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翻譯家、教育家賀麟 資料圖片
垂范立教 桃李春風
——作為教育家的賀麟
■郭繼民
賀麟（１９０２—１９９２），四川金堂人。哲學家，翻譯家，教育家。１９１９年入清華學校學習。１９２６年赴美國留學，先后在奧柏林大學、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學習，攻讀西方哲學，獲奧柏林大學學士學位和哈佛大學碩士學位。１９３０年到德國柏林大學學習德國古典哲學。１９３１年回國，到北京大學任教。１９５５年調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今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任研究員。曾任中華全國外國哲學史學會名譽會長。著有《近代唯心論簡釋》《文化與人生》《當代中國哲學》《黑格爾理則學簡述》《現代西方哲學講演集》《黑格爾哲學講演集》《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哲學與哲學史論文集》等。譯有《小邏輯》《精神現象學》《哲學史講演錄》《黑格爾早期神學著作》《倫理學》等。
賀麟先生１９９２年去世后，中國社科院出版紀念文集，對賀先生的評價為：“賀先生是中國著名學者，國內外久享盛名的黑格爾哲學專家、翻譯家。”（宋祖良、范進編《會通集——賀麟生平與學術》，三聯書店，１９９３年）此評價固然妥當，然似忽視了賀先生“教育家”的身份。賀先生老家成都金堂的“賀麟紀念館”，在對他的介紹中增添了“教育家”的稱號，但鮮有人以此視角深入探究。
賀先生之所以稱得上“教育家”，并非因其名揚天下且具有教師身份，而是基于其在哲學教育上的卓越貢獻，務實的教育理念，以及知、情、意相融的教育實踐。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賀麟（前排中）與學生在一起。 資料圖片
培育一流人才
賀先生培養了一大批一流人才，支撐起一段時間內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半壁江山，可謂貢獻卓越。１９９２年，學界舉辦會議慶祝賀先生九十歲壽辰，百余位學者出席，皆是哲學領域的領軍人物。弟子洪漢鼎曾對到場的賀門弟子進行分期：第一代學生有任繼愈、熊偉，可能還有苗力田、齊良驥、王玖興；第二代弟子有王太慶、陳修齋、汪子嵩、楊憲邦、張世英、張豈之、楊祖陶及勞思光等；第三代弟子有葉秀山、梁存秀、王蔭庭等；第四代弟子有王樹人、洪漢鼎、薛華等；最后一代弟子有宋祖良、范進（范建榮）等。其實，在第四代、第五代之間，尚有張祥龍的加入，祥龍先生雖非“形式上”的學生，卻是“親炙弟子”。若再加上賀先生指導的翻譯人員，這個名單還可延長。梁存秀則認為賀先生的弟子有八代之多，上述名字還應增添周輔成、喬冠華等人。
誠如洪漢鼎所言，“２０世紀５０年代到２１世紀初，中國大陸西方哲學的研究大部分就是靠這五代的學生”（洪漢鼎《賀麟教授與我的哲學生命》）。當下，中國大陸從事西方哲學研究的許多優秀學者都是賀先生的再傳弟子，如楊祖陶的弟子鄧曉芒，齊良驥的弟子韓水法，苗力田的弟子李秋零，葉秀山的弟子黃裕生、吳國盛，熊偉的弟子陳嘉映、王慶節。經過“代際”轉換，新一代學者研究視野更加開闊，涉及德國古典哲學、解釋學、現象學、中國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等領域。
昔日孔子三千弟子，賢者七十二，被尊為大教育家；今朝賀先生成名弟子當不下七十二，有此貢獻，稱其為優秀教育家當不為過。
▲賀麟譯作《小邏輯》。 資料圖片
務實的教育理念
賀先生能取得如此的教育成就，與其深厚學識有關，亦與其務實的教育理念相關。賀氏雖未專門從事教育研究，亦未寫過大部頭教育學著作，但他提出了一系列深具可行性的教育理念。
傳統觀念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賀麟先生則有“十年樹人”之理想，這源于他１９４６年返鄉之感悟。離鄉十年，房前屋后樹木如故，而鄉人則面目全非，于是賀先生提出“十年樹人”的理想。他認為，一個好的學校，一個大教育家或政治家十年盡力教育，即可達到深遠偉大之效果：曾國藩十年內就培植了許多人才，在政治軍事諸領域產生很大影響；蔡元培任北大校長前后不過六年，即培育出許多影響巨大的新文化運動人才。
如何實現“十年樹人”之理想？賀先生提出一系列教育觀念。他認為，首先要變傳統的“學問全在書本”為“學問既在書本亦在實際的勞作和服務之中”，要重視書本以外的肢體活動，將勞力與勞心結合起來。其次，改變傳統“士或學者為獨特階層”之觀念，以后“一切職業都將學術化”。以前人們言“耕讀傳家”，今后亦可言“工讀傳家”“商讀傳家”甚至言“兵讀傳家”，因為任何活動皆需學術指引。再次，要擯棄“讀書為做官”之陳念，樹立“讀書在于求得真實學問”之新旨，此為教育理念的根本改變。賀先生指出，新式教育當謂“價值教育”，既包括真、善、美三位一體的純粹文化價值，亦包括服務社會大眾的“實用”價值，人們讀書須圍繞以上價值用功。此外，賀先生還對不同階段的教育重點提出洞見。比如，就教育重心言，小學階段應注重生活，中學應嚴格訓練，大學應重視真正的學術；以德育言，小學應重樂教的陶冶，中學應重禮教的約束，大學則重詩教與信仰的熏沐。上述見解，對今天的教育亦有重要啟迪意義。
在“教”“學”這個對子中，賀氏認為：學為主，教為從。首先，“有學自然能教。學有心得，自然不期教而能有教的效果。學不進步，雖名為教師，而終無以符教師之實”。其次，“教育是為人，學是為己。教人是做教師的天職，求學是做人的天職”。
既然教育的主要矛盾是“學”，而“學”很大程度上主要靠閱讀，因此掌握好的讀書方法就顯得特別重要。賀先生對此頗為重視，曾撰寫《讀書方法與思想方法》。在該文中，他強調“讀書、做學問貴自用思想”，“自用思想”當知曉“思想的方法”。思想的方法，即邏輯的方法、體驗的方法及玄學的方法。其中，邏輯的方法能使思維嚴密系統，避免散漫支離；體驗的方法，可使學問具備親切、豐富之內容，避免枯燥；玄學的方法，能促使人們養成遠大圓通之哲學見識，以消除偏執。在分析思想方法的基礎上，他提出了“讀書三法”，即邏輯的方法、體驗的方法及“互觀法”。邏輯的方法旨在把握全書之推理線條；體驗的方法則以作者視角“涵泳其中”從而得其真義；“互觀法”即“由全體觀部分，復從部分觀全體”，通過“由約而博、由博而約”之路徑博涉作者其他相關著作（甚至包括同時代與此相關的著作），以便在整體上給著作以客觀定位。“思想法”與“讀書法”言簡意賅，內涵豐富，既點出思想路徑，又兼“知行合一”精義，整體上彰顯了黑格爾辯證法精髓。
除了上述通用的讀書方法外，賀先生還將治學經驗傳授給學生：一是要科班出身，二是要從“一點”做起。科班出身，強調學哲學須經嚴格的思維訓練，否則容易流于散亂，不成體系；從“一點”做起，則言做學問之初切勿求廣，要學會聚焦，從“一點”做起。活躍在哲學界的中堅力量皆為“科班出身”（接受過系統的哲學訓練），借此理念，哲學界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優秀學者。又，當今學界，成績斐然者大抵從“一點”做起，如：康德之于鄧曉芒，海德格爾之于孫周興，胡塞爾之于倪梁康，皆是從“一點”做起而成就卓然之范例。
▲賀麟著作《黑格爾哲學講演集》。 資料圖片
具體到西方哲學的學習，賀先生給出“直搗黃龍”“學譯結合”的慧解。賀先生主張，讀書學習貴在掌握第一手資料，故須“直搗黃龍”。外國哲學之“黃龍”乃作者以母語寫就，故賀氏強調學習外語的重要性——至少會一門外語。若不懂外語，只讀他人翻譯的作品，就可能跟著譯者走；若譯者錯譯、誤譯，讀者則離“真義”遠矣。
克服語言障礙后，要盡可能去翻譯原著。賀先生認為翻譯工作并非僅是簡單的語言學問題，它還意味著譯者不僅要像作者那樣思考問題、真切地進行哲學訓練，而且還須調動自身的語言能力，按照“信達雅”的原則創造性地用另一種語言將其表達出來。因此之故，翻譯哲學著作亦是在認識、理解基礎之上的深層研究，在某種意義上，堪稱創造性的工作，因為“認識就是超越，理解就是征服”。在賀先生的“學譯結合”理念的教誨下，他的學生王太慶、王玖興、楊祖陶、陳修齋、王子嵩、苗力田、洪漢鼎、范進等，翻譯了西方自古希臘以降的主要哲學著作，為中國的西方哲學思想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其再傳弟子鄧曉芒、李秋零、韓水法等人亦承“祖訓”。其中，鄧曉芒先生與其導師第一次將康德的“三大批判”從德文譯出，李秋零教授近乎以一己之力翻譯了《康德著作全集》，韓水法教授則獨自從德文翻譯了康德的“第二批判”，三者亦因此而成為康德研究的專家。
賀先生一向尊重學生的主體性，從不強迫學生順從自己。張世英大學畢業保送研究生，選擇了清華大學研究院。賀先生見到他，并沒有責怪，反而笑著說，“原以為你會選擇北大研究院，跟我研究黑格爾；也好，各有千秋，跟金先生（金岳霖）學分析哲學，會做出很好成績的。”（張世英《引領我走向哲學的賀麟先生》）其實，除了楊祖陶、王玖興等少數弟子以黑格爾為研究對象外，賀麟的多數弟子選擇了其他研究方向，比如，洪漢鼎轉向詮釋學，王子嵩選擇了古希臘哲學，苗力田成為亞里士多德專家……
賀先生之所以持此開放立場，與其學術追求有關。賀先生認為讀書做學問“貴在追求真理”，既然如此，無論研究德國哲學還是其他哲學，它們皆是追求真理的工具，或曰皆是哲學研究的平臺或手段——賀先生認為做哲學當研究“哲學本身”，而非要成為“研究某某哲學”的專家，故而對弟子從不設限。事實上，他本人亦是開放的，早歲醉心于心學，中歲聚焦于“黑學”，晚年除了翻譯黑格爾哲學著作外，還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
賀先生的開放立場也與其“思想貴在創新”的主張有關。他在《論哲學紛無定論》一文中明確指出，真理也許只有一個，然而鑒于追求真理者的認知能力、經歷、立場、方法等因素，其不同階段將得出不同的看法，故言“哲學紛無定論”；反過來講，假設哲學有定論，正是哲學的末路，勢必扼殺人們的創造力。言“哲學無定論”并非意味著學哲學的人可以信口開河，胡言亂語，更不是說“每個哲學家沒有他自認為苦思力索深信自得的真理”，而旨在“注重哲學的批判懷疑，以求思想的自由創新”。賀先生鼓勵學生自由地創新，曾撰寫《向青年學習》，即是明證。據弟子回憶，賀先生的兩句口頭禪之一就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另一句為“蓮之出淤泥而不染”）。若將老師之是非定于一尊，弟子又將如何超越老師呢？
賀先生的開放立場還與黑格爾的影響有關。賀先生固然倡導直面哲學本身，但深受黑氏影響亦在情理之中。黑氏謂真理乃一整全過程，個體之所得，充其量不過是真理之局部；局部之真理頗似“盲人摸象”，僅得一端，當然不能定于一尊。故追求真理者當具開放心態，不可畫地為牢。
賀氏的教育理念雖寥寥數則，卻直中要核，且極具哲學意蘊。
▲賀麟著作《文化與人生》。 資料圖片
知、情、意相融
陶行知先生認為，真正的教育家須將“知、情、意統一起來”。賀先生當然熟稔“知、情、意統一”的哲學內涵，他在教育學層面雖未言及此，但一生躬身踐行了這個理念。
在教育實踐中，賀先生做到了“授知融情”。賀先生學貫中西，乃學界翹楚，故能吸引青年才俊匯聚門下。任繼愈曾回憶，賀先生在西南聯大授課時，曾到其他學校兼課，當他回返西南聯大時，好幾名同學主動轉學，跟隨賀先生進入西南聯大哲學系。張世英先后在西南聯大經濟系、社會系就讀，直到選修了賀先生的哲學概論課，才找到自己的目標，最終轉入哲學系。
賀先生緣何有此魅力？“是賀先生講課的技術特別高超嗎？當然，就這方面說，賀先生也是一位好老師；但就講課技術而言，即使當時政校教師中比賀先生好的也不乏其人。”（陳修齋《回憶賀麟先生》）陳修齋先生認為，賀先生具備“一種難以言傳的、以自己對所講內容的真誠而潛移默化地感動人的精神力量”。譬如談及晦澀的黑格爾思想，賀先生即以浪漫抒情的文學語言表達出來：“蓮之出淤泥而不染”即為其對“對立統一”和“揚棄”之辯證法思想的恰切解釋，其中既有賀先生的獨特理解，又含其對傳統文化的溫情（以“中”通“西”），頗能引起學生共鳴。
賀先生“上課采取閑談的方式”（陳修齋語），他總是娓娓道來，這種平易近人的授課方式拉近了師生的情感距離，能抓住學生的心，使學生處于自由的狀態。諸弟子回憶恩師授課之場景，皆以“如坐春風”描述之，其向往之情，溢于言表。此亦為賀氏“授知融情”之日常體現。
賀先生的“授知融情”還表現在其崇高的師德上。梁存秀在《回憶吾師賀麟》一文中提到，《小邏輯》第二版出版后，北大研究生班的同學通過黨支部書記請賀先生為他們講解此書，并準備付給他若干講課費。賀先生欣然同意授課，講了六次，但是他拒絕接受課酬：“我是北大的教授，你們是北大的學生，傳授學業是我應盡的職責。我謝謝你們，但絕不能收這個報酬！”拒絕授課費的背后，實則融入了賀先生尊重知識、尊重學生的高尚師德，這當然是偉大的情感。
在教育實踐中，賀先生也做到了“以情涵意”。范進在賀先生１２０周年誕辰會議上，道出學生們的共識：賀先生“仁智”并舉。先生之智，世人言之甚多，姑言其仁。仁者，愛也，發而為情，則表現為對弟子的寬容之情、佑護之情與“坦誠之情”。
西南聯大時期，賀先生家中常有學生造訪。據汪子嵩回憶，幾位同學曾就“黑格爾哲學到底該聯系朱熹還是王陽明”的問題與賀先生爭辯起來，讓老師有點不高興。然而，下次同學到家中上課時，賀先生依然盡量幫助同學，賀師母還給同學做點心吃。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中期，僅有中專文憑的張祥龍問學于賀先生，賀先生不但予以系統指導，更以平等、親切的態度與其交談，“他眼中沒有我的幼稚、偏執和可笑，而只有那慢慢顯露出來的精神生命”（張祥龍《我與賀麟的師生緣》）。賀先生對學生的包容、寬容之情可見一斑。
自西南聯大返京后，賀先生曾擔任北大訓導長一職，在這個崗位上設法保護學生。無怪乎北大學生自發地送錦旗給賀先生，上書“我們的保姆”五個大字。賀先生主持的“西洋哲學編譯會”，最初幾名成員中，汪子嵩、鄧艾民、黃楠森三人都是地下黨員，有人向賀氏告狀，他置之不理，佑護之情盡在其中。
賀先生歷來對學生坦誠相待。新中國成立前夕，賀麟先生被國民黨列入首批“轉運”名單，汪子嵩受命挽留先生，不惜“冒險”說明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賀先生不僅對國民黨當局守口如瓶，且最終接受學生的建議留在大陸。任繼愈回憶了先生的另一種坦誠：賀先生談到曾國藩與其師倭仁交換日記的美談，故邀任繼愈同其交換日記，以此相互促進。日記作為私密之物，賀先生卻能于弟子面前敞開心扉，毫無遮掩。
▲賀麟著作《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 資料圖片
情感背后，蘊含深意——賀先生并非毫無原則地濫用情感，他始終將情感與激發學生追求真理的意志結合起來。換言之，無論學生是何種身份、有何種立場，只要以追求真理為務，賀先生都是支持、鼓勵的。洪漢鼎遭遇坎坷時，賀先生給予力所能及之幫助，并用工整的蠅頭小楷寫信鼓勵：“你今后能以古典哲學為重點，深入系統研究，很好。但須知德國古典哲學與生活實際關系密切……”關愛、鼓勵學生追求真理之意，盡在情感之中。
在教育實踐中，賀先生還做到了“以意進知”。意即意志，按康德的說法，即是自己實現自己對象的能力。因此，“以意進知”，首先表現在“主體在實現自己對象過程中的學習能力”。賀先生本人即“以意進知”的典范。他在研究德國哲學時就立下了翻譯黑格爾哲學的“意志”，此意志被他視為哲學意義上的“自由盡性”之事。在耳提面命中，弟子亦被此“意志”（指“翻譯著作”）所感染、調動。譬如，楊祖陶為完成此黑格爾的《耶拿邏輯》，八十歲高齡仍在“勞作”，在完成老師“意志”之時，也盡了“己之性”。
“以意進知”也表現為“意志”激發“干勁”。持“心學”立場的賀先生，認同美國哲學家詹姆斯“信念產生干勁”之信條，故而盡量鼓勵學生。葉秀山北大畢業后，在賀麟先生“麾下”工作。葉秀山一度對美學產生興趣，欲離開哲學所。賀先生“攔”住了他，并告知他畢業分配之原委：葉的畢業論文未得到指導教師鄭昕先生的認可，成績只同意給“中”，故未能留在北大。賀先生認為葉脫稿亦能把問題說清楚，故堅持給了“良”，并將其調到中國科學院哲學所。賀先生還勸他，“研究美學要有哲學史基礎，你先在這里學一年哲學史，一年以后再考慮轉”（葉秀山《我是怎樣喜歡起哲學來的》）。此種意志上的鼓勵對葉秀山影響極大，誠如葉氏所言，“他當時這一攔，對我以后在學術道路上的進步關系太大了”。換言之，葉秀山的“干勁”是被賀先生激發出來的。
“以意進知”還表明“追求真理”之意志。２０世紀３０年代，賀先生作《德國三大哲人歌德、黑格爾、費希特的愛國主義》，旨在以追求真理的理性精神啟蒙并激勵國人，此書讀者對象不僅限于學生，而是針對四萬萬同胞，故其教育作用大矣。又，賀先生所秉持的“讀書當追求真理”亦是一種意志，此意志儼然成為一種精神，傳承于其弟子間，亦傳承于未曾謀面的“私淑弟子”之中。
“立功”“立德”“立言”是古儒追求的“三不朽”。若從教育的視角觀之，賀先生的“師功（人才培養）”“師德”“師言”之成就，皆達到了相當高度。
（作者：郭繼民，系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