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蔚俠，１９０４年生于江蘇省邳縣紅旗鄉戴圩村。父親是當地頗有名望的私塾先生。戴蔚俠５歲時開始在父親的指導下讀書，后進入戴圩國民初級小學。他自幼受到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良好熏陶，小小年紀就胸懷大志，渴望著救國救民。１４歲那年，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與畢業證書一同拿給媽媽的還有一幀條幅，是他用顏體正楷抄寫的岳飛的《滿江紅》。這一年他只身奔赴徐州考取了江蘇省立第七師范學校。１９１９年五四運動爆發，為宣傳愛國反對列強，他與同學們一起組織讀書會，成立赤潮社，創辦《赤潮旬刊》。兩年后，他回到家鄉在邳縣第一小學任教。１９２６年，戴蔚俠擔任戴圩鄉政局局長。他辦事公平，關心和體恤貧苦農民，對為富不仁者嚴懲不貸。征收地畝捐時，他派給有錢的富戶，對貧雇農則免攤。為建立鄉自衛隊，他強行征用外號“四閻王”戴樹芹的手槍。他的本族老太爺戴時行是個煙販，他打破宗族觀念，嚴加懲處，罰銀幣８００元，全部用來整修圩堤。戴蔚俠的這些業績受到當地群眾的交口稱贊。

１９２８年冬，邳縣的革命斗爭處于低潮時期。國民黨江蘇省黨部派監察委員會段木楨來邳縣“清剿”共產黨，逮捕了邳城中學校長佟虛吾（共產黨員）等進步教師六人，迫使地下共產黨員、原教育局長解慕唐辭職。戴蔚俠在危難之際接任縣教育局長。他對面臨的危險有著清醒的認識，但毅然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表達了愿為全中國全民族的徹底解放而獻身的崇高理想。

１９２８年底，蘇北平原上寒風蕭瑟，一年一度的年關又要到了，在雙重大山壓迫下的貧苦農民早就擱鍋斷頓，個個愁苦不堪。中國共產黨在邳縣的地下組織，計劃在大年初一一早舉行農民暴動。然而，這一情報被國民黨特務竊得，敵人密謀在除夕晚上封鎖城門，進行大搜捕。當戴蔚俠得知敵人的這一陰謀后，便立即向中共邳縣縣委書記范玉賢作了匯報。范玉賢聽了戴蔚俠密報，立即召開中共邳縣縣委緊急會議，戴蔚俠列席了會議。會上作出了暴動推遲暫且隱蔽的決定，并討論通過戴蔚俠的入黨申請報告。幾乎是在戴蔚俠入黨的同一時刻，荷槍實彈的敵人包圍了范玉賢家大門。與會同志翻過后墻，趁著夜幕隱入了茫茫原野，轉移到安全地帶。

１９２９年７月，因叛徒王子琴的告密，國民黨進行第二次大逮捕，戴蔚俠等１１名共產黨人相繼被捕，關押在邳縣監獄。特務焦廣華、焦夢白對戴蔚俠進行嚴刑逼供，但是他堅貞不屈，任憑毒刑拷打，拒不向敵人吐露黨的秘密。敵人又到戴蔚俠家中進行搜查，他的妻子劉素平（共產黨員）早將秘密文件交給保姆藏起來了，敵人一無所獲。敵人在逼不出口供、得不到實據的情況下，便將戴蔚俠等人解送蘇州中級法院。審訊時，任憑敵人用盡伎倆，仍是一無所得，最后只好以“共黨嫌疑”判刑七個月。

戴蔚俠出獄時已是１９３０年的春天。由于在獄中受盡折磨，他的身體十分虛弱。可是他的滿腔豪情卻如火如熾，革命立場更加堅定。他抱著“革命不勝利，決不回家”的信念，毅然決定去上海找黨的組織。他在上海歷經波折終于找到了黨。組織上派他到碼頭上去開展工人運動，公開職業是搬運工人。后來又派他到滬東區委、紅十四軍駐滬辦事處工作了一段時間。當時，中共中央機關在上海，他的同鄉、共產黨員婁培儒在中央機關做保衛工作。既是同鄉，又是同志，婁培儒推薦他到中央做保衛工作。不久，中央因為工作需要，又調他去江蘇省委工作。當時，正值紅十四軍失利。上海特委處于逆境，省委決定派他去南通。由于做地下工作的需要，必須有家屬同行。戴蔚俠便寫信回邳縣，動員其妻劉素平來滬，隨即偕同妻子到南通，以開一家夫妻小店為掩護，建立中共地下黨在南通的聯絡點。后來因組織遭敵人破壞，戴蔚俠重返上海。

１９３１年冬，經潘漢年安排，戴蔚俠夫婦幾經輾轉，如期到達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這時的江西蘇區正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紅軍取得了第三次反“圍剿”的輝煌勝利，這里有和藹可親的領導，有誠至友愛的同志，有魚水一家的人民群眾。戴蔚俠夫婦從敵人統治下的上海來到這里，真如游子回到故鄉，備感親切、溫暖，激動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戴蔚俠先被分配擔任中央出版發行部主任，后又調到中央保衛局工作。他的妻子劉素平進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學習，后被分配在中央局密電室工作。他們參加了第四次反“圍剿”。戴蔚俠的旺盛精力和聰明才智得以充分發揮，革命意志鍛煉得更加堅強。

在蘇區工作的這一時期，是戴蔚俠一生中最為愉快的時光。革命事業正在發展壯大，展現出一片光明的前景，紅軍士氣旺盛，廣大青壯年踴躍報名參軍，根據地在不斷擴大，地方政權建設在逐步加強，翻身做了主人的人民群眾分得了土地和牲畜，正在大搞生產。戴蔚俠的工作很忙，他非常熱愛自己所從事的出版發行工作。他審稿、改稿，有時也作校對，甚至親自把出版的雜志、文件送往各個單位，把革命的思想播向四面八方。革命事業需要他做什么工作，他就一定會把這項工作做好。

１９３４年的７、８月間，中央決定建立中央紅軍獨立師，任命毛澤覃為師長，戴蔚俠為政委。１０月間，中央紅軍主力開始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離開了中央蘇區。黨中央命令項英、陳毅、鄧子恢、張鼎丞等率領一部分紅軍（包括獨立師）掩護中央紅軍突圍，然后留下堅持江西革命根據地的游擊戰爭。戴蔚俠指揮的部隊轉戰于江西、福建、廣東交界的深山老林，與敵人展開了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妻子劉素平將出生三天的女兒送給當地老百姓撫養，拖著產后極端虛弱的身體，隨著紅軍獨立師一起行動。

與獨立師一起跟敵人戰斗的還有游擊隊。為了保衛蘇區人民的生命財產，紅軍獨立師和游擊隊粉碎了數倍于我之敵的一次又一次的追擊和“圍剿”，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勝利。由于項英沒有根據敵強我弱的嚴峻形勢，及時把正規戰轉變為游擊戰，獨立師受到嚴重損失。

１９３５年４月一天的黎明，正當戴蔚俠率領廣大官兵向山下轉移的時候，不意遇到從左右兩翼包抄過來的敵人。師黨委迅即決定由師長率領少量部隊掩護，戴蔚俠率眾突圍。在敵人四面密集的彈雨中，戴蔚俠率領紅軍和游擊隊員向山下突圍。他決心要以英勇的沖鋒將敵人鐵桶似的包圍圈撕開一道裂口，帶部隊突圍出去。但是，敵眾我寡，敵人占據了有利的地形，突圍部隊傷亡慘重。突不出去，返回來，重整旗鼓，再作沖鋒……一次又一次，每一次沖鋒都有戰友倒下來，但是緊接著，一次更頑強的突圍又開始了。沒有糧食，沒有水，沒有休息，只有連續不斷一次比一次險惡的戰斗，子彈打完了，就與敵人肉搏。戴蔚俠端起刺刀，和他的警衛人員一起沖向敵人。他那視死如歸的英雄形象，他那寒光閃閃的利刃，使敵人心驚膽戰。就這樣，分水坳突圍戰堅持了兩天一夜，戴蔚俠和師長及大部分紅軍指戰員、游擊隊員們為革命流盡了最后一滴血。戴蔚俠犧牲時，年僅３１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