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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初民:始終以革命青春的姿態追求共產主義真理

來源:山西現代教育周刊 責任編輯:趙鐳餉 2024-07-09 15:07

鄧初民(1889—1981),字昌權,湖北石首人。男,漢族,中共黨員。著名社會科學家,長期從事社會科學和社會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教授,新中國成立以后山西大學第一任校長。著作有《政治科學大綱》、《政治學》(署名田原)、《世界民主政治新趨勢》、《社會史簡明教程》、《中國社會史教程》、《社會進化史綱》、《民主理論與實踐》、《社會科學常識講話》等十余部,為我國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投身革命,堅定共產主義崇高信仰

辛亥革命前夕,鄧初民在荊南中學讀書,曾和同學們一起宣傳同盟會“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綱領。1912年,離開家鄉來到被視為革命中心的武昌,考入剛剛籌辦起來由宋教仁擔任校長的江漢大學。當時在學校里有同學宣傳社會主義,但多半是宣傳原始共產主義的那種初民生活,他受此影響改名為“初民”。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殺,江漢大學停辦。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鄧初民于同年5月東渡日本,考入東京的法政大學,攻讀政治。開始閱讀《共產黨宣言》等一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著作。1915年,袁世凱簽訂賣國的“二十一條”,鄧初民與愛國留學生一起,沖破日本當局的阻撓,成立了以反袁稱帝為目標的中國留日學生總會,任總會評議會會長,李大釗任總會文書干事。創辦會刊《民彝》,和李大釗、高一涵同任編委。該刊僅出版3期,遭日本當局壓制停刊。當時,在日本還有一個帶有政治性的學術組織“神州學會”。在那里,鄧初民認識了林伯渠。從此,他和李大釗、林伯渠在共同的斗爭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1916年夏天,李大釗擔任北京《晨鐘報》編輯。鄧初民從李大釗那里受到思想啟發,加深了對中國革命道路的認識。次年冬,鄧初民從日本法政大學畢業。回國途中,傳來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消息。在武漢停留了一段時間,他找不到謀生職業,只好回到石首老家。在鄉間,他聯絡一些中學的同學組成小團體,到處揭露與譴責土豪劣紳的罪惡行徑,遭到劣紳的仇視和迫害。這使他初步認識到,單憑幾個知識分子單槍匹馬的戰斗是不能救國救民的。1919年6月,鄧初民接到留日時“神州學會”的山西籍友人李墨卿邀請,去山西法政專門學校教書。但到太原后,事情臨時變卦。他寫了一封信給閻錫山,得到《山西政治綱要》總編輯職務。借在圖書館的方便條件,閱讀了《新青年》等刊物,思想大為開闊。

1922年,太原進山中學創辦,鄧初民進入該校兼任國文教員。他從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報刊中選擇文章為教材,結合中國社會實際向學生們講解,啟發青年學生覺悟,很受學生的歡迎。同時,與幾位進步人士創辦了一所工人夜校,和張友漁等創辦了《新覺路》半月刊(后改為月刊)。當時,有一些青年學生因受到他的宣傳鼓動而走上了革命道路。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后,鄧初民決定回南方投身革命,于1925年離晉返鄂。經董必武介紹加入了國民黨,當選為湖北省黨部執行委員會委員兼青年部部長。1926年湖北省臨時政務委員會成立,擔任委員。12月下旬,湖北省黨部發起組織慰問江西軍民代表團,鄧初民任團長,前往南昌說服蔣介石遵照孫中山遺教將國民革命進行到底。

▲進山中學舊址。

堅持斗爭,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

1927年1月,國民黨湖北省第4次代表大會召開,鄧初民擔任大會秘書長,由他起草了要求遷都武漢、敦促汪精衛回國復職的通電和宣言。會上,鄧初民繼續當選為執行委員。隨后,湖北省臨時政務委員會改組為湖北省政府,鄧初民為省府委員。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他起草了《湖北省懲治土豪劣紳暫行條例》和《湖北省審判土豪劣紳委員會暫行條例》,依“條例”規定,成立湖北省審判土豪劣紳委員會,擔任審判長,狠狠打擊了土豪劣紳的反革命氣焰,推動了農民運動的發展。這時,他還先后在湖北省黨務訓練班、文官養成所、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任教。3月中旬,發表演說,痛斥國民黨右派的分裂活動。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分共”,鄧初民不顧個人安危,繼續留在省黨部堅持斗爭。

1927年底,鄧初民離開武漢去上海,先后在暨南大學、法政學院、上海藝術大學和中國公學等校任教,講授政治學和社會發展史。1928年6月,和李達等人創辦《雙十》月刊,開始系統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和哲學。撰寫了《政治科學大綱》,1929年由上海昆侖書店出版。1930年5月20日,發起成立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簡稱“社聯”)。這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文化團體。1931年間,擔任社聯主席。1932年撰寫出版《政治學》一書,對馬克思主義的闡述上更加充實和系統化,給政治學的研究開辟了道路。

“九一八”事變后,鄧初民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譴責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遭到國民黨當局的忌恨。1933年暑假,被迫離開上海前往廣州,任教于中山大學文學院社會系,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學說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喚起青年們的愛國激情。正是由于他的教育和引導,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時,中山大學愛國師生在廣州首先起而響應,被廣州國民黨當局認定為學生運動的鼓動者,于1936年1月12日被迫離開廣州去香港。后受聘于廣西省立師范專科學校(數月后并入廣西大學)。到桂林時,正是兩廣醞釀反蔣高潮時期,受他影響,李宗仁、白崇禧以北上“抗日”相號召。是年暑假,又要其去山西作聯絡閻錫山工作。

鄧初民到達太原后,閻錫山為自身得失,對聯合倒蔣之事敷衍應付,不作肯定回答;回到桂林后,李宗仁、白崇禧不再高談“抗日”。1937年暑假,鄧初民被廣西大學解聘。這時,張云逸主動聯系向他傳達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主張。是年9月,他離開廣西重返武漢。11月,創辦《民族戰線》周刊,宣傳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1938年1月5日,他和共產黨人共同組織了湖北省戰時鄉村工作促進會,深入農村開展抗日宣傳活動。2月,沙市朝陽學院院長張知本邀請他到校任政治系主任。

這個學院的前身是北平朝陽大學,師生們頗具抗日熱忱。鄧初民應邀前往,并在沙市開展救亡工作,又引起了荊州專署的注意,被列入共產黨員名單。這時,日寇進兵武漢外圍,鄧初民隨學院遷往成都。在成都,許多青年學生在他的影響下閱讀了馬列著作,走上革命道路。中共川西特委負責人車耀先主動與他聯系,指示工作。鄧初民以自己的教案為基礎,撰寫了《社會史簡明教程》一書,1940年11月由生活書店出版,闡述了社會發展的歷史階段,指出了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在國統區學術思想界影響很大。

1940年3月,車耀先和一些地下黨員、進步人士相繼被捕。是年底,鄧初民離開成都,到了重慶,得到周恩來的親切關懷。1941年,發起成立中國民主革命同盟,還加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按黨組織的安排,以民主教授的身份,作國民黨上層人士的工作,在蔣介石行營主任的辦公室里宣傳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勝利,大講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必然規律。1944年9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稱中國民主同盟。次年1月,鄧初民以個人身份加入,并被選為中央委員。

舍生忘死,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罪行

1945年,重慶談判。9月1日,鄧初民參加了由重慶中蘇文化協會舉辦的招待毛澤東主席的酒會,以后又兩次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接見。他由此看到了中國革命勝利的曙光,跟隨中國共產黨的決心更加堅定。1946年2月10日,國民黨特務制造“教場口事件”,他和文化界人士150余人聯名發表了《告全國人民書》,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破壞民主運動的罪行。國民黨反動派暗殺了李公樸、聞一多,并放出空氣,要暗殺鄧初民。聽到這個消息,依然出席李公樸、聞一多的追悼會。

1946年4月,鄧初民主編《唯民周刊》。葉挺將軍獄中寫的那首著名的詩篇“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就是首先在《唯民周刊》上發表的。1947年3月被迫停辦。除此,他還從事著述,把抗戰以來發表的政治論文集加以整理,以《民主的理論與實踐》的書名,由重慶文治出版社出版,對在國民黨統治區宣傳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思想起了很好的作用。

1947年,國民黨反動派白色恐怖嚴重。4月20日,在中共地下黨員黎澍的幫助下,鄧初民出走香港,被香港中共黨組織安排在達德學院任教,主講政治學概論。10月,中國民主同盟被國民黨當局宣布為“非法團體”。經他支持,1948年1月,民盟三中全會在香港召開,公開聲明與中國共產黨緊密合作。與此同時,他還參加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籌建,并當選為民革中央常委。5月1日,中共中央提出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討論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他通電擁護。遼沈戰役后,中共中央回電邀請他到解放區共商國事。1949年9月,鄧初民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被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

丹心閃耀,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

新中國成立后,鄧初民被任命為華北行政委員會委員、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山西大學校長。1952年,兼任山西省政協副主席、山西省體委主任以及民革、民盟山西省委的領導職務。1954年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在此期間,他親自為山西大學的學生講授馬列理論和時事政治,奔走各處延聘德才兼備的教師,并編寫了《怎樣培養青年的共產主義道德品質》一書(上海新知識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四月出版),配合教育的開展。

1958年,鄧初民調到北京,擔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在周恩來等領導人的指導下做知識分子的工作。1962年,以73歲的高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被選為第二至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第一至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中國民主同盟第三、第四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中國政治學會名譽會長。1981年2月4日,鄧初民因病在北京逝世。

鄧初民一生“追求真理、勤奮好學、生活儉樸、待人熱忱”,始終以革命青春的姿態表達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的心情。如今,對照鄧初民先生的人生實踐,長期堅持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躬身實踐為人民解放做大量有益的工作,融通古今中外的各種資源,就能在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中涌現出更多的開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