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素民，又名子明，字蘭芬，化名一平，１９０１年出生于浙江省紹興縣青壇村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全家五口人，沒有一分田地，僅有一間破舊的土屋，生活極為貧困。曹素民從六七歲開始就跟著父母、長兄上山拾柴禾，下地撿野菜，深知受地主豪紳盤剝壓榨的痛苦。

１９１９年初，曹素民來到上海的一家酒店當學徒，后到中藥房當藥工。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他參加游行，散發傳單，張貼標語，動員店員罷工，抵制日貨。１９２４年初，他參與籌建上海店員聯合會。同年６月，擔任上海店員聯合會委員。后因在聯合會會刊上發表文章抨擊反動當局，被藥店老板開除。同年１１月回到紹興。

１９２５年春，黨組織送曹素民去廣東黃埔軍官學校讀書。他刻苦學習革命理論和軍事知識，并于９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軍校結業后，他被分配到以林伯渠為黨代表的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工作，任第十九師五十六團三營黨代表。他很關心和愛護戰士，親自為患病的戰士煎藥送藥，還經常與他們一起揭露和控訴反動派的罪惡，啟發他們的階級覺悟。所以，當時三營是六軍中覺悟較高、戰斗力較強的部隊，北伐中打出了威風。

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曹素民改在賀龍的第二十軍當營長，轉戰江西，參加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南昌起義。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中共浙江省委為了加強紹興黨組織的建設和革命活動，特地派曹素民回到故鄉紹興工作。當時，省委交給他兩個緊急任務：一是務必在“雙十節”前給紹興反動政府一個回擊，以鼓舞群眾的斗爭信心；二是迅速恢復和發展紹興地區的黨組織，掀起群眾革命斗爭的新高潮。

紹興是歷史悠久和富有革命斗爭傳統的古城，早在１９２２年就有共產黨員；１９２３年暑假，中共紹興黨團支部在斗爭中誕生；１９２６年５月２日，中共紹興地委成立。當時中共紹興地委在大的鄉、鎮都建立了黨支部，黨員發展到２５０余名。大革命時期，在黨的領導下，紹興工人、農民、學生等群眾革命運動蓬勃開展。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由于敵人采取“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漏網一個”的極端反動的手段，到處搜捕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紹興黨的縣委機關在同年１１月遭到破壞，省委與紹興關系中斷。１９２８年３月，省委指定同律到紹興擔任特派員，后又派朱子柏到紹興整理黨務，均沒有開展黨的工作。曹素民正是在紹興黨組織渙散，活動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到達紹興的。

１０月初，他從西興乘夜船到紹興。天剛蒙蒙亮，只見紹興城區特務橫行，軍警兇神惡煞般地盤查行人。他機警地躲過了軍警，帶著省委的介紹信，尋到城內千金弄口３號黨員樓子學的家。當時樓子學不在，他只好耽擱在客棧里，一連幾天接不上關系?！半p十節”就將來臨，怎么辦？曹素民沒日沒夜地起草了“雙十節”標語和告工人農友書。草稿擬好了沒處印，關系又接不上，心里十分著急，他決定到馬鞍央浜村大哥曹昌浩家去印刷。沒有錢，就把僅有的一條棉被送進了當鋪，買了鋼板、鐵筆、蠟紙和紙張。

夜里，他瞞著大哥一家，通宵達旦地在蚊帳內謄印著標語傳單?！半p十節”前夕，他趕回紹興城里，把１２０多封裝著傳單的信塞進郵筒，另一部分交給可靠的朋友到各地散發。三更時分，夜深人靜，他機警地在國民黨縣政府、縣警察局和縣黨部附近的墻上，用紅色粉筆寫上“打倒蔣介石！”、“打倒貪官污吏！”、“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中國共產黨萬歲！”等標語口號。

第二天，工農群眾熱烈地談論著傳單和標語的內容，好像漫漫長夜里看到了一盞指路明燈?！半p十節”的標語、傳單，宣告紹興黨的存在，它給人們帶來了無限希望和鼓舞力量，也為恢復黨組織提供了有利條件。

１０月１５日上午，曹素民與樓子學接上了關系。當日，他倆又找到另外幾位同志，了解到紹興還有箔業職工支部黨員１６人，鹽業支部黨員１２人，米業支部黨員四人，汽車司機黨員二人，小學教師黨員二人，店員黨員二人，農民黨員一人，醫師黨員一人。幾個人一起分析了形勢，研究工作，決定于１１月７日在禹王廟內召開黨員大會，恢復黨組織，把分散的力量集聚起來。黨員大會準時召開，曹素民在會上作了當前形勢和今后斗爭任務的報告，指出：“目前是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國內民主革命的基本問題不僅一個也沒有解決，而且更趨嚴重；被剝削被壓迫的工人農民以及其他革命人民，都仍然迫切地需要變更現狀，革命的高潮一定會很快到來。黨組織的任務是積蓄力量，發展群眾開展斗爭，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彼脑捠裹h員認清時局，明確方向。接著，宣布組織中共紹興縣委員會，由曹素民、樓子學等七人組成，曹素民擔任書記，負責組織、軍運等工作。為了避免敵人的注意和適應當時的斗爭環境，決定“縣委機關設在城內東街岳廟前龍門橋左新庵內”，暗號為“問曹子明先生可也”。黨員請示、開會和聯系工作，都扮作燒香拜佛的樣子，縣委與省委的通訊處“大街華章洗衣店里找友處”。從此，紹興的對敵斗爭又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

為了不暴露目標，黨的交通站和活動中心曾轉移到離城十里的東浦熱誠小學。在寒冬臘月里，曹素民只穿一件舊長衫，一雙脫膠球鞋，白天上城里，晚上回東浦，迎風斗雪，披星戴月，為革命事業奔波。

曹素民還一度利用《紹興民國日報》訪事員的身份，搞調查，寫文章，揭露反動派的罪惡。他很重視黨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經常向黨員進行馬列主義基本觀點和黨的基本知識的教育，特別是通過階級教育，增強黨員的階級覺悟。他還經常深入群眾訪貧問苦，發現和培養青年積極分子入黨，增添黨的新鮮血液，加強黨的領導力量。

為了解決縣委的活動經費，曹素民與搞工運的同志商量，在斗門鎮上開設了一家中山醫院，不僅使黨的活動經費有了著落，而且這家醫院還成了黨在斗門一帶活動的重要落腳點。

在斗爭中，曹素民不管環境如何惡劣，工作多么困難，總是不畏艱險，不辭勞累，扎根在群眾之中，親臨第一線指揮戰斗。有一次，他和周德誠到離城七八里路的禹陵一帶，與農民談心，深入了解群眾的疾苦和思想情緒。當他了解到黨曾在大革命時期組織禹陵鄉農民協會，那里的群眾工作有一定的基礎時，就深入下去，因勢利導，發動和組織了千余名農民實行“二五”減租，舉行示威游行，大長了群眾的革命志氣。

１９２９年７月，曹素民在富盛小學與擔任校長的黨員蔣欽慈，教師黨員王德輝、俞祖炎等辦起了農民夜校，培養農民骨干，恢復農民協會，設立“農事研究所”及宣傳隊等，宣傳“一切權力歸農會”，還建立了農會的梭標隊，與土豪劣紳進行斗爭，開展減租反霸運動。一天，曹素民、蔣欽慈、俞祖炎等，組織農民百余人示威游行。從富盛街出發，一路上，農民手揮紅綠小旗，高呼“打倒土豪劣紳嚴金安”、“災田不交租”等口號。沿村群眾無不興高采烈，惡霸地主嚇得心驚肉跳。接著，富盛等地就實行了減租減息，農民向地主租種的田，由每畝交租３５０斤，減到２００斤，有的還減到１２０斤。朱華、下方橋等地的農民，也紛紛起來響應。農民運動的迅速發展，使黨在紹興山鄉的群眾影響不斷擴大。當時“已有二百余村，二十萬群眾的基礎”，在農村形成了一個革命熱潮，有力地打擊了反動封建勢力。

在城區、集鎮，曹素民與蔣欽慈、樓子學等，積極恢復和健全工會，領導工人開展罷工斗爭。曹素民常說：“工人階級是革命的先鋒，黨員應與工人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同生死、共患難。”當時，紹興下方橋是絲綢工業集中的地方，有數千工人。曹素民到達那里，以辦工人俱樂部、夜校為名，鼓勵工人團結起來進行斗爭。下方橋機織工會被國民黨黨部督導員操縱，不為工人辦事，反而欺壓工人，工人們氣憤之極。曹素民就去與工會內的黨員一起商定：一方面，組織工人沖進反動當局把持的工會，發動工人揭發操縱工會的貪官污吏的罪惡；一方面，又帶領十幾個工人代表去城里與由工賊操縱的縣總工會評理，責問“為什么工會不為工人謀福利，卻幫資本家整工人？”下方橋機織業工人為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增加工資而連續罷工三天，終于取得了斗爭的勝利。曹素民還將布滿全城的紹興錫箔工人組織起來，恢復和健全了箔業工會，把優秀的箔工選拔上來做工會工作，從中發展黨的組織。這時候，一度被反動當局操縱的“紹興縣總工會”又由共產黨員掌握起來，工人糾察隊也秘密地恢復和組織起來，革命烈火在紹興城鄉各地重新燃燒。曹素民作為黨的代表，得到了工農群眾衷心的愛戴。

１９２９年１１月，中共浙江省委的通訊機關遭到敵人破壞，但是，紹興縣委還沒有得到這一消息。１１月１４日，曹素民派去省委匯報工作的縣委交通員張阿才被偽裝的特務逮捕，他隨身帶去的“關于紹興黨組織活動情況報告”和工作計劃、黨員名冊都落入敵人手里。國民黨省政府秘書處連夜派大批軍警赴紹興，會同縣長、警察局長宣布全城戒嚴，搜捕共產黨人。那時，曹素民正在龍門橋左新庵內與幾位黨員一起研究發展黨員的計劃，被反動軍警層層包圍。曹素民馬上把文件和工作計劃等點火燒毀，當敵人沖進庵內時，他眼看還有一張黨員名單沒有燒完，就急忙放進嘴里吞了下去。曹素民等被捕后，紹興縣長湯日新以為從他們身上可以獲得許多機密，就親自出馬，用盡各種酷刑，對曹素民審訊了一夜，結果得到的回答只是一句話：“要殺就殺，要情況，你別做夢！”第二天早晨，曹素民和其他被捕的同志一起，被轉解到杭州浙江陸軍監獄。

曹素民入獄后，反動派對他百般威脅利誘，酷刑逼供，仍無法從他口中得到什么有用的材料，最后把他判處死刑。曹素民堅貞不屈，視死如歸，他利用上訴的合法斗爭手段，使執刑日期延緩，繼續與敵人進行不懈的斗爭。

在獄中，曹素民經常鼓勵同志們的斗志。他對林云、唐福壽等難友說：“我們是暫時的失敗，勝利終究屬于我們的，共產主義一定要實現！”他還通過為犯人看病的“政治犯”、“醫役”王屏周（被捕前任中共永嘉縣委書記），與獄中黨支部成員徐邁進、裘古懷等秘密聯系，積極參加了獄中秘密黨支部領導難友們進行的對敵斗爭。曹素民成為中共浙江陸軍監獄特別支部的成員，并協助宣傳委員裘古懷編輯黨內刊物《火花》，又參加編輯群眾性的讀物《洋鐵碗》，分別對“政治犯”和普通犯人進行思想教育。

１９３０年，工農紅軍曾一度攻下長沙，反動派損失慘重。國民黨為了泄憤，殺害了大批共產黨員和愛國志士。８月２７日凌晨，曹素民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慘遭國民黨反動派的毒手，獻出了他年輕的生命。

他的一生雖然只度過了２９個春秋，但烈士的鮮血沒有白流，革命之花永遠開放在浙江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