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天瑜：握瑾懷瑜　成風化人

■光明日報記者　王建宏　張銳

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３日，東湖之濱，珞珈山下。一場特別的新書發布會在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舉行。

伴隨著油墨清香，學術新著《周制與秦制》擺放于講臺中央。這是一位耄耋老人潛心研究２０年、在生命盡頭以病房當書房寫就的“關門之作”。

發布會現場，新書作者卻憾然缺席。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２日，執教數十載、治學不停歇，敦厚儒雅的馮天瑜先生，溘然長逝，終年８１歲。

他是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中華文化史領域學術大家。他提出并論證“文化生態”說、“文化元典”說、“歷史文化語義學”，對中國文化研究貢獻卓著，其著作《中華文化史》《中國文化生成史》被譽為“新中國文化史研究的扛鼎之作”。集其學術之大成的《馮天瑜文存》共１７卷２０冊，皇皇近千萬字，規模之宏大、涵蓋之廣遠、思想之深邃，令人贊服。

１９７９年，３７歲的馮天瑜調入湖北大學（原武漢師范學院）任教，由生物專業轉攻心向往之的歷史，專研少人問津的文化史。他創建湖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所，１９９４年后任教于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又陸續創立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武漢大學臺灣研究所，一生培養了近５０名碩士、博士。

終其一生，馮天瑜溯源中華元典、探尋文化生成，傾盡心血以文育人、以文化人，將言傳身教的人文教化，融入傳道授業解惑的教育人生。

馮天瑜為學為師，寸陰尺璧，惜時勝金。

去過馮天瑜家的人，都對客廳懸掛的對聯“曾三顏四，禹寸陶分”印象深刻。“即使到了生命最后幾年，馮先生也是清晨５點即起，伏案寫作。一年３６５天，幾乎天天如此。”馮天瑜的學生、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院長傅才武說。

武漢出版社副總編輯胡新憶起，有一次在外地開學術會議，他去馮天瑜入住的酒店拜訪：“快到門口時，保潔阿姨好奇地向我打聽里面住的是什么人，每天用餐后就回房，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真是個怪人！我敲門進去，但見先生正哼著小調，手持書稿來回踱步，桌旁還放著早餐剩下的半個饅頭……”

世紀之交，馮天瑜曾在日本講學研學５年，只要有空便扎進圖書館，成為每天最先入館、最后離館的讀者。回國前，圖書館工作人員自發列隊歡送，因為他們“從沒見過如此刻苦的學者”。

惜時勤勉，也是馮天瑜對學生的要求。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特聘教授張薇回憶先生指導自己博士論文時的情景：為了啃下這塊“硬骨頭”，馮天瑜要求她抓緊時間不松懈，“寫完一章交一章”，這令她絲毫不敢怠慢。“后來，論文獲得了湖北省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出版后還引起了不小的反響。先生的言傳身教，讓我也養成了惜時敬業的習慣。”張薇說。

馮天瑜為學為師，專注執著，不改其志。

“先生視學術為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唯一價值。”湖北大學教授何曉明感慨。馮天瑜曾有多次進京任職、當大學校長的機會，但都放棄了：“任職當官亦可大有貢獻，只是我一心做學術，故辭謝之。”

一心學術，使研究廣博深厚。課堂上的馮天瑜，漢學，宋學，吐魯番文書，東亞同文書院調查，乾嘉考據學，三重證據法……古今中外的史料，信手拈來，如數家珍。

“先生未嘗一日廢學停思。”在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姚彬彬看來，馮天瑜人生的最后１０年，是又一個學術爆發期，“《周制與秦制》，初稿約四五十萬字，先生每天寫作８小時以上，一年半便完成了書稿。２０２２年底進重癥監護室的頭兩天，先生還在修改書稿。這種工作強度，縱然是年輕人，也自愧不如。”

寫作是馮天瑜的“止痛藥”。馮天瑜做過多次心臟手術，２０１６年夏天罹患結腸癌接受放化療，反應大時每分鐘嘔吐一次。他卻一邊輸液，一邊改書稿。

馮天瑜為學為師，淡泊達觀，光風霽月。

他的生活極其簡樸，有些東西一用就是四五十年。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學生姜念琪曾走進馮天瑜書房拍攝紀錄短片，對他家里的陳設印象很深：“沙發非常硬挺，沒有能往下陷的海綿，包括兩邊的竹椅，都不是坐著很舒服的那種。坐在上面時，整個人會不自覺挺拔起來。”她心生景仰：“我們的人生，就應該像馮先生一樣，不斷豐盈自己的靈魂，不為奢靡浮華所惑。”

馮天瑜家學深厚，父親馮永軒師承黃侃、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等名家巨擘，畢生收藏了許多書畫、錢幣等文物，即便在最困難的時期，也不舍得變賣一件。馮天瑜同樣熱愛這些“傳家之寶”，整理出版了文物圖冊“馮氏三藏”（《馮氏藏墨》《馮氏藏札》《馮氏藏幣》），不少人欲高價收購這些寶貝，皆被謝絕。然而，他卻為寶貝找到了更好的歸宿——２０１８年１２月，馮天瑜和其兄馮天瑾教授將數百件家藏珍貴文物捐贈給武漢大學圖書館，建立“馮氏捐藏館”。此外，他還將部分藏品捐贈給湖北大學和家鄉湖北紅安縣。他說：“文物是文化載體，不應降格為金錢的等價物！”

馮天瑜為學為師，心有大我，弘道天下。

“先生脾氣隨和，待人誠懇。住所‘門雖設而常開’，相識或不相識者登門，都熱情接待。”何曉明告訴記者，“學生、同事、朋友托先生幫忙，新著作序、指導論文、查詢資料……先生無不竭誠相助。”

江漢大學原副校長涂文學依舊記得當年登門的情形：“先生一家三口蝸居在一間不到３０平方米的陋室里，臥室書房不分。我們幾個少不更事，常去先生家請教，有時甚至三更半夜去敲門。先生毫無責怪之意，總是熱情相迎，悉心解答。”

《禮記·學記》云：“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向馮天瑜求教的學生，往往有“小叩大鳴”之感。臨別之際，馮天瑜往往取出新作，問清姓名，工工整整在扉頁寫下“某某同志惠存”“某某君雅覽”字樣，饋贈一冊。

很多人并未受教馮天瑜門下，卻因曾受其點撥心存感恩，自視為先生的私淑弟子。

方學富曾是湖北武漢江岸區的一名技術工人，后來擔任湖北省文物局副局長。他講起當年慕名向馮天瑜求教的情景：“對幾個年輕人的貿然造訪，先生沒有擺名人架子，輕聲問我，平時喜歡看什么書啊？我說，碰見什么就看什么，側重藝術、科學和文史哲之類。他說，年輕人看書不要過于狹窄，開始可以泛讀，之后再精讀。我和先生交往半個世紀，他的教誨我終生難忘。”

馮天瑜傾心與歷史“對話”，卻絕不沉溺在故紙堆里不問世事。他始終秉持“修身以淑世”“文須有益于天下”的理念，并以一生踐行之。晚年，他不顧身患重病，盡心竭力推動長江文化的傳承弘揚發展，促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舉辦兩屆“大河對話”，策劃“長江文明之心”及東西山水人文綠軸等城市重大戰略布局。

“中華民族正駕馭巨舟，升起云帆，在無垠的文明滄海破浪遠航，‘誕敷文德’。”《中國文化生成史》的最后一句話，是這位歷史學家以一片赤誠丹心，對民族、對國家的深深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