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修德：見證和記錄中國抗戰的美國記者

■荊曉燕　

白修德（１９１５—１９８６），本名西奧多·哈羅德·懷特，美國猶太裔記者。在抗日戰爭期間，曾作為《時代》周刊駐中國特約記者，采寫了大量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新聞報道，曾獲得普利策新聞獎。白修德是中國抗戰重要的見證者和記錄者，１９４６年，他和賈安娜合著《中國的驚雷》，反映抗戰時期較為真實的中國，轟動一時。斯諾為該書作序，稱贊它“具備了真正的寬度和深度”；索爾茲伯里盛贊它“可與斯諾的著作相媲美”。書中深刻剖析了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區別，認為通往中國未來大門的鑰匙掌握在中國共產黨手中。

感性的認識：共產黨是民心所向

白修德曾就讀于哈佛大學，是著名漢學家費正清的第一位學生，畢業論文題目是“１９１５年日本對華二十一條”，以專業最優成績畢業。面臨職業選擇時，導師費正清建議他走埃德加·斯諾的道路，于是，白修德決定將中國作為自己職業生涯的第一站。１９３８年，白修德來到上海，次年春到達重慶，成為國民黨政府中央宣傳部的一名顧問。幾個月后，機緣巧合之下，他成為《時代》周刊的特約記者。初到重慶時，白修德非常興奮，因為他發現蔣介石政府高官中有許多人都有哈佛大學的教育背景。但是慢慢地，他失望地意識到“所有說得一口流利英語的高官都與自己國家的人民嚴重脫節，他們不了解自己的國民，甚至都不了解腳下的這座古城，因此根本無法幫助我了解中國真正的現狀”。

１９３９年９月，白修德決定親自到北方去調查戰事。這次深入戰爭前線的經歷，一方面讓他對日軍的暴行有了更加真切的認識，另一方面也讓他對中國共產黨有了初步的了解。他曾跟隨國民黨的軍隊駐扎在山西的一個小山村中，副隊長在向村民請求物資補給時自稱是共產黨的游擊隊。白修德好奇地問為什么要這樣說，結果副隊長回答說：“如果我們說自己是國民黨的游擊隊，他們就不會給我們的馬匹提供食物和水了?！边@段旅途中的小插曲在白修德的心中縈繞，久久不散，他開始思考為什么人民對待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態度如此不同。在此期間，他曾和共產黨的游擊隊有過幾天的接觸，對共產黨的主張、作風有了初步的了解。經過不斷觀察，他慢慢領悟到“先有人民，才有政府，你要能保護人民免受任何暴力與殺戮的傷害，他們才會滿懷感激地接納你……在山西的山區中，在那里，共產黨人還沒有自稱政府，但他們正在逐漸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政府。因為他們在保護人民”。山西之行，讓白修德發生了認識上的初步轉變：“在返回重慶時，我已無法再將蔣介石或他的美國化的政府領導班子當作真正的政府看待了。他們對各種事件毫無掌控力，我迫切地想要與他們相脫離?！?/p>

深入的觀察：國共兩黨區別所在

在時代大潮的裹挾之中，白修德曾經有過立場選擇的困惑。一度，他與《時代》周刊一起把蔣介石包裝成“民族英雄”，因為他覺得這樣做才符合美國的利益，并且有利于中國抗戰的局面。但是隨著了解的逐步深入，特別是在１９４２年河南大饑荒之后，白修德對國民黨的態度發生徹底的轉變。河南大饑荒是現代史中最嚴重的饑荒之一，是一場生靈涂炭的浩劫。１９４３年２月末，白修德與《泰晤士報》記者哈里森·福爾曼一起深入災區調查，目睹了餓殍遍野的慘狀。同時，他也發現這不僅僅是天災造成的，更多是人禍。接連而至的旱災、蝗災固然是導致饑荒的直接原因，國民黨政府在河南強征軍糧也是一個重要原因，而且災荒發生后，各級官員瞞報，并對有限的賑災款項進行層層盤剝，視災區百姓生命如草芥。白修德將災區的真實情況在《時代》周刊曝光，這激怒了正在訪美的宋美齡，并要求《時代》周刊開除白修德。在宋慶齡的幫助下，白修德才得以面見蔣介石，講述災區的慘狀，為災民爭取到了一定的救助物資。這次經歷讓白修德對國民黨徹底失望，他坦言自己的看法轉變：“一開始是尊敬和欽佩，然后是同情和憐憫，最后是鄙視和不屑?！?/p>

大時代的風云際會，讓白修德有機會與諸多偉人近距離接觸。在重慶期間，他結識了周恩來、葉劍英、龔澎等共產黨人，并被他們的人格魅力所折服。１９４４年１０月，白修德跟隨美國特使赫爾利的代表團訪問延安，作為唯一的美國記者在那里逗留三周，有機會采訪了毛澤東、彭德懷、劉少奇、彭真等重要領導人。在他看來，延安的氛圍和重慶明顯不同：作為國民黨陪都的重慶，“城墻內彌漫著渾渾噩噩，時間停滯般的空氣”；而延安“那里的空氣和重慶不同，夏天干燥而煥發，冬天嚴寒而愉快”。通過這一階段的接觸，白修德對延安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意識到“延安首先是個思想工廠”，“延安根據地并不往前線運輸任何東西，一切戰區都是自給自足的，延安唯一向外輸送的是人——可以傳播思想的‘黨政干部’”。穿梭于重慶與延安之間，兩相對照，白修德對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區別有了更清晰的認識?！捌駷橹梗伯a黨和國民黨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在國民黨是腐化的地方，它保持潔白；在國民黨愚昧的地方，它是英明的；在國民黨壓迫人民的地方，它給人民帶來了救濟。整個抗戰時期，該黨用英明的領導不僅抗擊敵軍，保護人民，而且使人民脫離古老的苦難。”

理性的思索：共產黨的為民情懷

經過不斷的觀察和深入的思考，白修德明確了自己的立場。他不愿意因為服從美國意識形態的需要而歪曲歷史真相，他不滿足于碎片化地記錄時代，更希望能整體性地呈現歷史，并追尋歷史背后的深刻邏輯。因而，當日本投降后，《時代》周刊要求白修德繼續寫文章美化蔣介石時，他選擇了斷然拒絕。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８日，白修德告別重慶，返回美國。“在那一刻，剛剛從戰爭中走出來，我下定決心，要成為第一個將蔣介石政權勢必會土崩瓦解的故事講出來的人——哪怕這意味著與《時代》和亨利·盧斯的徹底決裂。”

作為一個親歷中國激蕩歲月的記者，白修德通過與賈安娜合著《中國的驚雷》，將對抗戰大背景下的國共兩黨的觀察和思索展現了出來。兩黨最大的區別在于對待人民的態度。在河南慘絕人寰的災荒面前，國民黨政府漠視生命，救災不力；在日本罄竹難書的暴行面前，蔣介石卻說“日本的侵略是癬疥之疾，共產黨才是心腹大患”。但與此相反，“人民”二字對于共產黨來說卻力重千鈞，共產黨將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為了人民，依靠人民，與人民群眾形成了牢不可破的血肉聯系。面對日軍的掃蕩和國民黨的封鎖，中國共產黨“從不毛的山地伸出了一根基地的鏈環，以一個弧形的姿態，從東北一直連到了長江流域……他們深入到每個村鎮的下層黑暗中去，用他們的意志，用他們的口號從那里喚起了國民黨以及日本人所不能想象得到的力量”。之所以能夠創造這樣的奇跡，“共產黨并不曾使用什么魔術，他們只不過知道人民所渴望的改變，而他們擁護這些改變”。白修德和賈安娜洞悉了共產黨的力量之源，并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只有一點是確定不移的：他們的利益是和那些為窮困所迫、深受苦難的農民群眾的利益結合在一起的，從那里他們得到最大的支持?！被谶@樣的邏輯，他們在層層迷霧中洞悉了歷史發展的趨勢，在該書中大膽作出預測，延安才是中國的希望，勝利將屬于中國共產黨。

抗戰時期，白修德親赴前線報道、深入災區調查，體現了一個戰地記者的勇敢品性和悲憫情懷；為了戳破虛幻的泡沫，揭露國民黨腐敗無能的真相，他不惜與《時代》周刊決裂，體現了追尋真相的堅韌意志和不畏強權的正直品格；他通過《中國的驚雷》深入分析共產黨的力量之源，預言勝利將屬于中國共產黨，體現了在層層迷霧中洞悉真相的能力，成為那段風云激蕩歷史的見證者和記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