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登榜，羌族，１８９５年３月出生于四川省松潘縣鎮坪甲竹寺世襲土司家庭。

安登榜自幼敏而好學，且是長子，循例具有襲承父業資格，深受其父安裕楨的寵愛。他從小學習漢文、藏文佛典，１０多歲時便能背誦四書五經，且通曉藏文，會講羌、漢、藏３種語言。

１９１４年，安登榜輟學，去白草新衙門協助父親料理公務；繼而棄文習武，整日打槍狩獵，練就一手好槍法，被羌民尊為“神槍手大少爺”。長時期的狩獵活動，不僅增強了他的體質，磨煉了意志，而且使他深知民間苦樂，成為與羌民有血肉聯系的領袖人物。

１９２２年，安登榜生母病故。喪事完畢，他返回白草。適值安縣土匪猖獗，匪首陳紅苕率領數百人攻入北川縣城，攆走縣知事劉維翰。劉攜眷率眾十余人，由北川小園翻山逃至白草避難。安裕楨憐其遭遇，將劉收為義子。月余后，安登榜率千余士兵護送劉維翰重返北川，土匪聞風遁去。劉維翰復任北川縣知事，安登榜率部分士兵暫留護衛縣城。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安裕楨病故。經松潘縣政府報請松理茂懋汶屯殖辦署允準，安登榜以長子承襲土司官職。１９３４年春，屯區推行團甲制，縣以下設區。安登榜被松潘縣府委為第六（白草）區區長。

當時，白草區疫病流行，疊溪在１９３３年８月曾發生過地震，羌民處于水火之中。國民黨政府不僅不撫慰拯救，反以“疏導積水”、“整理團務”等名目，強征捐稅。松潘縣長于戒需趁火打劫，又向各區攤派“調遣”、“筑碉”款。１９３４年６月，縣府為追繳稅款，以部署團務為由，通知各區區長到縣城參加行政會議。安登榜得知內情后借故拒往。松潘縣政府竟以安登榜漠視政府，違反法規為名，給其記大過一次。松理茂懋汶屯殖督辦署督辦鄧錫候、參謀長劉翼經也責成松潘縣政府嚴加懲處。于戒需派人催逼安登榜繳納１９３３年拖欠的槍彈款４００余銀元，并強派１９３４年軍款近千枚銀元，聲稱兩月內如不繳縣府，“定當依法追究，決不寬容”。安登榜知曉羌民艱辛，不便攤派，乃繼續敷衍拖延，頂著不辦。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２６日，于戒需再次發出手令：“安登榜握指軍、槍兩款，抗不遵繳，實屬藐頑已極”，“將拖欠兩款如數交出”，“違則將該區長拘案押追，以憑懲處不貸”。不久，安登榜被免去區長職務，遺缺由安的繼母安玉清充任。

安玉清原名張玉清，漢族，北川片口人。１９２６年與安裕禎結婚，由于受新思想影響，主張廢除世襲制，實行漢區保甲制，曾遭安裕禎反對。當她繼任第六區區長后，羌族上層人士對她普遍不滿。

安登榜因與繼母安玉清政見不同，反對她當區長；加之家庭失和，安登榜遂領李華桂、傅凱、左傳富和８歲長子安本欽憤而出走。先至北川劉維翰處，準備躲避一段時間。但不幾天即被人告發，于戒需派松潘縣府收款員石鎂銓、川軍連長曹鈞衡帶兵前往追捕。安登榜聞訊后，立即轉移白石場妻姐李廖氏家。五天后，他留下兒子，帶領從人投奔茂縣蘇家土司。途經北川縣墩上（今武安鄉）時，與紅四方面軍第四軍十二師先頭部隊相遇。紅軍向他們宣傳“推翻漢官統治階級”，“反對漢官壓迫”，實行“民族自決”，以及紅軍支持羌民“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漢官統治，建立羌人自己的蘇維埃”的民族政策。安登榜等深受教育，毅然參加了紅軍。安登榜成為羌族近代史上第一個率眾參加紅軍的民族上層領袖人物。

紅軍待安登榜如同親人，除李華桂等原隨從人員繼續留在安的身邊外，又派四名戰士隨其左右。部隊領導特意送他一匹紅色戰馬。安登榜擔任通司（翻譯）、向導，負責前衛工作。

于戒需和川軍駐松潘縣城防司令吳子向獲悉紅軍迫近縣境后，妄圖憑依茂縣境內土門天險，阻攔紅軍進入岷江流域，派楊澤浮、王光宗率常練隊、團練隊、羌族士兵隊和川軍連長曹鈞衡部，直奔馬鳴之青杠梁，堵截紅軍入境。

青杠梁居高臨下，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險關隘口。紅軍為拿下此關，與敵展開了激戰。由于地形不利，加之敵眾我寡，傷亡較大，進攻未果。紅軍被迫后撤至北川小壩走馬嶺防守。敵追至野豬窩，形成兩軍對峙。

紅軍偵悉敵先頭部隊是王光宗帶領的羌族士兵隊，王原系安登榜的部屬，決定由安登榜去作勸降工作。安登榜寫信給王光宗，勸其“認清形勢，不要再受騙上當，賣命當走狗”。同時，安登榜以自己的感受，情深意切地勸說：“紅軍多得無數，力量強大，政策很好。是為受壓迫、受苦難的各族民眾謀福利的軍隊，好得很！”請王等“以地方利益和羌族利益為重，不能再讓家鄉遭災受難。趕快率領士兵們向紅軍投降，保證大家的生命安全，紅軍決不會追究在被迫情況下阻擊紅軍的行為。”王光宗等見信后，采取退讓，約定當夜暗地撤離陣地。紅軍進入片口、白羊，經華子嶺進入岷江河鎮坪、太平、較場壩、鎮江關一帶地區。安登榜主動擔任各地的宣傳工作，號召外出躲藏的群眾返家生產；發動群眾為紅軍籌糧、運糧，帶路送信，協助紅軍組建兒童團、游擊隊；成立區、鄉、村蘇維埃政權。他不辭辛勞和艱險，兩次化裝深入鄰縣禪椏、大灰堆偵察敵情。

１９３５年５月，安登榜奉命去鎮坪水壙寨為紅軍帶路，從格早溝翻山至馬場，殲滅了駐扎在那里的胡宗南部隊。紅軍在鎮坪東岳廟前舉行了盛大的馬場戰斗慶功大會。安登榜榮立戰功，受到了表彰。他在大會上激動地舉起繳獲的機槍，說：“胡宗南部隊有啥了不起？他駐在馬場的隊伍，不是被紅軍一打就跑了嗎！”他動員群眾積極支援紅軍，參加紅軍。同時，他還動員其繼母、妻子、親屬為紅軍洗補衣服，打草鞋，制作羊皮褂，織毯子、裹腳帶等等。

６月的一天，紅軍在茂縣楊柳溝壩召開大會。會上，羌人自己的武裝——紅軍羌民游擊大隊宣告成立，安登榜為游擊大隊長，當即有６０多名青年男女踴躍參加。大隊部和糧庫設在鎮坪趙家院子。安登榜和隊員走村串寨，早出晚歸，將籌集的青稞、玉麥、胡豆運往糧庫；并把糧食加工成面粉、糌粑分配到各連隊。他們還發動群眾送牛、羊、豬肉去前線慰問紅軍。

８月，安登榜奉命隨軍北上。臨行，他給家人留下一床軍用毛毯和一個軍用水壺作為紀念，并告誡家人：“搞好團結，隨時想著紅軍，萬勿聽信謠言。我們是有把握打勝仗的，不久就回來。”

安登榜隨紅軍從松潘紅土坡（熱務區）經黑水到達若爾蓋后，仍負責宣傳和籌糧工作。一天，安登榜和他的隊員外出籌糧時，在若爾蓋索花寨附近，遭敵人的伏擊，安登榜和十多名紅軍戰士壯烈犧牲。

１９８４年，經四川省人民政府批準，追認安登榜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