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士融，原名士榮，字子仁，１９０１年２月２４日生于云南省昆明縣。少時讀書于鄉間小學，后考入昆明縣立師范學校。當時正值五四運動前后，宣傳民主和科學的新文化運動給知識界帶來前所未有的新風。他閱讀了赫胥黎的《天演論》等書籍，開始對封建社會倫理道德、腐敗的教育制度產生不滿。五四運動爆發的消息傳到昆明后，他以昆明縣立師范學校代表的身份，參加組織昆明愛國會，組織召開國民大會和舉行示威游行等活動，積極進行抗日愛國宣傳，為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奔走呼號。
１９１９年夏天，范士融從昆明縣立師范學校畢業，在“教育救國”的思想驅使下，志愿到昆明郊區條件艱苦的農村小學任教。在工作中，他深感舊的教育制度、教學方法和教材內容都是禁錮青少年和摧殘人才的精神枷鎖，便銳意改革，努力使教學內容與鄉土情況結合，并力求為當地民眾服務。他重視科學知識，認為“要想改變中國社會的落后狀況，沒有先進的科學是不行的”，主張中小學教師應盡可能地向學生傳播科學知識，培養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在３年的農村生活中，他同貧苦農民接觸較多，親眼看到他們受壓迫剝削的悲慘生活，了解他們的疾苦，并同他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１９２２年，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范士融告別家鄉，離別親人，千里迢迢來到了五四運動的發源地——北京，考入了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后改稱北京師范大學）國文部。從祖國的西南邊陲來到文化古都北京，使他眼界大開。“為革命而求學”是他的座右銘，并以此時時激勵自己。進京后，他博覽群書，如饑似渴地學習，閱讀了《共產黨宣言》《唯物史觀解說》等革命書籍和包括俄國進步文學作品在內的大量文學、社會科學書籍，從中受到深刻的教育，認識到“其愿中華民族之沉沒乎！其愿見中華民族之復興乎！惟在我之自力耳”，決心奮起，肩負拯救國家和振興民族的大任，做孫中山的“勁卒”。他把自己的前途和國家的命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確立了革命的人生觀。他在日記中寫道：“余之人生觀建設在一全為社會之觀念上，非滿現在之社會，乃以社會進步的理想歸為依也。”還說：“我以為人生是多方面的，家庭的幸福，不過是人生的一面，而且是最小的一面。我們的最大努力和奮斗，是要以全社會的利益為標準的。”他認為“真革命家不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尤須天性不能系，恩愛不能溺”，表明他的思想已經升華到很高的境界。經高君宇介紹，他于１９２４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
范士融勤奮好學，認為要做革命者，沒有充分的科學知識是不行的，不讀書的人，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他非常崇拜孫中山、廖仲愷這樣的革命家，認為他們既是職業革命者，又有豐富的科學文化知識，這樣的革命家才算真正的革命家；若沒有科學文化知識，“即令新社會能從我們手中造成，我們已經沒有資格為這新社會中之一分子了”。他不僅努力地學好自己所在的國文系課程，還計劃選學理科的課程，擴大自己的知識面。他愛讀書，也善于讀書，孜孜不倦地學習，并從中吸取精華。每當他讀到好書時，就將其中最精彩的地方繪聲繪色地講給學友們聽，并向大家推薦；讀到壞書時，也能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去分析批判。他尤其愛讀新書，經常給學友們剖析各種書刊，使大家受益匪淺。
范士融還積極參加各項革命活動，對組織上交給的工作一向兢兢業業，吃苦耐勞，認真負責。他一貫重視革命的具體工作，提倡腳踏實地實干精神，堅決反對只會空談的“口頭革命家”，說那樣的人只能是中看不中用的“銀樣镴槍頭”。他言行一致，只要是黨和革命需要的工作，無論多苦多難，從不推諉。１９２４年第一次國共合作以后，他受黨組織的指派，擔任了國民黨北京市第七區黨部書記的職務。他深入基層，滿腔熱情地向群眾宣傳革命，宣傳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并和國民黨左派一起整頓和發展組織。范士融也是北京師范大學學生會的負責人之一，同時任云南旅外學生的革命組織——“新滇社”的主要負責人、云南旅京學會評議會主席、云南教育研究會理事和《云南》周刊主編等職。雖然他身兼數職，工作繁忙，但是對任何一項工作都從不馬虎。他辦事干練，盡職盡責，一絲不茍，凡由他負責的工作都做得井井有條，而且扎扎實實。他信奉的一條格言是“站在干的水平線上才是好漢”，時時用這句格言要求自己，并常以駱駝的任勞任怨、吃苦耐勞精神自勉。他夜以繼日地為革命工作，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充分表現了他為國民革命的勝利、為共產主義理想的實現而獻身的堅韌不拔的革命精神。
范士融嚴于律己，在工作、學習和生活等方面都嚴格要求自己。他說：“在求學方面不應居于人下，而在處世方面則可居人下，不應去爭權奪利。”他善于取他人之長，補自己之短，經常以別人優點為鏡子，對照檢查自己，克服自己的不足。只要他人有一點長處，就認其為友，并向其長處學習。因此，他學習成績優異，工作出色，生活儉樸，是個出類拔萃的好青年。
范士融待人和藹可親，誠摯熱忱，善于團結同學，熱心幫助他人，關心他人勝過關心自己，深得學友的尊敬和信賴。同學們都認他為知己和兄長，有問題樂于向他求教，有困難愿意向他訴說。他常和同學們一起討論國家民族存亡大事，談革命、談思想、談人生、談科學，耐心地向學友們宣傳革命道理，鼓勵他們進步。不少原來不問政治的同學在他啟發和影響下，也走上了革命道路。
范士融關心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也關心家鄉云南的革命。他積極參加并領導云南旅外學生的革命運動，鼓勵云南籍學生學成后，返回云南去改變家鄉的落后面貌。他對那些不愿意返回云南、對云南革命持消極態度、企圖在其他地方茍且偷生的人十分反感，認為這是對家鄉的背叛，這種行為和逃兵一樣可憐。他打算學成后返回云南，首先要推翻地方軍閥的反動統治，組織國民革命政府，準備為此獻出自己的生命。他在日記中寫道：“不滿意現狀的云南同鄉學生，只有兩股路可走：一是做叛徒，一是做逃兵。叛徒是回去將這現狀推翻，另創局面；說不定要犧牲生命，更不能包定自己活著時就得見其成功。做逃兵……如果大家都是如此想，如此做，則將來不久云南必定要化為安南。”“若不能住在經自己出力弄好了的云南，就犧牲在現在的云南也好！”表現了他為革命甘愿拋頭顱、灑熱血的大無畏精神。
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為抗議日本帝國主義炮擊大沽口，督促段祺瑞臨時執政府駁回日、英、美、法等國最后通牒，中國共產黨北方區委領導組織北京各界愛國民眾數千人，在天安門廣場召開了國民大會。會后，與會群眾列隊到鐵獅子胡同臨時執政府門前請愿。喪心病狂的段祺瑞反動政府竟指使衛隊向手無寸鐵的請愿群眾開槍射擊，致使４７人罹難、數百人受傷，釀成了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
在請愿隊伍中，范士融手拿國民黨北京市第七區黨部黨旗，走在游行隊伍的前頭。他面對段祺瑞反動政府衛隊的刀槍棍棒，毫無畏懼，勇敢地帶領請愿隊伍繼續前進。當槍聲突然大作時，人群相互擁擠，他被壓倒在人堆下。他從人堆中掙扎著站了起來，手中依然高擎著那面大旗。但是，他還沒走上幾步，罪惡的子彈擊中了他的前額。他用右手捂著前額，上齒緊咬下唇，怒目圓睜，滿懷悲憤猝然倒地，壯烈犧牲。
范士融，一位品學兼優、愛國愛民的優秀青年革命者倒下了。但是，他的死，已經喚起無數人的猛醒；他的事跡，鼓舞著人們去同一切反動派做毫不妥協的斗爭。
１９２９年３月，為紀念范士融烈士，愛國學友曾在和平門外北師大校園內建立范士融紀念碑，并刻上“為民族解放運動而犧牲”的碑文。１９８５年３月，北京師范大學師生為緬懷“三一八”殉難烈士，在校園內為范士融、劉和珍、楊德群三位烈士重建一座漢白玉錐形紀念碑，碑座上鐫刻著“碧血丹心”四個大字和三位烈士的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