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竺冰，名可文，又名鑄農，１８９３年生于安徽省無為縣江壩鄉冒新村的一個農民家庭里。胡竺冰少時在鄉村私塾讀書，幾年后經塾師推薦進入縣城學校學習。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發。１９１２年１０月，孫中山先生溯江而上抵達蕪湖。胡竺冰因事途經那里，有幸聆聽了孫中山先生催人奮進的演講，在他礪志救國的心中撞擊出“驅逐外虜、強我中華”的火花。

１９１６年，胡竺冰考入了設在安慶的省立法政學堂。１９１８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并留校任教。１９１９年北京爆發五四愛國運動，并迅速波及全國。胡竺冰以滿腔熱情參加了這場波瀾壯闊的學生運動。他閱讀了《新青年》《湘江評論》《覺悟》《向導》以及《唯物主義淺說》《共產黨宣言》等進步書刊，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開始用新的目光審視那個黑暗社會。他揮毫抨擊時政，不斷在《清議報》上發表文章，揭露軍閥的專橫殘暴和民不聊生的黑暗社會。在周新民、王步文的領導下，胡竺冰積極參加了安慶“六二學潮”和反軍閥賄選的斗爭。在斗爭中，他廣泛接觸社會，接近民眾，加深了對社會現實的進一步了解，明白了要改造社會就必須起來革命，推翻反動軍閥的統治，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

１９２３年，胡竺冰幾經轉折由安慶風塵仆仆回到了自己的家鄉無為。上世紀２０年代的無為，地方豪紳為非作歹，貪官污吏肆意搜刮民脂民膏，勞苦大眾饑寒交迫。胡竺冰懷著振興中華、改造社會的強烈愿望，決心要把勞苦大眾從苦難中解救出來。在實際斗爭中，他深感個人力量單薄，必須發動群眾一起奮斗。于是，他聯合當地有聲望的有識之士，先從經濟斗爭入手，建立了“無為縣地方公款清理處”，以清算公款向無為人民展示受壓迫、受剝削的血淚賬，進而揭露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丑惡面貌。這個行動大大提高了廣大勞苦群眾的階級覺悟，使他們懂得了受壓迫受剝削的根源所在。

在胡竺冰領導無為人民進行經濟斗爭的同時，一些有志于變革社會的青年學生相繼從上海、武漢、安慶等地返回無為，胡竺冰和他們當中的季庶仁、高莫適、高士林、倪茂芬、王應文等人籌集資金創建了“青年讀書會”，利用這個青年團體宣傳進步思想、評論時政，以喚起青年改造社會、振興民族的精神。胡竺冰積極主張建立學校，廣泛吸收城市貧民、工人、手工業者進校學習。于是，無為縣第一所順應時代潮流的私立小學——義務小學宣告成立。

義務小學成立后，首先打破封建社會幾千年來辦學的陳規俗套，主張研究學術，倡導文化改革；廣泛運用白話，反對舊禮教，禁止老八股。在辦學形式上，學校經常舉行各種社會活動：有配合全國各地工人運動的街頭游行，有評論時政的專題演講會，也有反映時代風貌的青年演奏會。胡竺冰直接領導并參與了這些活動。這些活動對形成新的社會風氣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同時也為國民黨縣黨部（左派）的成立奠定了充分的思想基礎和組織基礎。

１９２６年，胡竺冰會同無為其他開明人士盧光樓、高士林、季庶仁等人于義務小學開會，討論并決定成立國民黨臨時縣黨部，胡竺冰當選為常務委員，負責宣傳、組織工作。

１９２７年初的無為，正處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動蕩之中。反動軍閥陸學文的部隊潰逃途中進駐無為。為補充兵員，他唆使無為縣長劉朝綱為他抓丁拉夫，強征鄉民百姓入伍。劉朝綱隨即命令衛兵去無為四鄉催征。２月上旬，韓家廟農民邢學年因抗拒兵役，被劉朝綱的衛兵無理槍殺。死者父親邢友家與當地村民抬著尸體到縣衙門前鳴冤叫屈，劉朝綱拒不受理此案。鄉民滿腔含恨，呼告無門。胡竺冰因事路過縣衙門口，目睹此情此景，怒不可遏，他挺身而出，為民請命，首先在老衙口為死者訴述冤情。他陳詞慷慨、激昂，圍觀群眾無不義憤填膺。后來，群眾又紛紛轉至義務小學的操場上集會。胡竺冰在這個集會上，代表死者家屬控訴反動政府殘害百姓、軍閥縣長包庇兇手的罪行。與會群眾一致公推胡竺冰、呂惠生為代表，與縣府當局進行交涉，要求嚴懲兇手。縣政府置若罔聞，憤怒的群眾抬尸沖進縣衙，停于大堂之上。劉朝綱派兵彈壓，并以蠱惑煽動罪逮捕胡竺冰等人，致使這一命案未能及時雪冤。

４月上旬，北伐軍第七師三營進軍無為。無為各界舉行了盛大的歡迎集會，革命熱情再次高漲。胡竺冰抓住大好時機，以國民黨縣黨部名義，要求新任縣長高壽恒立即就“槍殺邢學年事件”重新立案審理。但是，高壽恒卻徇私枉法，暗自通知劉朝綱及兇手潛逃，這使無為人民在不平靜的心中又掀起一股難以壓抑的狂濤。胡竺冰審時度勢，積極組織群眾進行新的斗爭。經過周密準備，再次發起召開群眾大會，由被害者家屬追述往事，揭露放縱真兇的內幕。與會各方面代表一致要求高壽恒到會接受群眾詰責，在北伐軍的支持下，決定通知高壽恒到場對質。但是，高壽恒不僅蠻橫拒絕，甚至糾集地方武裝企圖反抗。結果，北伐軍采取斷然措施，逮捕了高壽恒，解散了縣政府，勒令其交出武裝、縣印。

冤案昭雪，人心振奮，各界群眾一致要求建立新的政權機構，行使原縣政府職權。經過多方磋商，決定成立“無為縣臨時行政委員會”。胡竺冰因正直無私，才能卓著，經各界推選，擔任了主任委員兼司法科長。

但是，事隔不久，北伐軍奉命撤離無為繼續北伐，又值發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革命形勢急轉直下，反動勢力又甚囂塵上。無為的地方幫派組織勾結縣自衛團，用武力強行解散了臨時行政委員會，同時又捧高壽恒再次出任無為縣長，逮捕了無為縣黨部成員鄧養之、王應文等人，又發文通緝胡竺冰、呂惠生、高莫適、洪九疇等人。胡竺冰聞訊，即攜帶縣印深夜越過城墻逃至蕪湖，再遷徙武漢。胡竺冰也因此累及全家，他的家三次被查抄，四歲的侄女被活活嚇死，鄉親鄰里也飽嘗凌辱之苦，舉家陷入困境。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處于最黑暗的時刻。作為一個堅強的革命戰士，胡竺冰沒有表現出絲毫的怯懦，而是在沉沉黑暗中繼續尋找光明。他在短暫的流亡生活中，看到了國民黨反動派背叛革命的可恥，為在北伐戰爭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中國共產黨人遭到血腥鎮壓而痛心疾首。他清醒地認識到，孫中山先生制定的“三大政策”于今已被嚴重歪曲，指望國民黨領導中國革命已成為泡影。他又悟出了“只有共產黨，才能領導人民走向自由解放”的道理。胡竺冰于１９２７年６月下旬抵達武漢，找到了剛成立不久的中共安徽省臨時委員會。第一次與共產黨組織發生了直接的接觸，他感到無比振奮。黨組織也對他在革命最困難的時候所作出的勇敢抉擇，給予了高度評價。

１９２８年夏，胡竺冰經黨組織介紹，來到了桐城縣浮山中學。他與黃鎮、鄭曰仁等人一起，以教師職業為掩護，繼續從事革命活動。特別是中共安徽省委書記王步文來浮山隱蔽的五個多月的時間里，創建了黨、團組織，放手發動群眾，開展農民運動，使胡竺冰直接感受到中國共產黨人的崇高理想與情操。他積極參與黨領導的活動，將《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社會科學概論》等馬列著作引進學校，又將王步文主編的《血花》等報刊推薦給進步師生閱讀。他以課堂為陣地，向學生灌輸革命思想。他曾這樣縱談革命道理：“不惜個人犧牲，敢于沖破黑暗，拯斯民于水火，這才是有志者。”不難看出，胡竺冰此時已把自己的一切與共產黨的偉大事業緊緊地聯系在一起。

１９２９年春，胡竺冰因革命斗爭需要來到上海。按照安徽省臨委指示，他找到了黨的地下組織，并通過介紹，進入上海交通大學教務處工作。接著，他加入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中國社會科學者聯盟”“世界語學會”等組織，結識了仰慕已久的中國文化革命旗手魯迅先生，多次聆聽了魯迅先生的演講，思想日趨成熟。

在上海，胡竺冰一方面繼續擔負著黨的宣傳聯絡工作，一方面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掩護共產黨人從事革命活動。１９３０年１２月，無為六洲暴動失敗后，張愷帆、李白玉等人遭到通緝，先后轉移至上海。胡竺冰設法幫助他們解決生活困難，使他們通過多種途徑終于找到黨組織。在他們后來被捕入獄的日子里，胡竺冰常常派人探視，又竭盡全力活動，保釋生命垂危的李白玉出獄就醫。１９３０年，隨同劉少奇在沈陽工作的原中共蕪湖中心縣委書記宋士英，因患病來上海求治，胡竺冰視為親人，悉心照料。宋士英終因醫治無效，不幸逝世。胡竺冰悲痛不已，為宋士英收殮遺體。為營救、掩護、資助同志，他用盡了所有的積蓄，甚至不惜賣掉御寒衣物。而他自己卻節衣縮食，過著極為清苦的生活，以致積勞成疾，患上了嚴重的肺病和胃病。

胡竺冰早就有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愿望，黨組織也準備接收他，但為了做好黨的外圍工作，更好地發揮他在特殊環境中的特殊作用，他留在了黨外。然而，胡竺冰以自己的革命實踐，忠誠地履行了這一崇高志愿。雖然組織上沒有入黨，但在思想上與行動上，他早已成為一名堅強的無產階級戰士，是共產黨真正的摯友。

１９３７年盧溝橋事變以后，胡竺冰抱病再返無為，開展抗日救亡運動。８月初，張愷帆等人由國民黨蘇州監獄獲釋，與胡竺冰在家鄉再度重逢，胡家瓦屋即成為無為人民抗日救亡的中心。他們在這里召開各種會議，研究抗日動員工作，發起成立“青年救亡協會”“抗敵后援會”，領導無力人民進行抗戰的準備工作。

１９３８年，胡竺冰應章乃器、朱蘊山電邀，赴六安參加安徽省抗日動員委員會文化委員會工作，與黨在大別山的聯絡處以及新四軍四支隊保持著頻繁的接觸。同年１０月，經黨組織的精心安排，通過省抗日動員委員會進步人士的舉薦，國民黨政府任命胡竺冰接任無為縣縣長。胡竺冰在新四軍四支隊的干預下，擊潰了拒絕卸任的無為縣原縣長韋延杰的地方武裝。

胡竺冰就職以后，首先向全縣人民頒發了“動員起來、抗日救國”的方針，安排共產黨員胡德榮、張世榮、阮振礎等人參加縣政府各個部門的工作，任命呂惠生為縣政府秘書，組織了由共產黨員張學文為司令的無為縣抗日人民自衛軍，重新組建了由共產黨員魏今非為指導員的無為縣抗日動員委員會。他又依據中國共產黨頒布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廣泛開展抗日宣傳和群眾發動工作。雖然胡竺冰僅僅當了２０天縣長，但他在短短的任期內，卻為抗日救亡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１９３９年，華中新四軍完成了向敵后實行戰略展開的任務。為配合新四軍的軍事行動，胡竺冰親自聽取了葉挺、羅炳輝、張云逸三位同志的指示，陪同他們巡視沿江一帶。在建立新四軍江北游擊縱隊過程中，他經常抱病工作，積極為部隊籌措裝備、給養。

但是，胡竺冰光明磊落的行動卻遭到了國民黨安徽省政府的無理指責，更引起一些政治掮客的嫉恨，驚呼：“無為縣紅了！無為縣是共產黨的狀元縣！胡（竺冰）縣長成了共產黨的人。”出于政治需要，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以“擅起兵端”為藉口，撤銷了胡竺冰的無為縣縣長職務。對此，胡竺冰絲毫沒有退縮，繼續在無為縣財經委員會主任這個崗位上，履行著抗日救亡的神圣職責。

此后，胡竺冰又受聘擔任無為縣抗日干部訓練班教師，他把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和《論新階段》透徹地講授給每個學員。他經常應約為戰時文化服務社刊物《鐵流》寫文章，以針砭時弊、宣傳抗日。

１９４０年春，國民黨反動派一手制造了江北磨擦事件，隨后竟對共產黨、新四軍進行荒謬的攻擊和誣蔑，且以此作為屠殺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的借口。胡竺冰被列入國民黨保八團的抓捕名單之首。他在病中聞訊，愈加痛恨腐朽而瘋狂的反動派，內心憎惡之情無法自抑，病情更加沉重。

同年４月初，在新四軍葉挺軍長、張云逸參謀長的親自過問下，江北游擊縱隊派員突破國民黨保八團的重重封鎖，護送胡竺冰去新四軍軍部就醫。途中，胡竺冰病情惡化，醫治無效，不幸在繁昌大屋家坊與世長辭，終年４７歲。臨終前，他仍然惦念著無為人民的抗日斗爭，又斷斷續續囑咐隨行親屬：“胡家后代都要參加新四軍！”

胡竺冰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戰斗的一生。長期以來，他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患難與共，把全部身心都獻給了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不愧為“黨外的布爾什維克”和“魯迅式的戰士”。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追認他為革命烈士，并將遺骨由江南遷葬于無為縣繡溪烈士陵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