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離家求學 投身革命
胡有猷，又名獻華，１９１２年農歷九月一日出生在貴州省鳳岡縣城。父親胡懷宗做黃絲、食鹽生意，家境較裕。１９３３年５月２１日，鳳岡縣城遭受洪災，史稱“癸酉大水”，父親不幸被淹死。此后母親何氏操持家務，但家境日漸蕭條，再加之當時匪首袁綿文駐兵縣城，四處搶劫，匪風猖獗，全家出現了難以糊口的狀況。雖是清苦，母親何氏仍竭力供胡有猷上學。１９２９年，１５歲的胡有猷高小畢業后考入貴陽市師范學院。
胡有猷自小刻苦學習，各科成績皆優，是縣城內出類拔萃的小才子。他愛好廣泛，尤好文學、美術，同時還自學俄語。在課余，他閱讀了不少有關俄國十月革命的進步書籍，還寫下幾十萬字的讀書筆記、日記和詩詞作品。閑暇時，他將這些讀書筆記編制成四十多本，存放在鳳岡縣城老家。可惜在十年“文革”中，胡有猷所存的四十多本讀書心得，多次遭到浩劫，大多散失，只有少數存在他的后世及親朋家中。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日本開始侵華戰爭，大片河山淪于敵手。聲援抗日、抵制外侮的愛國熱潮頓時席卷全國，貴陽學生運動也日趨高漲。胡有猷目睹帝國主義的肆意侵略和國民政府的軟弱無能，遂經常與一些志向相同的同學談論國家命運，暢談個人理想，并積極投身于革命實踐，從而成為學校中的積極分子。１９３３年，胡有猷與貴陽一中地下黨員寇述彭組建了“貴陽學生抗日救國會”，胡有猷任秘書并負責起草“救國會”章程。該會于１９３３年成立后，先后多次組織愛國學生上街游行示威，反對軍閥統治，反內戰，對國民黨反動當局的投降賣國行徑進行揭露。
１９３４年，胡有猷從貴陽師范畢業。１９３６年，在貴陽的“中國勞動文化協會”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后，考入武昌私立中華大學，與同鄉同學利用課余時間創辦《滇黔月刊》宣傳革命思想。１９３７年抗日戰爭爆發后，胡有猷返回貴陽私立大夏大學讀書。他與生活書店聯系，以“讀書座談會”和“戰爭科學座談會”的名義，組織進步青年學習革命理論，探討抗日救國大計。同年８月１３日，由于他積極參加和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及出版《民先導報》，被當局逮捕。后經親友保釋出獄后，他在貴陽師范附屬中學教書，創辦《小學教育周刊》，繼續從事抗日宣傳。同時，在“中國勞動文化協會”主辦的俄文專修學校貴陽分校學俄文，為日后赴蘇聯學習革命理論做好充分準備。
１９３９年秋，胡有猷離筑返渝，準備前往延安抗大學習。當時，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大肆捕殺赴陜青年，他未能如愿。后經黨組織同意，胡有猷來到重慶中華職業教育社工作，開展統戰活動，深得該社負責人黃炎培和民主人士沈鈞儒的贊許。后胡母何氏六十壽辰時，沈鈞儒還親筆題贈條幅，以示祝賀，足見沈老對胡有猷的嘉獎之情。“皖南事變”后，國民黨政府的陪都重慶特務多如牛毛，耳目遍地皆是，開展地下工作十分困難。為了革命的需要，胡有猷轉移到川北一帶做地下工作。
１９４３年，胡有猷又奉調回到重慶，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組領導下，先后以寸灘中心學校、廣益中學、建川中學、大夏中學及社會部第四育幼院教師、教導長的公開身份，根據“勤學、勤業、勤交友”的指示，不停地開展革命活動。據胡有猷的侄女胡慶瑞于１９８３年所寫的回憶文章《懷念我的叔父胡有猷》一文載：“（那時）我們家里人時常為他的安全擔心，曾勸他回到老家暫避一段時間，免遭毒手。家鄉一些當年的同窗出于對他（從事的革命活動——作者注）全然不了解，希望他回縣當縣長或中學校長，或參加１９４７年‘國大代表’競選，但叔父視官祿如草芥，胸懷坦蕩，不畏強暴，愛憎分明，立場堅定，斷然一一拒絕，絲毫沒有動搖他的信念與意志，仍然戰斗在自己的崗位上。”針對家人和朋友的勸阻，胡有猷推辭道：“我對政界工作不感興趣，我熱愛的是教育事業。”事實上，他拋棄了個人名譽，完全是為了革命的需要，服從黨的安排留在重慶繼續從事地下工作。
二、從決裂到攜手
胡有猷考入貴陽市師范后，母親何氏在家中給他訂了婚事，未婚妻是何壩鄉歐家千金歐翠蘭。歐家家境殷實，歐翠蘭又是獨生女，從小嬌生，有吸大煙（鴉片煙）的劣習。當時在外求學的胡有猷對這些一概不知，但他極不滿意這樁婚事，多次反抗都沒有成功。后來他托好友冉鴻逵到歐家去說他的“壞話”，以達到歐家主動解除婚約的目的。好友冉鴻逵雖去了歐家游說，但未能如意，最終胡有猷在母親的逼迫下與歐翠蘭結婚。
１９８４年，胡有猷遇難３５周年，時在鳳岡縣政協工作的冉鴻逵回憶往昔、唏噓不已，創作一首律詩《悼念故友胡有猷烈士》以抒發對故友的無限思念：“六十年來感電馳，家國兼憂先殉黨。筑城夜話幾人知，須眉無玷任求疪。關情配偶違君愿，三生石上重相會。攜手浮桴恨我癡，為改緇衣換缽衣。”詩中“關情配偶違君愿”一句，就清楚記載了當年他去歐家說“壞話”一事。
不情愿的結合，使胡有猷無法嘗到婚姻帶來的幸福。是時，他正在貴陽求學，已投身于學運活動，所以很少回家。有一個假期，胡有猷回到鳳岡老家探親，晚上發現妻子歐翠蘭提著燈籠出了門，他感到有些異常，便悄悄跟蹤，結果發現妻子歐翠蘭是去煙館吸鴉片。胡有猷頓時傷心欲絕，回家后痛哭一場，第二天不辭而別回到貴陽，之后連續幾年都沒回家，并登報聲明與歐翠蘭解除夫妻關系。
直到１９４５年抗日戰爭勝利后，胡有猷才回到鳳岡。在家鄉，他向青年們傳播進步思想，教他們唱《太行山上》《義勇軍進行曲》等進步歌曲，傳輸什么叫共產主義等知識。之后，胡有猷與志同道合的李昌琦女士結婚，先后生育了四個孩子——長子胡慶中，次子胡慶國，一對孿生兄妹胡慶新、胡慶生，四個孩子的名字聯在一起便是“中國新生”。一位忠誠于中國共產黨的優秀戰士，將自己的全部心愿和希望，都傾注在新中國的誕生和下一代的成長上。
革命未竟事業，后世代代相傳。１９４９年胡有猷遇難時，他的次子胡慶國才２歲多。胡慶國成人后，投身于社會主義建設，１９７７年為中國的氣運事業獻出了年輕的生命。這一年胡慶國才３０歲，他的兒子胡渝也只有２歲。如今，烈士胡有猷的親人分別住在重慶、貴陽等地，仍然在不同的崗位上默默奉獻。
烈士的大無畏精神，給后世留下難忘的記憶。現居重慶的女兒胡慶生在接受采訪時說：“聽母親李昌琦講，父親為了躲避特務的視線，在領導學運工作中，工作場所、通信地址、居住地點不得不經常變換。白天忙完之后，晚上研讀文件及‘禁書’，總是深夜才睡。在小川北開展工作時，經常一整天只吃一頓飯，餓著肚子跑很遠的路，在渝（重慶）時也隨時用兩三個燒餅或一碗小面就算一餐飯。”侄女胡慶瑞回憶道：“叔父犧牲時，我們還很小，記得的東西不多，只知道生前家里曾經多次營救，但他就是不寫悔過書，不寫自白書。”
三、被捕前后
１９４５年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共中央南方局遷往南京，黨在重慶建立了四川省委。次年又建立了地下重慶市委。這時胡有猷在市委委員彭詠梧的領導下，專門從事學運工作。
為了更好領導和開展全市學生運動，市委決定成立沙磁、北碚及城區南岸三個學運特別支部。胡有猷任北碚學運特支書記，負責北碚各大中學校的黨組織和學運工作。北碚是重慶重要的文化區之一，有鄉村建設學院、湘輝學運和勉仁中學等數十所大中學校，黨的力量比較強。黨員分別由南方局青年組和重慶、巴縣地方黨組織領導，同一個學校就有三個系統互不聯系，沒有形成統一的戰斗組織，胡有猷首先花了很大力量來清理關系，建立了統一的黨支部。
１９４７年暑假的一天，胡有猷頂著烈日來到城區蓮花池，向鄉村建設學院學生黨員甘光余布置工作。在聽取了甘光余匯報學院的情況后，他又向甘光余傳達了市委決定：“鄉建學院建立統一支部，由你擔任支部書記，回去要盡快把學生組織發動起來。”之后，在胡有猷的直接領導下，北碚地區的學運風風火火，沉重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
１９４８年４月中旬，胡有猷接到上級的緊急通知，說黨內出現了叛徒，要他提高警惕，防止發生意外。他深知情況嚴重，趕緊通知了有關同志，銷毀、轉移了秘密文件，作了各種應急準備。４月１７日下午，胡有猷正在教室上課，突然有人通知他到院長辦公室。他警覺到可能發生意外，但仍沉著鎮靜地走進院長辦公室。
“你是胡有猷嗎？”一個便衣特務問。
“我是。”他微微點頭回答。
“胡先生，請跟我們走一趟。”特務假裝客氣地說。
育幼院離北碚中心還有十來里路，山高路窄，特務怕胡有猷逃跑，一押出校門，就將他捆在滑竿上抬走。快到北碚街口時，特務突然問他：“你認識蔣啟予嗎？”
他驀然一驚：難道蔣啟予也被捕了？平靜地回答：“我不認識。”
“他家住在什么地方？”特務又追問一句。
“我與他素不相識，怎么知道他住在哪里？”胡有猷放心了，敵人不知道地址，說明北碚師范的黨員蔣啟予沒有發生危險。但出乎他的意料，特務押著他走了一段路，竟直接走到蔣家對面馬路口的縫紉店。一個特務拿著一封信，冒充蔣啟予的朋友，欺騙蔣啟予的母親說，是蔣啟予約他從沙坪壩趕來的。蔣母不知真情，就叫保姆馬上到街上去找蔣啟予。胡有猷見狀心如火焚，只有一個念頭：快想辦法營救同志！這時，蔣啟予的妻子坐月子睡在里屋，發覺情況有異，伸出頭來探望。胡有猷急中生智，想到自己常去蔣啟予家，與蔣妻相識，于是故意咳嗽一聲。當蔣妻用驚詫的目光看他時，他故意低下頭裝著不認識。胡有猷的反常舉動引起了蔣妻的警覺，她趕忙抱著小孩裝著逛街，抄小路攔住回家的蔣啟予，叫他趕快過江轉移到隆昌老家去。
特務等了一陣不見蔣啟予的蹤影，知道上了當，就將胡有猷押到興江旅館一個房間，進行突擊審問：“快說，蔣啟予是不是共產黨？甘光余是不是共產黨？”
胡有猷答：“我不認識他們，是不是共產黨我不曉得。”
特務“啪”的一聲打了他一耳光，進一步追問：“你與鄉建學院的甘光余是什么關系？”
“我是育幼院的老師，教的是小學生，與大學沒有什么關系。”
特務見他不說，就用被子捂住頭打屁股，打一陣問一陣，結果什么也沒問出。
１７日傍晚，在一輛美制囚車內，緊銬雙手的胡有猷陷入了沉思：自己為什么會突然被捕？敵人為什么知道蔣啟予的地址和甘光余的名字？憑著多年地下工作的經驗，他分析可能是上級領導人出了問題。胡有猷很快知道了自己被捕是重慶市委副書記冉益智出賣的，而蔣啟予、甘光余也是叛徒一起供出的。好在由于胡有猷給蔣妻的巧妙暗示，使蔣啟予得以虎口脫險，甘光余和北碚的其他黨員也沒有發生意外，北碚的黨組織因此得以保存了下來。
敵人從叛徒的口里知道胡有猷是中共地下黨北碚特支書記時，便妄想從他身上打開缺口，把北碚地區的中共黨員一網打盡。在用盡了種種酷刑什么也沒有得到的時刻，特務們只好讓叛徒冉益智出面勸降胡有猷，而胡有猷凜然挺立，大聲呵斥叛徒冉益智。盡管胡有猷受盡毒刑拷打，但他所領導和發展的數十名共產黨員，一個也未暴露。
四、獄中斗爭
胡有猷用堅定的革命信仰，戰勝了特務們的醋刑和叛徒的勸降，始終沒有出賣黨組織和戰友們。面對這位來自黔北的錚錚硬漢，特務們只好把他投入到“人間魔窟”渣滓洞，開始了１９個月的非人生活。
胡有猷被關押在渣滓洞樓上二室監獄里。在獄中，他仍然堅守秘密、團結同志，把監獄變成對敵人斗爭的新戰場。在重刑之下，胡有猷難開鐵口。敵人為了達到瓦解關押同志的目的，便在獄中辦了兩期“新生”墻報，逼大家寫稿表示悔過自新。胡有猷在學運工作中，曾積極向《挺進報》《新華日報》撰稿，是一支有名的筆桿子，特務們便軟硬兼施，都遭到他的嚴拒。胡有猷還隨時提醒同室的難友們要隨時警惕，要團結一致挫敗敵人的陰謀。１９４８年７月２７日，重慶各報刊載了叛徒冉益智的“自白書”和“供詞”：“北碚區之胡有猷，曾在湘輝學院吸收金臣麟，在鄉建學院吸收呂雯然等為黨員，在北碚師范有外圍組織創造研究社及群眾三人。”敵人根據冉益智的供詞，先后逮捕了金臣麟、呂雯然、甘光余等人。由于金臣麟、呂雯然、甘光余是通過胡有猷來發展和領導的，冉益智和他們沒有見過面，不敢與他們“對質”，更供不出他們所領導的黨員，因此，敵人仍千方百計在胡有猷身上打主意。在叛徒指認和敵人嚴刑逼供的極端險惡情況下，胡有猷明知呂雯然是共產黨員，甘光余是支部書記，金臣麟與自己是同一個黨小組，可始終堅持不承認他們這些人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由于胡有猷堅定不移地保護同志，金臣麟、呂雯然、甘光余所在的鄉建學院、湘輝學院和北碚師范的黨組織，一直到重慶解放也未遭到破壞。
１９４９年春季的一天，在陰森的渣滓洞監獄的院子里，特務徐貴林正在兇狠地毒打小難友蒲小路。胡有猷見狀怒睜雙眼，朝著特務徐貴林大聲斥吼“不許打人”。震耳的吼聲如一根導火線，使全室的難友紛紛發出反抗的吼聲，特務給怔住了，不得已悻悻而去。１９４９年，曙光普照山城，氣急敗壞的蔣介石密令特務頭子毛人鳳親自到成都、重慶實施“大屠殺、大爆破”。１１月１４日晚，特務徐遠舉秉毛人鳳之命，將胡有猷、江竹筠、李青林等３０位革命志士秘密押到歌樂山電臺嵐埡殺害。犧牲時，胡有猷才３７歲。
當年在中共重慶地下黨工作的呂坪后來寫了一篇題為《懷念戰友》的文章，發表在２０１０年的《光明日報》上。呂坪是著名作家呂雷的父親，他在文章中沉痛地寫道：“據后來統計，除有１５人逃離監獄外，一年多來先后有２８５位烈士犧牲，其中包括和我有過直接聯系的胡有猷、楊韌、陳詩白幾位同志。”
五、曲折的認定
解放后，胡有猷的歷史一直得不到澄清，其主要“依據”是重慶方面的檔案上有“胡有猷，黨員、已自首，可能是叛徒”的記載，為此一直未被定為烈士。
而真實的歷史是這樣的：胡有猷是被叛徒冉益智供出的第一個中共地下黨，當他被捕后得知自己是被冉益智出賣時，也就承認了自己共產黨員的身份。這種大無畏精神不能說明他存在叛黨，只能證明勇于承認自己是為了保護更多的同志。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７日，在一輛封閉式的囚車里，被捕的胡有猷遭受特務們的突審。當特務問胡有猷北碚和育幼院地下黨的情況時，他只用“不知道”三字作答。這些都是曾與胡有猷同車關押的余永提供的可靠材料。
為了澄清胡有猷的歷史問題，１９８３年重慶復查組調查了曾與胡有猷同室關押的金臣麟。金臣麟是胡有猷發展的地下黨員，他后來說：“胡有猷明知我是共產黨員，被捕的呂雯然是鄉建學院的共產黨員，甘光余是鄉建學院地下黨支部書記，但他只承認我們是赤色群眾。”１９４９年初，國共和談時，胡有猷發展的共產黨員金臣麟、甘光余、呂雯然被保釋出獄。面對這些史實，１９８３年８月２８日《四川日報》登載了一篇署名艾風、吳中福、趙世富的文章，標題是《這叫“叛變自首”嗎？——胡有猷烈士殉難復查紀實》，詳細講述了對烈士胡有猷的復查經過和歷史真相。１９８３年，四川省委、省政府正式認定胡有猷為革命烈士。
胡有猷出生于鳳岡、革命于重慶、遇難于渣滓洞，與江竹筠、李青林等３０位革命烈士一樣，在全國解放之際血染紅巖。可是，這位為中國的解放事業奉獻出年輕生命的錚錚鐵漢，今天的大多鳳岡人卻搖頭不知，惜乎、嘆乎！
今日之事不忘前世之師，我們沒有理由遺忘過去。胡有猷是唯一被國民黨槍殺在重慶渣滓洞的鳳岡人，他與江姐、趙雪峰、華子良、小蘿卜頭等一樣是人們心中永遠的英雄，一樣與紅巖彪炳千秋。胡有猷雖然在黎明前倒下了，但是他用年輕的生命和對黨的忠誠驅散了滿天的陰云，換來了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