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向忱（１８９８．５—１９７１．１），原名車慶和，著名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東北抗日救亡運動先驅，優秀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曾經擔任遼寧省副省長、遼寧省政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民進第四、五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等職。
一、少年時代
１８９８年５月７日，車向忱生于遼寧省法庫縣一個開明富戶家庭。他的曾祖父兄弟三人從山東黃縣闖關東來到東北，到他祖父時，購置了一些田產，生活比較富足。他的父親車文笏是法庫縣有名的秀才，具有民族意識和愛國思想，提倡實業，與人聯合開過“天香行”商號，辦過錢莊、勸人場。民國初年，車文笏擔任法庫縣東二鄉的鄉董。當時，遼河洪水連年泛濫，莊稼顆粒無收，災民攜兒帶女外出逃荒，使他心生切膚之痛。為了治理洪水，車文笏賣掉自家田產籌集資金，組織村民上堤，修好了大壩。昌圖通江口一帶百姓感念其治水善舉，贈送給他“謹懷饑溺”匾額，這令幼年的車向忱記憶深刻。
１９０６年，車向忱入本村私塾讀書。１９０９年入其父所辦的時勢小學堂，受教于思想進步的符子權先生。先生提倡維新，傾向革命，常向學生講述中華民族遭受帝國主義侵略的屈辱歷史和民族英雄文天祥、史可法、岳飛、林則徐等精忠報國的故事。從那時起，車向忱就立志要當英雄，解救災難深重的國家。
１９１２年，車向忱入法庫縣東調兵山高小讀書。１９１４年，就讀于法庫縣中學，他經常聽到周圍人談論時事，對袁世凱的稱帝賣國行徑十分氣憤。１９１８年他中學畢業，與貧苦農家出身的姑娘翟重光結婚，之后去北京大學高等補習班讀書。
二、為國家崛起而讀書
北大教室的授課聲已遠去。１９１９年５月３日晚，校園里一場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示威活動正在醞釀中。“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國家都要亡了，還念什么書”，車向忱謝絕了同學的好意勸阻，積極加入到游行活動準備工作中。５月４日，他隨憤怒的游行隊伍沖到曹宅，參與火燒“趙家樓”。五四運動取得了初步勝利，在巴黎的中國代表團沒有在和約上簽字。車向忱和參加運動的部分學生卻被捕入獄。他在自序中寫道：“我在這次空前規模的學生愛國運動里受到一次活的政治教育，使我深刻認清了反動統治者的真面目，對于這些反動統治者，只有依靠群眾同他們做針鋒相對的斗爭，才能贏得勝利。”為此，他積極以喚醒民眾為己任，使民眾覺悟起來，團結起來，參加到反帝反封建的運動中來，以求得民族解放。
五四運動后，車向忱考入中國大學法科學習，為實現喚醒民眾、改造社會的理想，他又改學哲學和教育。他一面學習，一面參加社會實踐。１９２１年，他在廣泛收集材料的基礎上，經過兩年的辛苦努力，終于寫出３７０００字的《打破迷信》一書，來破除人們心中最深、最大、最久的病源。他用節省下來的飯錢，印制了一千冊《打破迷信》，免費發放給勞苦大眾，可是貧苦百姓沒有文化，又怎能讀懂他的書呢？他又聯合幾位同學辦起平民夜校，擔任夜校主任。《中國大學十六周年紀念大會刊》中記載：“查本校平民學校創設最早，中小各部，斐然可觀。此雖不足以言普及，然若各地仿行，持之以久，未始非喚起民眾之一法也。”
三、在家鄉創辦平民教育，喚醒民眾
１９２５年，車向忱大學畢業，回到家鄉法庫縣顧家房村。父親車文笏想找遠親楊宇霆（張作霖的總參議），為他謀個縣長的職位。車向忱鄙視升官發財的道路，毅然來到沈陽，投身于喚醒民眾、挽救國家危亡的事業——創辦平民教育，并得到基督教青年會總干事閻寶航的大力幫助。
車向忱先在大南門外小什字街接管了郭松齡夫婦資助的一處貧兒學校，后得到青年會工作人員郝克勇的幫助，在小南關第一監獄首創平民教育，開設兩個班，學生都是少年輕罪犯，２００多名孩子獲得了受教育的機會。他還被聘為省立第三高中教員、東北大學附屬中學和第一高中教員，同時在這些學校設立平民夜校，共四個班。他的學生都是城市工人、店員、小商販、洋車夫、掏糞工和鄉村貧苦農民。他創立了平民服務團和奉天平民教育促進會，他在促進會成立《宣言》中指出：“吾國號稱文化之邦，而吾國教育之不普及如是，豈不大可哀乎！蓋有四萬萬同胞，其不識字者，竟占三萬二千萬，以如許之無知無識之民眾，以彼列強爭生存，又何以御外侮，即以內政而論，又何以為主人翁？”
他利用節假日聯絡大、中學生下鄉送教，使廣大農民得到受教育的機會。他的辦學經費主要依靠個人的薪水，即在三所中學兼課的收入９０多塊大洋，自己和家人卻過著省吃儉用的生活，家中經常斷炊。他是自掏腰包創辦平民教育的第一人，被家鄉父老稱為“東北甘地”。其間，他同中共中央派來沈陽秘密開展建黨工作的任國楨、吳曉天建立了往來。
隨著平民教育的發展，車向忱受到當時教育廳廳長王毓桂的非難和攻擊，說他是“共黨嫌疑分子”；還被誣告說“辦平民教育就是反對貴族，就是反對政府，反對張學良”，因此險些被捕入獄。第一高中和第三高中也以創辦平民教育影響學生學習為由，解聘了車向忱。為澄清事實，說明情況，車向忱去面見張學良，向其說明辦平民教育是為了喚醒民眾，得到了張學良的理解和支持。張學良捐助了大洋五千元，并兼任平民教育促進會名譽會長。平民教育在沈陽得到空前發展。到１９２９年，有城市學校４１所，學生１７００余人，農村學校２００多所，全省７０００多不識字的農民獲得了讀書的機會。
１９２９年夏，車向忱與閻寶航、張希堯共同商議，發起成立反日組織聯盟國民常識促進會，公推車向忱為總干事，即會長，負責日常會務工作，會址仍設在青年會內。他主持編輯了期刊《遼寧國民常識半月刊》，還于１９２９年出版了《遼寧國民簡易教育概況》一書。
面對日本敲骨吸髓的經濟掠奪，他們提倡國貨，抵制日貨，還兼管拒毒協會的日常工作。１９３０年３月１０日和６月１６日，車向忱和閻寶航率領千名市民、學生在小河沿公共體育場焚燒日本人販賣的海洛因、鴉片３８６包、大煙土４００箱。數百名學生開展前期講演、宣傳、維持秩序，徹底粉碎了帝國主義縱毒禍華的詭計，被稱為沈陽的“虎門銷煙”。
１９３０年末，車向忱派張希堯、黃宇宙等深入遼河上游鐵嶺馬蓬溝動員群眾拒絕為日本人出工建筑兵營。１９３１年１月，日本當局制造萬寶山慘案，他同張希堯等親赴現場，又發動會員為受難同胞募捐。“九一八”前夕，日本駐軍經常以演習名義挑釁北大營駐軍第七旅營房，車向忱同張希堯面見王以哲旅長，勸說他盡快做好反侵略的準備。還說北大營駐軍如果能堅持三天，他們立即組織義勇軍支援，發動群眾二三萬人不成問題。
九一八事變爆發了，古城沈陽慘遭日寇蹂躪，車向忱教育救國的夢想徹底破滅，改良主義救國是行不通的。車向忱撇下家中懷孕四個月的妻子和年幼的三個孩子，含淚離開家鄉，他與張希堯、苗可秀、張金輝、宋黎等４０余人，分頭乘火車奔赴北平。
四、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
１９３１年，車向忱聯合好友高崇民、閻寶航、陳先舟，在北平奉天會館內成立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以下簡稱“救國會”），組織民眾開展抗日活動。他還聯合東大的４０多名學生和流亡同胞共１００多人，組成學生軍，進行專門軍事訓練，培養抗日骨干力量。同年１０月，受“救國會”委托，車向忱率領６００余人的請愿團南下，他們在南京面見蔣介石，提出“出兵抵抗日寇侵略，收復東北失地”“供給東北軍軍火”等七項要求。蔣介石不予理睬，說：“我很忙，沒有時間答復。”這使他們對蔣介石政府不再抱有幻想，而是自己積極行動起來抗日。
１９３２年初，車向忱自告奮勇，受“救國會”委派，扮作賣藥先生，與扮作徒弟的宋黎、李述全一同潛回東北，聯絡敵后抗日義勇軍并向他們轉交了“救國會”及張學良將軍的信件。
車向忱化裝成農民，身穿破棉襖，頭帶舊皮帽，一個人進山了。他忍饑受凍，穿過人跡罕至的大森林，終于找到了馬占山的隊伍。日軍進犯黑龍江時，馬占山指揮了著名的江橋戰役，打響了抗日第一槍。面對日軍的強大攻勢，他被迫率部退至黑龍江省璦琿縣。拿著車向忱冒死送來的張學良的親筆信，馬占山激動得熱淚盈眶，宣誓反攻，并向全國發表通電：“我們決不辜負張副司令和全國老百姓的希望，繼續戰斗，即使剩下一兵一卒也要抗戰到底。”
完成使命后，車向忱順嫩江奔赴齊齊哈爾、海倫、拜泉、安達等地，尋訪馬占山舊部鄧文、李海清等，令他們可以與馬占山南北策應，夾擊齊齊哈爾的日寇。車向忱每到一地，都與抗日將領商議救國大計，策劃組織抗日武裝，宣傳抗日，鼓舞士氣。
８月，車向忱第二次潛回東北，在哈爾濱道外十六道街開設大同療養院，掩護來往的抗日同志，并秘密為義勇軍戰士治療傷病。此后，車向忱又潛往滿洲里，尋訪蘇炳文，推動聯合抗日。不久，又前往綏芬河一帶策動偽軍反正。１９３３年６月，車向忱第三次潛回東北，在桓仁的老禿頂子山見到楊靖宇部隊的后勤部長，表示慰問，并商妥由“救國會”援助一批槍支、彈藥，由海上運交。
１９３３年初，他率領東大學生張希堯（地下黨員）等５０多人，代表“救國會”赴長城各口和張北一帶慰問抗日部隊，冒著槍林彈雨搶救傷員２５００多人，并結識了黃杰、馮玉祥、吉鴻昌、方振武將軍。在張北前線他親眼看到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英勇地打擊敵人，受到很大鼓舞。１９３４年初，車向忱回到北平，承擔東北難民家庭教養院院長工作。
五、創辦東北競存學校，為抗日統一戰線形成做出貢獻
１９３５年，中共領導的紅軍長征北上，到達川北甘南一帶，蔣介石任命張學良為西北“剿總”副總司令與紅軍作戰，東北軍撤離了抗戰前線。同年８月１日，中國共產黨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著名的《八一宣言》。這一號召在全國人民心中，尤其在東北流亡同胞和東北軍戰士心中引起強烈反響。車向忱看到《八一宣言》，內心十分振奮，想為促進東北軍聯合抗日盡一分力量。
此時，他恰好收到老友東北軍６７軍軍長王以哲的邀請，便從雞公山來到西安。他向老朋友宣傳停止內戰、團結抗日，還去金家巷張公館拜訪張學良將軍，談論停止內戰的道理。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執行蔣介石命令的東北軍進犯紅軍，遭到有力回擊，損失慘重。蔣介石反而趁機扣發東北軍軍餉，取消其編制。駐防洛川的王以哲軍長十分苦惱，便邀請車向忱去洛川。車向忱直言不諱地說：“我早就說過，我們東北軍要抗日，要打回老家去。誰幫助我們抗日，幫助我們打回老家去，誰就是我們的朋友。”他回顧了“九一八”以來的事例，反復說明中共是東北同胞的朋友，應該停止內戰，團結起來打回老家去。
在榆林橋戰役“高福源被俘事件”中，車向忱力勸王以哲收留高福源。張學良飛來洛川，接見了高福源，并給毛澤東寫了回信，表明東北軍愿意與紅軍合作抗日。協助周恩來開展過統一戰線工作的李濤曾經說：“車向忱同志在配合我黨爭取東北軍將領停止內戰，聯合抗日，促成抗日的統一戰線建立的工作中，是起過積極作用的。”
１９３５年，車向忱在西安用身上僅有的兩元錢為東北流亡兒童創辦了東北競存小學，主張“讀書為救國，救國必抗日”，培養抗日骨干力量。他率領學生，高舉象征白山黑水的校旗，走上街頭宣傳抗日。他的義舉得到中共地下黨、東北軍、西北軍和社會進步人士的積極贊譽和資助，張學良、楊虎城、王以哲、杜重遠、楊明軒和杜斌丞等紛紛捐款。學生很快從３０多名增至２６０多名，陸續在民樂園、王曲等地設立分校，成為抗戰活動的有生力量。
六、積極推進“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１９３６年，在中共地下黨的支持下，車向忱發起成立東北民眾救亡會（以下簡稱“東救”），任執委、主任委員，團結東北流亡同胞，互助互濟、抗日救亡、收復失地。
同年，車向忱率領東北競存小學師生參加了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大會，他們高舉校旗，高呼口號走在隊伍的前面。不料反動軍警向競存小學的學生開了槍，小學生被打傷，社會上群情激憤，紛紛要去臨潼找蔣介石理論。這就是西安事變的導火索之一——“國民黨槍殺幼童案”。
車向忱親赴張公館，控訴反動軍警的暴行，張學良悲憤交加，給國民黨中央的陳立夫去電，要求嚴懲兇手，并命令東北軍護送學生請愿隊伍。蔣介石卻下令對請愿學生“格殺勿論”。兩天后，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在中共地下黨領導下，車向忱代表“東救”參加了十四個救亡團體的緊急會議，聯合署名發表了《全國救亡團體擁護張楊主張的通電》。１２月１６日，在革命公園舉行的十萬人市民大會上，根據車向忱的倡議，“東救”散發了《告西北各界同胞書》，深刻揭露國民黨政府出賣民族利益，殘害同胞的罪行，熱情歌頌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諫的壯舉。
隨后，周恩來應張、楊之邀來西安，積極推進中共中央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同各方人士商談。其間，他邀請了車向忱在內的２０多位西北知名人士座談，并詳細詢問車向忱東北競存小學學生的受傷情況，這是車向忱第一次見到周恩來。他后來回憶道：“由于西安事變見到周恩來同志，更辨別出哪黨好，哪黨壞，更認識了中共的可靠性。”
車向忱積極參加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的活動，１９３６年編著出版了《東北抗日聯軍對日作戰之經驗》一書。東北抗日聯軍的蘇安人來到西安，在為此書所作的序言中寫道：“我國家我民族已經到了最后的生死關頭，抗日能生，不抗日就死。親愛的武裝同志們！看完這本書，馬上要跑到抗日的火線上……”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１２月２５日，張學良陪蔣介石飛回南京，立即遭到扣押軟禁。蔣介石還調動了中央軍十個師的兵力，向西安進逼。車向忱和“東救”的執委們起草電報，要求允許“張副司令返陜主持一切”；又接受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派遣，攜款一萬元，分赴赤水、渭南、臨潼、藍田等地慰勞紅軍、東北軍和西北軍戰士們。
新的形勢要求必須改變國民黨舊的教育，實施抗日戰爭和國難教育。１９３７年，車向忱與楊明軒等共同發起成立西北教育界抗日救亡大同盟（以下簡稱“教盟”），并任總盟執委，著力實施抗戰的戰時教育，即國難教育。他執筆草擬了《陜西國難教育方案》中學部分，又在《救國教育》雜志第一期上發表《東北奴化教育的一斑》。
１９３７年２月２日，東北軍核心人物王以哲被軍中少壯派殺害。車向忱悲痛萬分，他目睹東北軍群龍無首，逐漸被國民黨分崩瓦解，想繼續與紅軍合作已無法實現。
白色恐怖再度籠罩古城西安，國民黨當局要解散競存小學，逮捕“東救”的車向忱。為了流亡的孩子，為了打回老家去，盡管面臨坐牢的危險，車向忱橫下一條心，繼續留在西安辦學。
七、與共產黨風雨同舟，堅持抗戰到底
１９３７年２月８日，國民黨中央軍進駐西安，以高壓政策對付抗日群眾運動。一天，車向忱來到七賢莊辦事處面見周恩來，請求解決辦學師資和經費方面的困難。在這里，他認識了辦事處的負責人葉劍英、秘書長李克農、李濤等人。周恩來給他講馬克思主義，鼓勵他團結東北流亡同胞，通過東北軍家屬推動東北軍與紅軍合作，并說辦學經費和教員由他們想辦法。辦事處每月給競存小學３００元的補助經費，還給了車向忱很多革命的書刊和毛主席著作。
１９３７年８月，國民黨警察以莫須有的漢奸罪名，逮捕了車向忱、聶長林、張繼五、劉明及工友老王。全校師生列隊向警備司令部請愿，要求釋放校長、老師和工友。車向忱夫人翟重光奔走南京、上海等地，拜訪車向忱的老朋友閻寶航、高崇民等，開展營救活動。中央軍黃杰軍長給蔣鼎文寫了親筆信，八路軍辦事處公開出面進行交涉，社會各界多方聲援、營救，一個多月后，車向忱等人被取保釋放。
１９３７年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為培養革命青年，中共代表博古根據周恩來的意見，向國民黨政府提出在西安創辦一所抗大分校，卻受到國民黨陜西省黨部的百般刁難。為此，車向忱以陜西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的身份，與中共陜西省委代表徐彬如一同向國民黨省黨部交涉，最后達成協議在安吳堡辦學。中共中央派馮文彬、胡喬木創辦了著名的安吳青訓班——這是一所進步青年向往的圣殿，培養了大批青年革命干部赴抗日前線和延安。車向忱組織競存師生前來學習，想把競存也辦成抗大式的學校。
１９３８年初，為了安排和解決西安附近東北流亡同胞及其家屬的生活問題，車向忱帶領東北競存中學農林班的學生和東北同鄉１６０多人，向秦嶺進發。他們在銀洞灘開荒種地，自力更生，競存農業中學在鳳縣建立起來。他寫了《一個墾區的實例》，發表在東北救亡總會的機關刊物《反攻》（１９３８年７月號）上。
１９３８年冬，日寇向陜西進逼，飛機頻繁轟炸西安，車向忱決定遷校至靠近陜甘寧邊區和東北軍后方機關的陜西省鳳翔縣，以便必要時組織師生們上山打游擊。當地群眾和中共競存特別支部提供了大力支持，３０多戶老百姓騰出７０多間房給競存教師、學生和東北軍家屬長期無償居住。他帶領師生學習“抗大”精神，艱苦奮斗，自力更生，把“創造、團結、耐苦、奮斗”作為校訓。為了感謝鳳翔百姓的無私援助，車向忱為鄉親們辦起夜校，改變當地落后的教育狀況。
車向忱的生活簡單樸素，他頭戴一頂舊禮帽，身穿灰布長衫，腳上穿著夫人翟重光親手縫制的布鞋，住在簡陋的小屋里，和教職員一起吃粗茶淡飯。他去西安辦事，常常步行４０里路程到虢鎮火車站。他的艱苦奮斗精神深深地影響著全體師生和東北同鄉。
車向忱創辦競存學校主張教育為抗日服務，課程緊密結合抗戰的需要。學校開設中日問題、游擊戰術、軍訓、日語等課程，語文教材選講魯迅文章和解放區的文藝作品，還帶領師生閱讀進步書刊，組織學生自治會，開展時事研究，進行詩歌朗誦、漫畫創作等課外活動。
競存學校，這所孕育革命新生力量的搖籃，從誕生那天起就一直受到國民黨的監視、破壞。反動派多次想解散它，但在中共的秘密支持、關心愛護下，競存頑強地存續了下來，十年間培養學生５０００多人，其中許多是中共黨員、民先隊員。還有百余名師生投奔延安，參加革命，數十人參加了八路軍。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日戰爭取得最后勝利。車向忱接到周恩來和民盟組織（１９４１年，車向忱參加了民盟東北小組）的指示，要他盡快回到東北解放區。車向忱決定先去陜北，上延安，然后回東北。隨后，他通過地下黨的安排，偷越封鎖線，來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在延安，他受到毛主席和西北局、邊區政府領導人習仲勛、林伯渠的親切接見。毛主席見到他第一句話就是：“車先生，一路辛苦了！”接著又以征求意見的口吻問他：“祖國光復了，車先生，你看做點什么工作呢？”車向忱回答：“我是東北人，還是想回老家工作。”毛主席笑著說：“東北方面很需要人啊！車先生還是愿為桑梓服務！”在林伯渠的安排下，車向忱參加了各種教育會議，參觀了邊區的一些學校，解放區的新教育制度令他耳目一新，感慨萬千。
隨后，車向忱乘飛機去北平，轉道回東北。毛主席和林伯渠、徐特立等趕來送行。毛主席緊緊握住車向忱的手說：“回到東北，要努力爭取和平！”主席的殷殷期望在他耳邊久久回蕩。
八、回到東北，為建設新中國勵精圖治
１９４６年３月，車向忱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回到東北——戰云密布的白山黑水。他走遍撫順、本溪、安東等地，向廣大人民群眾宣傳保衛和平、反對內戰的道理，頌揚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戰的光輝業績。
根據黨組織的意見，他聯絡知名人士和各界代表，發起成立了保衛和平促進會，他以親身經歷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大打內戰的企圖。為了爭取局部的和平停戰，他率領代表團同國民黨進行談判，并冒著國民黨對解放區的轟炸，率領長春市慰問團１２０余人赴四平前線慰問東北民主聯軍。
１９４６年６月，車向忱擔任嫩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９月，擔任東北教育委員會主任兼哈爾濱大學校長。１９４６年１０月，車向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由中共中央直接聯絡的秘密黨員。聽從組織意見，他仍然以開明的民主人士身份從事社會上的工作。
在哈大，他開始著手對舊大學進行改造，實行新型正規化教育。他明確提出：“東北應實行民主、科學、大眾的教育。”配合形勢，１９４８年，他撰寫了《三十年教育工作的回憶——兩種天下，兩種教育》，在《生活報》上連載。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沈陽解放后，車向忱奉命率領東北行政委員會教育部的全體干部來到沈陽。要在根深蒂固的舊教育基礎上進行改造，他遇到了強大的阻礙。他提出：“我們辦教育就是要創新，要辦新型的正規化教育。”他沖破阻力，先辦起了新型的東北實驗學校，并擔任第一任校長，還經常深入教育一線指導教學和管理學校。
（車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