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任，號任之，化名王亦吾，１９０５年９月出生在江西省都昌縣下馮村一鄉紳家庭。他１３歲入都昌源頭港廣智高等小學，１９２１年考入南昌江西省立第一師范。在省城，馮任接觸到許多進步思想，救國救民的志向在他的頭腦中愈來愈強烈。他與同學一道組織了進步團體“讀書會”，并負責主辦會刊《讀書札記》。

１９２２年１月，馮任參加并領導驅逐都昌縣知事劉燮臣的風潮，斗爭取得了勝利。

１９２３年３月，馮任積極參加了由共產黨員趙醒儂等人發起成立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活動。１９２４年４月，馮任發動組織了江西海員工會，并被推舉為海員工會主席。１９２４年５月，他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并于同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１９２５年１２月，江西黨組織負責人趙醒儂等人被軍閥逮捕，黨創辦的明星書社也被查封，南昌團地委負責人先后離開南昌。馮任臨危受命，擔任代理團地委書記，領導團地委在白色恐怖中展開工作。１９２６年１月１９日，馮任主持召開了在南昌的全體團員大會，針對工作中的缺點，組織大家討論如何在逆境下開展工作和鞏固發展團的組織。他指定若干同志去城市附近農村調查農民生活狀況，并在可能范圍內組織農民團體，同時要求回鄉度寒假的團員深入農民之中，從事農村工作。同年２月，馮任正式擔任團南昌地委書記。３月下旬，團南昌地委改選，馮任當選為團地委組織部主任。

１９２６年夏，馮任在南昌江西省立第一師范畢業，從此走上了職業革命者的道路。他受黨組織派遣赴九江，肩負起發展黨、團組織及海員工會，領導贛北人民迎接北伐的重任。同年１０月，北伐軍數路并進，計劃在贛北全殲軍閥孫傳芳的主力。馮任會同共青團九江地委書記丁潛，組織人員化裝為茶役，帶著火油等燃燒品混入載有孫傳芳部１５００名士兵和大批軍需物資的“江水”號貨輪，將該貨輪引爆。這一行動沉重地打擊了孫傳芳，有力地支援了北伐軍。１２月，馮任受命回南昌，擔任中共江西區委秘書。１９２７年５月，根據中共五大精神，中共江西區委改為中共江西省委，馮任任省委秘書。同年７月２１日，中共江西省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在南昌松柏巷女師召開，正式選舉產生了中共江西省第一屆委員會，馮任當選為省委委員，繼續擔任省委秘書。

八一南昌起義時，馮任一直在南昌。他以嚴格的黨性，遵守黨的紀律，堅定地戰斗在黨所指定的崗位上。起義部隊撤出南昌后，白色恐怖又一次籠罩江西。在險惡環境下，馮任置個人生死于度外，堅守在南昌從事地下活動，協助省委聯絡各地失散的同志，整頓恢復黨的組織。１９２７年１０月，江西省委改組，陳潭秋任書記，馮任為常委并任省委秘書長。

１９２８年４月，為了指導弋（陽）、橫（峰）根據地黨的工作，馮任與團中央特派員赴贛東北巡視，恢復了省委與弋橫黨組織的聯系，寫出了《怎樣做一個好共產黨員》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文件。１１月，中共江西省委再次改組，馮任改任宣傳部長。１２月５日，中共江西省第二次黨員代表大會在湖口縣舜德王燧村召開。馮任為大會執行委員，并代表省委作工作報告。會上選舉產生了中共江西省第二屆委員會，馮任為候補常委，并繼續擔任宣傳部長。

１９２９年１月下旬，中共中央派阮嘯仙到江西，接替馮任的省委宣傳部長職務，馮任仍為常委。２月下旬，馮任同省工委主任胡子壽去上海，代表江西省委向中央匯報工作。到上海后，他見到中共中央關于當時時局分析的一份通告，認為與實際情形相違，遂向中央寫了《關于目前政治形勢和中央工作致中央的意見書》，坦率地提出了對“城市中心論”的不同看法，認為“農民運動問題，非常嚴重，但中央確有忽視的傾向”。３月下旬，馮任返回江西。月底，中共江西省委遵照黨中央關于“一定要進一步的改造和健全東北、贛西重要特委及九江樂平等中心縣委”的指示，調馮任擔任中共贛西特委書記。４月，他到達贛西后，針對黨組織遭受嚴重破壞、基本處于停頓狀態的情況，先后派出五名巡視員去泰和、吉水和吉安的東固、延福等地恢復和整頓黨的組織，健全了吉安、吉水縣委，并于５月主持召開了中共贛西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改組了特委。

在贛西工作的半年中，馮任堅持把“秘密工作和山區武裝斗爭結合起來”，使城市工作同農村工作、組織建設與武裝斗爭均有較大的發展。在吉安城發展了３０多個行業赤色工會，恢復和建立了炭業、米業、碼頭、煙業、廚業、士兵等１２個黨支部，由支書聯席會議產生吉安區委，由特委常委兼任區委書記，先后發動了炭業與碼頭工人大罷工。在農村，馮任集中特委主要力量領導贛西全境的斗爭，并親自領導水東支部發動水田兌租、抗租抗債的斗爭，取得了勝利。在軍事上，馮任對紅二團進行整頓，重建了團黨委和第一游擊大隊特支，組織了第二游擊大隊，加強了政治、軍事訓練，提高了部隊戰斗力；還多次告誡紅二團和一、二大隊負責人，要加強游擊戰，在武裝斗爭中發動群眾，擴大赤色區域。在工農運動和武裝斗爭中，黨的組織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到１９２９年９月，恢復和建立了吉安、吉水、萬安、泰和縣委，紅二團黨委，新余、峽江、永豐、安福、分宜和一大隊特支，全贛西有黨員２２００余人。同時，還迅速溝通了黨中央、省委與前委、邊特、南特的聯系，使贛西這個“樞紐”又得以正常運轉。

對于馮任在贛西的工作，中共江西省委在給黨中央的多次報告中，都一再予以表彰。１９２９年８月２３日，省委秘書長范自成在給黨中央的報告中寫道：“馮任改任省委候補常委、贛西特委書記。這個同志是江西省委中歷史最長久的一個，工作能力很強……此次自請退出省常委，參加地方工作，積極的精神尤足表現。他到西特后，西特的工作煥然改觀，在江西干部中算是一個比較健全的了。”１０月，中共江西省委為貫徹執行黨中央關于“推動全國總暴動”的指示，決定加強對各中心區域工作的指導，將馮任調回，擔任省委巡視員。月底，他被派往贛南指導工作。

就在馮任奔赴贛南巡視期間，中共江西地方黨組織遭受了最嚴重的破壞。１９２９年１１月上旬，馮任到達贛州，但無法找到特委和前委，他當機立斷，帶了妻子女兒沿贛江而下奔往吉安。船還沒靠岸，就遠遠看到碼頭上站了不少荷槍實彈的軍警。為了弄清情況，他還是不顧一切下了船，剛上大街，迎頭碰上他曾設立贛西特委機關的房東，被這家伙一把拉住。對這突如其來的舉動，馮任先是一驚，隨即鎮定下來，指責房東認錯了人。這個房東被馮任威嚴的氣度所震懾，竟忘記了馮任的姓名。特務見馮任舉止大方，沉著鎮靜，雖搜查很嚴，但還是被馮任機智地掩護過去。敵人哪里知道，黨中央給朱德、毛澤東的指示信正放在他不滿２歲的女兒身上。擺脫搜查后，馮任又冒著危險找到了中共碼頭支部和廚業支部的書記了解情況，方知贛西特委被敵人破壞，同時得知省委也遭破壞。他心急如焚，立即回南昌。此時的南昌風聲很緊，同志們擔心他的安危，勸他離開避一避風頭。馮任眼看著省委工作完全停頓，便協助省委書記沈建華做恢復省委的工作。當時，馮任與沈建華身上空無一文，只好冒險住在一個已經發生問題的機關里，直到被捕的團省委秘書長龐云飛和贛東特派員王立生叛變投敵，馮任在南昌實在站不住腳了，才去九江、德安巡視。

１２月中旬，馮任在獲悉各地組織慘遭破壞，許多同志被捕犧牲，一批人自首叛變的情況后，認為非向黨中央報告不可，遂于１２月２０日離開九江趕到上海，向中央口頭匯報了江西的情況，并寫出了近萬字的書面報告。恰在這時，黨中央決定在武漢建立正式的湖北省委，急需一批有豐富工作經驗的白區干部。面對黨的需要，馮任主動表示服從組織安排。

１９３０年２月３日，黨中央下達了湖北省委組成人員和分工的決定，馮任為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他化名王亦吾，以“上海太平洋通訊社”駐漢口記者的身份來到漢口。其時，武漢的白色恐怖空前嚴重，早春的江城上空烏云沉沉，昔日喧鬧的三鎮而今百業凋零。馮任在緊靠長江的日租界找了間房子安置家眷后，就投入了緊張的工作。由于前屆臨時省委人少事多，又正值工人運動高潮，省委書記歐陽洛（曾用名毛春芳）忙于深入實際領導斗爭，省委機關日常工作乏人主持。馮任的到來解決了歐陽洛的困難，同時也以其干練的才能將省委機關的工作安排得有條不紊，因而兩次在湖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中得到稱贊。３月２３日，歐陽洛在武漢洪山主持召開武昌區委活動分子會議時，因叛徒告密而被捕犧牲。馮任即在２５日召開的省委臨時會議上，被黨中央代表指定為代理書記。于是，他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率領全省共產黨員與敵人展開了更加艱苦的斗爭。４月１５日至月底，中共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大會選舉產生了新的湖北省委，任弼時任書記，馮任為省委常委兼秘書長。

此時，黨中央強調全國各地都要準備馬上起義，中心城市尤要首先發動，以形成全國革命高潮的中心。這種“左”傾冒險主義又一次給湖北省委造成了嚴重危害。１９３０年６月，省總工會常委、工糾部長黃昌恒在參加劉碭慘案飛行集會時被捕叛變，供出了省委領導的姓名、特征。１６日，馮任前往漢口碧云里１２號省總工會接頭時，被叛徒當場指認。叛徒只知道他叫王亦吾，不知其真實姓名，更不知其在黨內的具體實際職務，但肯定其“是個重要分子”。同時，敵人還當場從馮任身上搜出兩份文件和一份黨內刊物《紅旗》。馮任被捕后，任憑敵人刑訊逼供，始終咬定自己僅是一名記者，姓王名亦吾，其余堅不吐實。在《武漢警備司令部十九年度辦理共案分類一覽表》“省委類”一欄內，馮任留給敵人的只有“王亦吾，即馮任，二十五歲，江西，職業報”寥寥１５字。國民黨當局雖然因為馮任父親前來保釋而弄清了馮任的真實姓名，卻無法再從這個堅強的共產黨人口中獲得半點所需要的東西，遂于１９３０年７月１０日將他在漢陽槍殺。馮任犧牲時年僅２５歲。

（任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