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底,原名胡百昌,又名胡北風、胡馬,1905年3月10日生于安徽縣舒城縣新街鄉松園村一個地主家庭。父親胡緒章,生五男二女,胡底居長。幼年的胡底,思維敏捷,興趣廣泛,好學上進。童年就讀于大伯胡繼章開辦的私塾,1911年入舒城城關植民小學讀書。在植民小學學習期間,胡底不僅讀書用功,成績優異,而且愛好文體活動,彈琴、游泳、體操等一學就會,無不嫻熟。
1913年秋,胡底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設在合肥的安徽省立第二中學。1919年,胡底高中畢業,同年秋考入北京中國大學。在大學期間,胡底一面努力學習文化知識,一面如饑似渴地閱讀《新青年》《每周評論》《向導》《晨報》等進步書刊,使他豐富了思想,開拓了視野,初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從此,他便積極投身于革命活動之中。后經同學吳鹿鳴介紹,在安徽會館與錢壯飛相識。由于他倆性格相近,志趣相投,關系日漸深厚。1923年,胡底大學畢業后,就住在錢壯飛家。他倆相互學習,互相砥礪,在思想上和工作上都有了明顯的進步。
1925年,經張暹中介紹,胡底和錢壯飛一起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后,他更加積極地從事革命活動,寫標語,散傳單,不惜余力地進行黨的宣傳鼓動工作。1926年至1927年,胡底、錢壯飛和徐光華3人合辦了光華電影公司,利用演員職業作掩護,開展黨的地下斗爭。
1927年4月,蔣介石叛變革命。奉系軍閥張作霖也在北京大肆屠殺共產黨人。4月28日,李大釗等20位革命志士遇害。北京城內一片白色恐怖。不久,胡底和錢壯飛的革命活動被敵人發覺,反動當局下令通緝他們。在黨組織的幫助下,胡底和錢壯飛相繼離開北京來到上海。
中共八七會議后,黨中央機關從武漢陸續秘密遷往上海。為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保衛黨中央的安全,黨中央于1927年11月籌建中央特科。1928年4月,為加強對敵人特務機關進攻,及時搜集掌握敵情,中央特科設立情報科(二科),由陳賡擔任科長,開展反間諜活動。胡底和錢壯飛到上海后,一面尋找黨組織,一面找職業掩護。1928年7、8月,他們與黨取得了聯系,并在中共上海法南區委所屬法租界黨支部過組織生活。經周恩來親自挑選決定,胡底與錢壯飛等一起參加了情報科。
為掩護自己的身份,胡底應聘到上海影片公司,任江灣昆侖制片廠演員。他大都演武俠等內容的片子,曾和殷明珠、王引(當時叫王春元)合演過《盤絲洞》,胡底飾唐僧;拍攝過《昆侖大盜》,被人譽為“東方范明克”(范明克是美國武打明星)。他進行的革命活動被敵人發覺,國民黨政府派了大批軍警前往逮捕,他翻越高墻逃走,一度逃到松江及沿海一帶和鹽商住在一起。1929年夏,胡底去杭州建設局(國民黨特務機關),繼續做情報工作。11月,他回到上海,任另一家影片公司的演員,在攝影棚見到當時任中共上海滬中區委宣傳委員的李克農,并介紹錢壯飛與李克農相識。這時,錢壯飛已考取國民黨CC(中統)特務頭子陳立夫的親信徐恩曾主辦的上海無線電訓練班(國民黨特務機關)。因錢壯飛才華出眾,與徐又是同鄉,深得徐的信任。
12月,國民黨政府公布了《共產黨人自首法》和《反省院條例》,企圖利用共產黨內的叛徒作為他們的奸細,潛伏在共產黨內進行秘密活動。陳立夫、徐恩曾積極著手擴大特務組織,徐恩曾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科長,并準備設立一套反共特務機構,徐恩曾要錢壯飛當他的機要秘書。錢壯飛及時把這一情況報告了黨中央,中央特委周恩來指示:“你們把他拿過來!”隨即決定派胡底、錢壯飛、李克農打入國民黨最高特務機關。從此,他們三人在周恩來的親自指揮下,深入龍潭,先后在南京、天津、上海建立起一套以通訊社和廣播新聞社形式為掩護的情報機關,沉著機智地戰斗在這看不見的戰線上。
于是,李克農到上海任上海無線電管理局編輯,胡底先在南京主持“民智通訊社”,然后又到天津創辦“長城通訊社”,并任社長。后來又在南京中央飯店四樓設立“長江通訊社”作為指揮機關,錢壯飛兼社長,胡底任編輯。為保證黨的領導,胡底、李克農、錢壯飛三人組成了一個黨小組,由李克農任組長,中央派陳賡與李克農保持經常聯系。工作中的重大問題,由黨小組作出決定,分頭執行。平時天津、上海有什么情況,胡底、李克農用密電碼打電報給錢壯飛,再由錢壯飛轉陳賡向黨中央匯報。
從此,胡底和李克農、錢壯飛就利用這些機構,掌握了國民黨CC特務機關的活動情況。他們表面上是為陳立夫、徐恩曾搞情報,卻把國民黨特務機關所有的重要情報都“拿”到中國共產黨這邊了。如1930年至1931年間,蔣介石對各紅色根據地進行第一、第二次“圍剿”的時候,胡底和李克農、錢壯飛就曾獲得許多重要軍事情報,并及時向黨中央匯報,又由黨中央轉發到紅色地區,對紅軍粉粹敵人的“圍剿”起到重大的作用。1930年4月,胡底和錢壯飛等為陳立夫、徐恩曾組織一個小組去東北,搞張學良的情報。他們打著國民黨的招牌,用著國民黨的錢,卻圓滿地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給的一些任務。回來以后,他們把報紙上的消息剪剪貼貼,拼湊成4萬多字的東北軍的“重要”情報,交給徐恩曾。徐恩曾看了贊嘆不已:“真了不起!哪來這些好材料!”并給予嘉獎和重用。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特科領導人之一的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供出了共產黨在武漢的黨組織以及在上海黨中央的全部組織。25日,國民黨在武漢的特務機關打電報給徐恩曾轉陳立夫,企圖在三天內將中共中央機關和領導人一網打盡。當時徐恩曾恰好在上海度周末,打給徐恩曾的幾封密碼電報,首先被錢壯飛獲得。在這千鈞一發之際,錢壯飛一面迅速報告黨中央,一面通知天津的胡底。胡底接到錢壯飛“潮病重速返”的電報后,臨危不懼,他在張家朧夫婦的資助下,連夜乘海輪趕到上海,由中央閘北支部負責人把他送到一個白俄人士家里隱蔽。李克農接到情報后,立即通過江蘇省委找到陳賡,并報告了黨中央。黨中央立即采取緊急措施,作了周密的安排,將黨中央、江蘇省委和共產國際派駐機關連夜全部轉移。由于搶在敵人前面,使黨避免了一場大災難。
從1929年底到1931年4月,在一年多的時間里,胡底、錢壯飛、李克農戰斗在敵人心臟,不畏艱險,極其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的這一艱巨而光榮的任務,為中國革命,為保衛黨中央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周恩來對他們給予了高度評價,稱贊他們是早期黨的情報戰錢上的“三杰”。
1931年8月,胡底和李克農、錢壯飛根據中央決定,先后離開上海到江西蘇區。
胡底在蘇區四年中,主要從事文化教育事業和政治保衛工作。他在中央蘇區劇團編演過許多政治內容豐富、形式活潑多樣的話劇、活報劇、雙簧等。聶榮臻元帥回憶說:“當時紅軍知識分子很少,只有一些小型劇社、宣傳隊,都是一些小知識分子在那里搞,他們自己或發動一些干部編一些短小精干的話劇,為部隊演出。那時劇本不像現在那樣詳細,是粗線條的,所以演出的人可以充分發揮。幾位搞保衛工作的,像李克農、錢壯飛、胡底等對文藝工作很積極。特別是胡底,他愛好文藝,很有創作才能……當時演出過的記得有《廬山之雪》《殺上廬山》等等。”胡底還和李伯釗、錢壯飛合寫出《戰斗的夏天》《無論如何要勝利》《為誰犧牲》等話劇。胡底是當時劇本創作最多的一個。他的這些活動,對宣傳黨的政策,揭露國民黨的黑暗,提高紅軍戰士的政治覺悟起了重大作用。
1932年12月,國民黨贛粵閩邊區“剿共”總司令部陸續調集30多個師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部署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第四次大規模“圍剿”。這時,胡底調任紅一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局長,從事紅軍政治保衛工作。
1934年10月,胡底隨中央紅軍離開江西根據地,開始長征。1935年6月,紅一、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8月,紅一、四方面軍組成左、右兩路軍,開始過草地。胡底同中央蘇區劇團隨朱德、張國燾率領的左路軍行動。過草地時,張國燾分裂紅軍,另立中央,企圖分裂黨。胡底堅決反對,并斥責他:“反對中央,是什么東西!我不怕張國燾!”張國燾知道后,以國民黨特務的罪名把他抓了起來,后在草地松崗地區(現屬阿壩藏族自治區)將他與許克堅一起秘密殺害。
胡底是優秀的共產黨員、堅強的革命戰士,是中國共產黨情報工作開拓者之一,是黨的文藝戰線上的急先鋒。他的一生是戰斗的一生,光榮的一生。他為黨為人民做出的光輝業績,將永垂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