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伯禮，又名高山子，曾用名高郭宣（閣宣）、郭煊、郭朝棟、郭朝禮，１８９６年農歷四月十二日出生于四川省內江縣華山鄉土門寺。父親高學凱，又名高世和，是一位教書先生，在本鄉教私塾，母親郭冬勤，弟兄４人，高伯禮居長。

高伯禮幼年隨父就讀私塾數年，后考入內江縣立中學讀書。他１６歲時，父親去貴州做生意，不幸被人謀害。膽量過人的高伯禮，一人前往貴州，把父親的遺體運回華山安葬，自此輟學。后隨母親遷到觀音灘場上開茶旅棧，３年后便離家去重慶，找到遠房哥哥、重慶煙酒局局長高一白，當了煙酒局調查員。

１９２５年，軍閥混戰，四川督軍熊克武部撤離重慶，重慶煙酒局局長換人，高伯禮也隨之失業。后高一白任重慶討袁第一軍駐渝辦事處處長，高伯禮得到他的資助，去廣州考上黃埔軍校第四期，在步科第二團第三營七連學習，取名高山子。當時，黃埔軍校內有兩個組織，一個是蔣介石領導的“孫文主義學會”，一個是周恩來領導的“青年軍人聯合會”。高伯禮毅然參加了“青年軍人聯合會”。在中國共產黨的培養教育下，他逐漸提高了政治思想覺悟，堅定了實現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黃埔軍校畢業的同學錄上，他充滿著革命豪情題詩一首：“縱橫四海，氣吞八方。一人有志，邦家之光”，充分表明了他的抱負。

１９２６年從黃埔軍校畢業后，高伯禮即參加北伐戰爭，曾任國民革命軍營長、團長。１９２７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后，高伯禮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后隨賀龍、葉挺起義軍退出南昌，進軍廣東。在中共廣東省委和東江特委領導下，起義軍改名為工農革命軍第二師（又稱紅二師）。高伯禮在紅二師任營長、教導隊隊長，為革命培育了一批軍事骨干。１０月下旬，紅二師根據中共廣東省委指示，全力參加彭湃領導的海陸豐第三次武裝起義，收復海豐，重建蘇維埃。高伯禮營在紫金縣南嶺之戰、公平之戰、礫山坳之戰等戰役中，迎頭痛擊敵人，打得敵人狼狽逃竄。接著，紅二師向東江潮汕地區的反動勢力大舉進攻，迅速消滅了惠來縣的頑敵，隨即又向豐順、普寧進發。在戰斗中，高伯禮作戰非常英勇，總是迎著槍林彈雨，身先士卒，率領該營先頭部隊沖鋒陷陣。在向豐順、普寧進發中，他帶領部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率先攻克了隴頭。后由于司號員吹號失誤，致使戰斗失利，只得同兄弟部隊退到大南山根據地，然后再回師海豐。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８日，彭湃在海豐主持召開海豐全縣工農兵代表大會（即海豐縣蘇維埃代表大會），成立海豐縣蘇維埃政府。經代表提議，代表大會決定，紅二師出兵進攻農軍久圍不下的捷勝城。下午２時，全體代表歡送紅二師師長董朗親率高伯禮所在營開往捷勝城。當日，部隊到達前沿陣地，立即和農軍研究，成立了攻城指揮部，由董朗任總指揮，并要求農軍組織敢死隊，準備好登城用的長梯等物，配合紅軍沖鋒。１９日拂曉，攻城令一下，紅軍和農軍從東、西、北三個方向同時進攻。高伯禮率領一支隊伍攻打北門，激戰１個多小時，首先登城，旋即全城攻下，在城內俘獲反動地主豪紳２０多人。根據群眾的強烈呼聲，將罪大惡極的何舜廷處決，人心大快。這次戰斗，擊斃蔡騰輝部和地主武裝３００余人，俘獲數百人，繳獲長短槍百余支。

１９２８年初，廣州起義后整編的工農革命軍第四師（又稱紅四師），也來到海、陸豐與紅二師會師，配合農軍擴大東江暴動。就在東江一帶五縣農民運動蓬勃興起發展的時候，國民黨地方反動勢力驚恐萬狀，一面組織地方武裝對抗，一面電請蔣介石派重兵前來鎮壓。２月，蔣介石即派遣國民黨第四、第五軍兵分４路，大舉進攻“圍剿”海陸豐，接著又加派第七軍參與“圍剿”。紅二、紅四師主力即轉移農村，與來犯之敵展開了激烈的反“圍剿”斗爭。雖然紅軍英勇善戰，致使敵人付出了慘重代價，但由于敵我力量懸殊過大，在將近一年的拉鋸游擊戰中，紅軍本身減員亦很大，給養困難，戰斗力不斷受到削弱。為保存革命力量，中共廣東省委于１２月２５日作出了“同意紅軍撤離海陸豐”的決定，并成立了紅軍出港委員會，領導紅軍撤離，將外籍紅軍指戰員分批經香港轉送上海等地，有的回到原籍。１９２９年初，高伯禮回四川工作。

１９２９年初夏，高伯禮被中共四川省委派到榮縣擔任縣委書記，化名高郭宣。當時，榮縣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農會已被瓦解。尤其是“雙石慘案”后，群眾革命情緒低落，開展工作極其困難。高伯禮不畏艱難，到榮縣后，即走鄉串戶，深入群眾，廣泛聽取意見。經過艱苦的工作和認真分析，高伯禮認為農協會被瓦解，除反動派血腥鎮壓外，原有農協會的領導職位多數為富農所占據，領導權沒有掌握在貧苦農民手中，而農會的黨員領導骨干又素質不高，缺乏理想、前途教育，也是重要原因。針對這一情況，高伯禮首先整頓恢復各級黨組織，提高黨的戰斗力；緊接著整頓農協會，將主要領導權掌握在貧苦農民手中。通過整頓，使黨的組織和農協會很快得到恢復和發展。

高伯禮深知干部工作的重要性，所以不管工作多么繁忙，對干部的教育從不放松。他不僅對黨員干部進行氣節、理想教育，而且還對文化低的農民干部進行文化教育。榮縣黃漢堯、曹瑞奎、朱福等三位農民領袖，就是在高伯禮的親切教導下成長起來的。他們入黨前不識幾個大字，經過文化教育后，能看文件，能寫通告。不少黨員和農會干部的馬列主義理論知識和政治思想水平有很大提高，工作能力亦逐步增強。在高伯禮的領導下，經過一段時間的艱苦工作，榮縣的黨組織戰斗力增強了，農會的活動也非常活躍，有“川南模范”之稱。由于高伯禮具有深入實際，密切聯系群眾，講求實際的好作風，因此深受群眾愛戴，榮縣農民都親切地稱他為“老大哥”。

１９３０年初春，中共內江縣委負責人曾萊因領導內江東鄉農民進行抗捐抗稅斗爭暴露了身份，上級便調高伯禮任中共內江縣委書記。高伯禮回到內江，積極發動群眾，武裝群眾。３月，在白鶴鄉諸古寺，他主持召開了縣委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縣委領導成員、各地黨支部書記和黨小組長共２０余人，作出了“利用各種手段，掌握地方武裝，奪取城市”的決定。

高伯禮在擔任中共內江縣委書記期間，把聯絡點設在華山鄉蕭家沖，將工作重點放在華山、楊柳、石子、平坦、觀音灘、楊家鄉等地。這些鄉的黨組織和農會比較健全，有黨員近百人（多數是農民），農協會員２０００多人。高伯禮在恢復和發展這些鄉的黨組織和農會時，十分重視武裝斗爭。他曾在一次集會上說：“要把各保的民團武裝掌握起來，土槍、夾板槍都要掌握在共產黨員和農協會員手中。”又在黨員、農協會員骨干中講：“我們要團結起來，要掌握好各種武器，要進行抗捐、抗稅和減租減息斗爭。”

高伯禮在工作中十分重視宣傳，親自編印《新生必讀》小冊子，宣傳共產主義，宣傳黨的政策，還親自書寫“打土豪，殺劣紳，土地收來大家分”的標語，貼在場鎮十字路口和路邊土地廟上。為了發動群眾，高伯禮一時在城內，一時在鄉下，東奔西走，十分繁忙，有時工作通宵，常常是飯都不能按時吃。

１９３０年夏，縣委委員廖釋惑為縣委籌集經費而開設的“曉東書店”被搜查，廖釋惑同時被拘捕。為了營救戰友，高伯禮在平坦鄉發動民團武裝人員寫出了反對駐軍無理逮捕廖釋惑的標語。高伯禮還以中共內江縣委名義公開發表宣言和告農民書，還張貼標語，大造社會輿論，爭取社會同情，通過各種辦法和關系進行營救活動。

一天晚上，地下黨員陳杰、高志烈在內江城內鼓樓洞張貼標語時，被便衣特務抓捕。陳杰受不住敵人嚴刑拷問，供出了黨的領導成員和縣委機關所在地。因此，縣委委員傅賓、黎光謙及共產黨員張繼文相繼被捕，縣委機關遭到破壞，黨的文件和油印機等也被搜去。縣委書記高伯禮聞訊后，感到情況十分嚴重。為了保護同志們的安全，他立即布置已暴露的同志及時轉移，其他同志進行隱蔽。隨后，他自己化裝潛往自貢，向中共自貢特別區委匯報，請示營救方案。臨行前，母子、弟兄戀戀不舍，其弟高季恥很擔心地問：“今后怎么辦？”高伯禮毫不猶豫地說：“工作要由組織安排，革命就是要流血嘛！今后我若遭不幸，不論哪個弟弟生的頭個娃娃抱給我，繼承我的事業。”

１９３０年７月，高伯禮向中共自貢特別區委匯報工作后，被留在特委工作。１９３１年，高伯禮曾一度調中共四川省委搞軍運工作。１９３２年１月，省委為了加強黨對自貢鹽場工運工作的領導，又調高伯禮任中共自貢中心縣委書記。當時，自貢有黨員５０余人。他化名郭朝棟，上任后著重抓宣傳教育，整頓黨和工會組織，慎重發展黨員，積極開展活動。他經常深入到大墳堡、郭家坳、貢井等鹽業工人集中地區，對工人們講解“要反對大資本家，先要反對軍閥。因為大資本家依仗軍閥壓迫、削剝工人”的道理。他曾到長土、艾葉灘地區發動灶井工人進行罷工和絕食斗爭，要井主、灶戶給工人增添工資和每天早晨增加一份“浮湯肉”。經過斗爭，工人伙食得到了改善。

高伯禮還將攜帶到自貢的《紅旗刊》《東北風之歌》以及反對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歌曲，派人到處散發，以教育群眾，啟發他們的階級覺悟。高伯禮對搞軍運的同志講：“大家要多看些革命書籍和報紙，增長革命知識。”他還鼓勵大家：“我們要反對壓迫和剝削，就要不怕軍閥和大資本家勢力大，他們總是少數。我們窮人多，人多力量大，團結起來向剝削階級作斗爭，一定能夠勝利。軍閥部隊的軍心不穩，只要工作做好了，士兵就會把槍口調轉去打他們。”高伯禮對店員們說：“我們學藝就學藝，不給資本家當牛作馬，只要我們工農商學兵團結起來，向他們斗爭，一定會勝利。”他還發表了反對軍閥和資本家的宣言。

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中，高伯禮每天忙個不停，一會兒到貢井，一會兒到自流井，發動工人向資方斗爭，為工人爭得了八小時工作制，增添了工資。１９３２年８月，他領導工人反對鹽業資本家克扣工人工資，并組織鹽井工人罷工斗爭，取得了勝利。高伯禮生活簡樸，工人打扮，穿雙草鞋，工人都喜歡接近他。由于他政治成熟，經驗豐富，在自貢工作期間，被大家尊稱為“老將軍”。

１９３３年春，國民黨第二十一軍特委會所屬的各級“清共”委員會活動十分囂張，利用叛徒對共產黨地下組織進行破壞，大批共產黨人被捕，斗爭形勢十分嚴峻。３月５日，高伯禮被叛徒出賣，在自貢長土雙灘井溝頭蘭錫江家被捕。

高伯禮被捕后，被押送到自流井國民黨第二十一軍劉崇云師部。敵特們對他軟硬兼施，首先由叛徒劉家明出場勸降。劉說：“郭老師，‘識時務者為俊杰’。只要你反共，一定會重用你，縣長少不了你當。”高伯禮厲聲痛斥道：“我哪有你這種學生！你充當野獸，不覺可恥，還在放狗屁！”勸降不成，敵人又用美女誘騙，弄上漂亮姑娘相陪，酒肉款待，企圖以筵席美人灌酒引誘他上鉤。高伯禮對敵人的伎倆十分蔑視，把酒桌子掀翻。“清共”委員會主任張曉林和敵師長劉崇云不死心，又親自出馬勸降，假惺惺地說：“高先生，我知道你是黃埔生，是大有作為的，只要你把共產黨的組織名單交出來，就推薦你為團長……”話未說完，高伯禮就義正辭嚴地給予了駁斥，說：“假若我要當官的話，師長早已當了。”

敵人惱羞成怒，聲嘶力竭地吼道：“這里是‘清共’委員會！”高伯禮即借機嘲諷：“你們是清道夫啊？呀！把衛生搞干凈點，等帝國主義來，免得弄臟了他們的皮鞋喲。”敵人無可奈何，只好使出最后一招，以強硬的態度威脅說：“你再不交待，就槍斃你！”高伯禮毫不畏懼地說：“死，又有啥關系！哼，共產黨員多得很，死了我一個，還有許多人。”敵人緊接著追問：“有好多？”高伯禮幽默地說：“除了壞人以外，盡是共產黨。”

敵人束手無策，只好將高伯禮送進富順監獄關押，又將其與后來被捕的中心縣委副書記杜培心（杜芬芳）一起解往重慶第二軍軍部。高伯禮在重慶第二軍特委會監獄里，堅貞不屈，與敵人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敵人毫無所得。１９３３年５月５日，高伯禮、杜培心被押赴刑場。高伯禮“氣勢甚雄，大呼口號不絕”，慷慨就義于重慶兩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