總結了紅４軍采取的游擊戰術。后來，由于蔣桂戰爭爆發，中央改變了“二月來信”中所提出的一些意見。４月４日（也就是紅４軍寫報告的前一天），中央常委討論紅４軍問題時，周恩來說：朱、毛出來問題，原則上是如此，但現在實際情形要寫得活一些。７日，中央發出了經周恩來修改過的致毛澤東、朱德的指示信。信中說，紅軍目前的總任務是：擴大游擊戰爭范圍，發動農民武裝斗爭，深入土地革命。關于調朱、毛出來的事情，只是說：“潤之、玉階兩同志暫時離開那里，來中央報告與討論”“若一時還不能來，中央希望前委能派一得力同志前來與中央討論問題?！闭{朱、毛出來的事情，實際上就此作罷。

６月１２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紅４軍前委４月５日的復信。會上，周恩來表示，中央２月７日的信所談的紅軍分散等問題是有些毛病。他說：目前的形勢，全國的混戰期是延長的，這于紅軍的發展有很大的便利，常委已通過召集一個軍事會議，現在很需要朱、毛處來一個得力的人。對其他處紅軍，軍事會議也應詳加討論。

三

與此同時，隨著革命的深入和紅軍的發展，１９２９年春夏之交，紅４軍黨內對紅軍創建根據地、黨的領導原則和政治工作的作用、地位等一些原則問題，產生了不同認識的爭論。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未能被一些同志所接受，甚至在紅４軍“七大”被越權選掉了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職務。會后，毛澤東被迫離開紅４軍的主要領導崗位，到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不久，中共中央收到福建省委派秘密交通員送來的紅４軍“七大”決議案和毛澤東、劉安恭等的信件。從這些信件的內容，周恩來敏銳地發現，紅４軍內部的爭論已經發展到十分嚴重的地步。在他的建議下，中共中央于８月１３日召開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紅４軍問題。會上，周恩來在討論紅４軍前委內部發生分歧時說：這是歷史上很久以來意見不同的沖突，因他們工作很努力，故未大的爆發。應和即將來中央的陳毅討論后再做整個的回答。目前應去一封信，勉勵他們，要他們努力與敵人斗爭，已解決的問題不應再爭論，同時要批評他們不應有的消極觀念。

２１日，中共中央發出由周恩來起草的給紅４軍前委的指示信（史稱“八月來信”）。周恩來依據所得到的材料，初步對紅４軍黨內存在的問題以及無產階級思想和非無產階級思想的爭論，作了一個簡單的結論，明確支持毛澤東的建黨建軍主張，并對一些主要的錯誤思想作了比較嚴肅的批評。強調“紅軍不僅是戰斗的組織，而且更具有宣傳和政治的作用”，指出紅軍“必須采取比較集權制”，黨的書記多負責任“絕對不是家長制”，事事“要拿到支部去討論去解決——這是極端民主化的主張”。指示信還強調政治工作的重要意義：“紅軍中政治工作及宣傳隊組織（或如你們所稱‘宣傳兵’）是紅軍中的政治命脈?！?/p>

在中央指示信發出的第５天，陳毅抵達上海。周恩來聽取了陳毅的口頭匯報，兩人作了多次長談。特別是在閱讀了陳毅的“五萬言報告書”后，周恩來對紅４軍的全面狀況有了更加深入完整的了解。在他看來，８月２１日給紅４軍前委的指示信顯然不足以解決紅４軍的問題，重新起草一封給紅４軍前委的指示信迫在眉睫。

２９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專門聽取陳毅關于紅４軍全面情況以及朱德、毛澤東之間爭論的詳細匯報，并決定成立由李立三、周恩來、陳毅組成的三人委員會，由周恩來召集，負責起草一封對紅４軍的指示信。三人委員會一次又一次地談話、討論和研究，深入分析問題癥結，努力探求解決之道，最終形成統一的意見。三人委員會確定，以中央８月２１日給紅４軍前委的指示信為基礎，由陳毅執筆起草這封指示信。

這封近萬字的指示信分為“目前軍閥混戰的形勢、紅軍的根本任務與其前途、紅軍發展方向及其戰略、紅軍與群眾、紅軍的組織與訓練、紅軍給養與經濟問題、紅軍中黨的工作、朱毛問題、紅軍目前的行動問題”９個部分。指示信對當時政治形勢的分析、紅軍的任務、紅軍中糾正一切不正確的傾向、加強黨對紅軍的領導等問題都作了重要指示。這些指示，肯定了毛澤東提出的“工農武裝割據”和紅軍建設的基本原則。

指示信還決定朱、毛兩人仍留在前委工作，毛澤東仍任前委書記，并責成前委“須使全體同志了解而接受”。這就為紅４軍黨內統一認識、糾正各種錯誤思想提供了根據。

９月２８日，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由三人委員會集體研究，經周恩來審定修改的《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隨后，周恩來又叮囑陳毅：回去后，要請毛澤東復職，并召開一次黨的會議，統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決議，使大家今后有章可循，按規定辦事。

四

參加完全國軍事會議之后，陳毅帶著“九月來信”，帶著重要指示，長途跋涉，披星戴月，重返紅４軍。１０月２２日，陳毅在松源和朱德見面，原原本本地詳盡介紹了在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和研究的情況，以及自己的種種感受，傳達了黨中央對紅４軍的一切指示。當天夜里召開的前委會議上，陳毅正式傳達了中央“九月來信”和周恩來的指示，談了落實中央指示的具體辦法。會后，陳毅立即派人把中央“九月來信”送去蛟洋給毛澤東，并附自己的一封信，促請毛澤東回前委工作。

１２月２８日至２９日，紅４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鎮曙光小學（原廖氏宗祠）舉行。這是紅４軍發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關于紅４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的報告；朱德作了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了中央“九月來信”，并作了反對槍斃逃兵的報告。會議一致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８個決議案，總稱《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古田會議決議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件，解決了如何將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革命軍隊建設成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這個根本問題。

歷史往往在經過時間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剡^頭來看，中央“九月來信”對統一紅４軍黨內的思想、開好古田會議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古田會議使我們這支軍隊實現了浴火重生、鳳凰涅槃。從那以后，在黨的領導下，我軍由小到大、由弱到強，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