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共產主義戰士嵇直

■嵇鈞生

嵇直，原名嵇元茂，號澤全，曾用名欒寶亭，１９０１年２月１８日出生于江蘇鎮江。父親嵇惟高幼年在祖籍揚州杭集束莊靠放牛、割草、做長短工為生，１８６８年左右到鎮江學瓦木匠，后開設營造作坊，落戶鎮江。嵇直幼時在鄉間讀私墪，１９０９年入鎮江第二高等小學。１９１６年到揚州美漢中學讀書。１９１９年響應五四運動，領導同學抵制日貨，爭主權，懲國賊，被學校開除。即回鎮江與一些激進青年舉辦己未星期演講會，揭露時弊，宣傳改革。１９２０年考入蘇州東吳大學，一年后因搞學生運動又被開除。１９２１年回鎮江后，嵇直在乙種商業學校教英文的同時，結合同好創辦了鎮江第一份宣傳新思想的刊物《新鎮江周報》。離開鎮江后，他仍時常關心報紙，并約惲代英、沈澤民等撰稿，還將惲代英、侯紹裘介紹給鎮江的進步青年。

１９２２年２月，嵇直進入上海東南高等師范專科學校，３月由張秋人介紹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進入東南高師不久，嵇直發現學校被利用辦學賺錢而并不關心教學質量的市儈校長把持，便聯合王秋心、黃俊等成立學生自治會，嵇直為會長。經斗爭，他們趕走了校長，請來了于右任。于右任到校后，向陳獨秀和瞿秋白請教辦學方針，他們提了許多建議，并推薦鄧中夏做校務長，又請來一批進步教授。１０月，學校改名為上海大學，成為適應革命潮流的新型大學，是我黨培養革命干部的基地。

１９２２年秋，嵇直奉團中央指示轉入南方大學，任社會主義青年團上海市第四支部書記。他深入工人群眾，開辦了滬西工人補習學校，并根據黨的指示，于１９２４年夏在此基礎上籌組了著名的上海滬西工友俱樂部，嵇直任秘書。這個俱樂部后來成為發動“五卅運動”的前沿陣地。

１９２４年９月，嵇直被黨中央派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１９２５年“五卅慘案”發生后，被黨中央召回上海。７月，通過宣中華和張秋人介紹，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任小沙渡引翔港黨部委宣傳委員和組織委員。他積極參加上海總工會的工作，曾任總務長劉少奇的英文翻譯，協助接待國際援華外國工人代表；還參與籌建“中國濟難會”，和宣中華一起以“中國濟難會”的名義，營救上海總工會被捕人員出獄；援助“五卅慘案”遇難工人家屬；將因罷工而失業的工人送往廣東，參加國民革命軍；還任國民通訊社記者，在《國民日報》“覺悟”欄報道工人運動情況。

１９２６年１０月，中蘇兩黨商定，將海參崴黨校和勞動班名額擴大，從上海和東北派工人中的黨團員前往學習，以培養基層干部。黨中央決定派嵇直去擔任教員，兩年后輪換，但因為１９２７年發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后一直未有人接替。１９２６年冬至１９３０年夏，嵇直在海參崴黨校教書，并主編赤色職工國際太平洋運輸工人秘書處機關報《中國赤色海員周報》。１９２８年，按照共產國際的規定，嵇直轉為蘇聯共產黨黨員。１９３０年秋至１９３２年底，他任伯力遠東共產主義大學中國班教員兼主任吳玉章同志的教學秘書。１９３２年冬，被動員到蘇聯遠東特種紅旗軍工作。

１９３４年，為制止新疆少數反動分子分裂祖國的陰謀，嵇直受第三國際派遣，協助帶領由東北撤退到蘇聯境內的３０００多名抗日義勇軍軍人去新疆。１９３５年初，他化名欒寶亭，再次赴新疆工作，擔任新疆省哈密行政區保安局副局長，曾和分裂分子進行堅決的斗爭，并利用自己身份掩護劉長勝、閻紅彥等由蘇聯回國的同志安全過境。１９３６年，嵇直任新疆邊防督辦公署和省政府交通處處長兼新疆青海電政管理局局長，領導修復舊電臺，建立新電臺，使新疆可以向內地發電報和直通長途電話，改變了那里通訊落后、信息閉塞的狀況。１９３６年“西安事變”時，盛世才指令嵇直給張學良發電報，要張學良把蔣介石送往新疆。嵇直借機延誤發出，使盛世才的陰謀沒能得逞。此時周恩來同志已到了西安，嵇直知道黨的和平解決方針后，私下向一些人宣傳，被特務匯報給盛世才。盛世才便將嵇直軟禁起來，并當著他的面審訊電臺臺長馬萬剛，企圖誘使馬萬剛指認系嵇直指使，但未得逞。因未能抓住更多把柄，盛世才將嵇直“禮送”出境。

１９３８年，嵇直由新疆到莫斯科。適值蘇聯“肅反”擴大化和“清黨”期間，由于受第三國際中國部某些人的誣告，他被開除出蘇共，并停止工作。為澄清問題，嵇直給周恩來同志寫信，請求中共中央證明他的中共黨員身份。周恩來于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９日寫了書面證明，１９４２年由蘇聯駐華使館參贊米克洛希夫斯基帶交給嵇直。周恩來在詳細列舉了一系列的歷史事實后，實事求是地證明：“我所能作負責證明的，即是，在當時（１９２６年）派人去海參崴工作，如非黨員或青年團員，是不可能被派去的，除這個人是華僑而非由黨派去的。”這一證明使嵇直免受進一步迫害，并恢復了工作，但蘇共黨籍并未恢復。蘇共中央監委要嵇直重新申請加入蘇共，被拒絕。盡管他深知，不是蘇共黨員對于他今后不利，但為了維護中國共產黨人的尊嚴，他堅持恢復黨籍的請求，因此成為所在單位唯一的非蘇共黨員。

嵇直于１９３８年再次赴蘇后，先在蘇聯內務部邊防局工作。衛國戰爭爆發后，加入防空部隊，參加了莫斯科保衛戰，并一度在西部戰線與德國法西斯作戰。在全面反攻前，他被調回內務部工作，直至戰爭結束。在蘇聯期間，他獲得“紅星勛章”、“戰功獎章”、“工作優秀獎章”、“戰勝德國法西斯獎章”以及“蘇聯建軍三十周年紀念章”等多枚勛獎章。

１９５０年，嵇直因二十年代在遠東戈爾達考夫地區與日本人的一次遭遇中右腹被刺刀刺傷，又在長期的艱苦斗爭中得了嚴重的胃潰瘍，加之右眼在戰時飽受炮煙傷害幾近失明，更因他在蘇聯同事間議論了蘇軍在解放我國東北時期的一些不妥做法，被作為三等傷殘提前退休。此后直到１９５５年，在等待回國的日子里，嵇直兼任過莫斯科語言學院教授，還被蘇共中央指定參加了《毛澤東選集》俄文版翻譯組，翻譯毛澤東著作。此外，他還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法令選集》、《華俄大字典》、《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成就選》以及《茅盾選集》等書籍俄文版的翻譯、校對工作，為促進中蘇文化交流和相互了解作出了貢獻。

１９５５年夏，經中共中央和蘇共中央的批準，嵇直回到祖國，受到黨中央的熱情關懷。當時，劉少奇、周恩來、李富春、蔡暢、聶榮臻、李立三、陳賡等同志都為他作了證明。黨對他的革命歷史作了公正的結論。他先后擔任公安部辦公廳副主任、北京圖書館副館長、農業部辦公廳副主任和民政部副司長等職。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嵇直成了康生一伙的迫害對象，被誣陷為“走資派”、“蘇修特務”，還被牽連至“李立三叛國集團”專案中。江青在一份材料中嵇直的名字旁批注“要追查此人”。他被隔離并送往秦城監獄長達七年之久。他在獄中堅持斗爭，拒不承認強加給他的“莫須有”罪名，也拒不“揭發”一些領導干部的所謂“罪行”材料。對那些已經犧牲了的革命同志，更是堅決拒絕給他們妄加不實之詞。在審訊中寫下“槍斃不要緊，只要黨性純，冤死老嵇直，莫再害好人”的詩句。為此被認為“頑固不化”，遭受到殘酷的迫害，頭被撞在鐵皮保險柜上，造成了終生的腦震蕩后遺癥。

粉碎“四人幫”后，嵇直得到徹底平反，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他不顧年事已高，重病纏身，仍時時關心國家大事，寫了揭露康生的文章，還為俞秀松、徐瑋、吳先清等同志的革命歷史作證；并關心烈士后代的健康成長，接濟經濟困難的烈士家屬。為了支援國家建設，把一萬元補發工資交為黨費，體現了一位老黨員的愛國愛黨之情。

１９８３年１月３日，嵇直在北京病逝。治喪委員會發布的訃告中評價嵇直說：“他的一生，是為人民服務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實現了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生的誓言。”他去世后，《人民日報》和蘇聯的《遠東問題》雜志都發表了長篇文章悼念這位歷經坎坷、為中國革命和蘇聯革命都作出過貢獻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