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杰出歷史學家，新中國清史學科奠基人，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第四、五屆中國史學會會長，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屆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歷史學科召集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長，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譽所長戴逸教授，因病于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４日８時１２分在北京逝世，享年９８歲。
戴逸，男，漢族，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０日出生，江蘇常熟人。１９５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１９４４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學，１９４６年入北京大學讀本科。１９４８年進入華北大學讀研究生。１９５０年中國人民大學建校后，先后在中國革命史教研室、中國歷史研究室、清史研究小組、清史研究所工作。１９５６年被評為副教授，１９７８年被評為教授，１９８１年成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的中國首批博士生導師，２００９年受聘中國人民大學首批一級教授（后轉為榮譽一級教授）。１９８１年至１９８７年任清史研究所所長。
戴逸教授是當代中國少有的能兼通清代前后期歷史的清史大家。無論是以其個人學術成果開拓重要研究領域，還是以其聲望與影響推動中國清史研究的發展，都卓有建樹，貢獻巨大。１９５８年，他出版《中國近代史稿（第一卷）》，即享譽全國，這是新中國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寫成的最早的近代史著作之一，被全國高校歷史系普遍選為教材。１９７７年，受外交部委托撰寫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產生重要影響。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初期主編７０余萬字的《簡明清史》，成為國內第一部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系統、全面研究鴉片戰爭以前的清代歷史著作，被原國家教委評為全國優秀教材。
戴逸教授先后組織了多個被列入全國重點規劃的清史項目。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中期主持編寫了《中國歷史大辭典·清史卷》、《中國大百科全書·歷史卷》清史部分等。９０年代出版代表作《乾隆帝及其時代》等，并先后主持編寫了《清代人物傳稿》、《１８世紀的中國與世界》、《清通鑒》等大型叢書。主要論文集有《履霜集》、《繁露集》、《語冰集》等，個人撰寫或主編的著作有４０余部，發表文章８００余篇。２０１８年出版《戴逸文集》１２種１４冊，匯集了其主要著述，約７００萬字，見證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史學研究特別是清史學科發展軌跡，獲得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
戴逸教授長期呼吁國家編纂清史，并領導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為之不懈努力。１９６５年秋，周恩來總理責成中宣部籌備纂修《清史》，中宣部決定成立清史編纂委員會，戴逸教授是最年輕的委員。２００２年８月，國家清史編纂工程正式啟動，戴逸教授受命擔任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二十余年如一日忘我工作，傾注全部心血，推動《清史》纂修工程的有序開展，團結數以千計的專家學者，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完成新修《清史》１０３卷１０５冊３２００余萬字送審稿。新修《清史》賡續歷代修史傳統，是新時代立足于斷代史、整體探索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重要嘗試。
戴逸教授是“經師”與“人師”相統一的“大先生”，努力弘揚教育家精神，桃李滿天下，培養了大批史學人才，包括新中國首位外籍文科博士、第一位歷史學女博士等。戴逸教授貢獻卓越，曾被評為高教戰線先進工作者、全國教育系統勞動模范，并獲吳玉章終身成就獎以及香港柏寧頓中國教育基金會首屆孺子牛金球獎、越南胡志明勛章。其學術著述也獲得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一等獎、國家五個一工程獎等重要獎項。
戴逸教授將治學概括為勤、苦、樂、迷四個境界。做學問沒有捷徑，勤字是立根之本。眼勤，要多看書；耳勤，要多聽老師的教誨、同學的討論和各種意見建議；手勤，要勤于記筆記、寫文章；腿勤，要勤于跑圖書館，勤于查閱各種資料，參加各種學習活動。唯有勤奮刻苦，才能做大學問。治學第二境界為苦。戴逸教授曾感慨：“治學是在茫茫的大海中航行，坐在用‘苦’字做成的船上，才能到達‘樂’的彼岸。”在讀書遇到困難之時，要忍得住苦悶焦慮，有坐冷板凳的精神。而苦與樂相輔相成，讀書苦中有樂，苦盡甘來，樂在其中。當從書本破解疑惑，豁然開朗后，精神的滿足與愉悅是難以與外人道的。治學的最后一個境界是迷，樂到極處，自然入迷。迷是一種強烈深厚的感情，要喜愛自己的專業達到“一日不見如隔三秋”的程度，任何力量都不能將自己與書籍分開，這是成才的重要條件。從勤到苦，從樂到迷，而入迷之后自會更加勤奮執著，四個境界貫穿循環，螺旋上升，不斷提升治學的境界。
除了戴逸教授本人歸納的治學四境界之外，他還曾對歷史學家提出“四要”，即四項要求。戴逸教授解釋道：“前人說過，優秀的歷史學家應具備史學、史識、史才、史德。我把前人說的這八個字轉換成‘資料、思想、文采、道德’。含義不完全相同，而大體上還是接近的。‘學’是指知識、資料、信息；‘識’是指理論、思想；‘才’是指文采、才華；‘德’是指道德、人格。這是對歷史學家四個方面的要求。每一位歷史工作者必須從這四個方面用功夫，努力鍛煉，不斷提高，才能成為合格的，以至優秀的歷史學家。”
治學四境界和治學四要對后輩歷史學家們啟迪頗多，戴逸教授以此嚴格要求自己，治學嚴謹，方成為一代大家。他舊學深厚，少時閱讀的大量經史子集為其積累了堅實的文史哲功底，他也是一名“革命戰士”，接受并運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理論方法探尋歷史規律，其治學過程和革命運動緊密聯系在一起，理論適應時代，實踐檢驗真知。
鐵獅子胡同內，清史研究所后的一棟紅磚瓦房里，戴逸教授在此居住了半個多世紀。“華發隳顛，而猶弗舍。”歷史在戴逸教授身上留下痕跡，他也用紙筆訴說著歷史的變遷。戴逸教授畢生寄情清史，正如他所寫：“清史是我的專業，我將畢生的精力貢獻給它，可說是寢于斯，食于斯，學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理念之歸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但當人們用“清史泰斗”尊稱戴逸教授時，他卻連連擺手：“不敢當不敢當，我只是個修史的。”
雖為大家，但戴逸教授一貫謙遜，他待人寬厚，平易近人。清史編纂委員會的成員們開會時，戴逸教授有幾次提出一個想法，副主任們紛紛反對，戴逸教授并不生氣，而是始終堅持學術民主，鼓勵大家發表意見。清史研究所教授楊念群寫道：“與先生受教論學，如書院中師生之間坐而論道，切磋辯難，洵洵有古風焉。”每次有新著面世，戴逸教授還會為后輩親筆題書，并工整蓋上贈書印章。
除此之外，令人欽佩的還有戴逸教授熾熱的家國情懷。２０世紀６０年代之時，珍寶島事件發生不久，戴逸教授以中俄尼布楚條約為課題，懷著強烈的民族感情，以冷靜客觀的立場寫成《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一書，為中蘇談判提供了有力的歷史依據，也開創了清朝邊疆史研究的先河。“南海仲裁案”發生之時，戴逸教授特別囑咐在《清史·邊政志》中設海洋篇，要把清代對南海諸島及相關海域行使主權和管轄的歷史講清楚。戴逸教授對清政府的邊疆治理問題格外重視，多次叮囑專家有關邊界條約簽訂史實的敘述一定要準確，表達了他對國家領土主權的強烈關注。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戴逸教授用一生的執著堅守編纂《清史》的史學追求，用一生的無私肩負“國之大者”，用一生的心血支撐起人們對他的稱譽——清史泰斗。
“清史是我理念之歸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戴逸教授為清史研究與清史編纂事業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戴逸教授的逝世，不僅是中國人民大學的重大損失，也是中國史學界的重大損失。他的崇高品格和卓越貢獻，永遠銘記在我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