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伯陽，１９０７年出生于遼寧旅順鐵山鄉金家屯一個富裕農民家庭。他自幼熱愛勞動，常與農民一起趕車送糞，挑水鋤地，和農民有著較深厚的感情。

１９１７年，金伯陽入小學讀書。他聰明好學，經常讀書到深夜，成績優秀。１９２１年小學畢業后，考入旅順師范學校附屬公學堂。學校設在風景秀麗的日本人集居的新市區。在旅順市區的大街上，經常可以看到日本殖民主義者橫行霸道，任意欺壓中國人的事情。在校內，日本教師打罵中國學生、日本學生欺侮中國學生的現象也屢見不鮮。這些都激發起金伯陽強烈的民族自尊心。當時，學生中打群架成風，金伯陽借機把中國學生組織起來，反抗日本學生對中國學生的欺凌。隨著年齡增長，金伯陽感到，這樣做，只能暫時發泄壓在心中的怒火，最多只能使日本學生欺負中國學生的行為有所收斂。為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必須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

１９２５年３月，金伯陽從旅順師范學校附屬公學堂高等科畢業。他不愿再接受日本帝國主義的奴化教育，聽說大連中華工學會正領導著大連工人和日本人作斗爭，而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大連沙河口工場工學會的人最多，就瞞著家人，考入滿鐵沙河口工場技工養成所，為第十六期見習生。

金伯陽入場后，和先期進場的工人、共青團員王立功住在一起，他們經常促膝談心。金伯陽向王立功盡情傾訴對日本侵略的憤怒和苦悶，對中華民族前途的憂慮。王立功則向他講述抗日救國和中華民族解放的道理，啟發他的階級覺悟。在王立功的幫助下，金伯陽進步很快，不久即加入了大連中華工學會。在全國革命形勢影響下，工學會蓬勃發展，工作十分活躍，辦夜校，搞講演，召開“中日工人懇親會”，聯合日本工人同資本家作斗爭，等等。金伯陽從這些活動中感受到，工人階級只有組織起來才能求得解放，工人只有團結斗爭才會有力量。

金伯陽加入工學會之后，對各項工作都很熱心積極，在工人中很有威信，不久被選為工學會的干事。從此，他更是全身心地投身于革命工作。在積極組織工人入會的同時，他負責刻印工學會小報、印發傳單等，經常干到深夜，第二天照常學習和工作。他還和另一位同志共同負責取發《向導》《新青年》《中國青年》等刊物。為防止敵人的跟蹤，他時而乘車，時而步行，每次都走不同的路線，保證按時把刊物送到工人手中。工人們十分喜愛這個渾身是勁、熱情洋溢、各項工作都走在前頭的小伙子。一有機會，金伯陽就和工人們閑談，給工人讀《工人周刊》和其他革命刊物上的文章，擴大工人的眼界，使他們經常了解全國工人運動的形勢。１９２５年冬，經王立功介紹，金伯陽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從此，他便以一個革命戰士的姿態，站在工人運動的最前列。

１９２６年４月２７日，大連福紡紗廠（全稱滿洲福島紡績株式會社）爆發了１０００余人參加的大罷工。經過一年來斗爭鍛煉的金伯陽，這時已成為負責全市青運工作的王立功的得力助手。他積極擔負起罷工斗爭中的宣傳鼓動工作，揭露廠方欺騙各界人民的虛假宣傳和破壞罷工斗爭的各種花招，宣傳全市工人對福紡紗廠工人罷工的同情和支援，以鼓舞工人的斗志。

６月以后，日本殖民當局看到福紡紗廠的罷工斗爭已不僅僅是經濟斗爭，而是“反帝色彩甚濃”的政治斗爭，因此采取了全面鎮壓的手段。６月下旬，剛剛出獄的罷工主要領導者又一次被逮捕，接著又逮捕了一批罷工骨干分子。這時，金伯陽和王立功等輪流到罷工指揮部值班，了解情況，掌握工人情緒，堅持指導罷工斗爭。在斗爭的關鍵時刻，工學會為給工人撐腰，在紗廠北門外的大場院召開３０００多人參加的聲援大會。會后，舉行了游行示威。這次大會，不僅堅定了紗廠工人罷工斗爭的決心和信心，也增強了全市工人的斗志，使日本殖民當局十分驚恐。第二天，警察署以“脅迫嫌疑罪”、“業務妨害罪”等莫須有罪名，逮捕了傅景陽等１９人。６月２６日，又以參加紗廠罷工為由，逮捕了７人。鎮壓嚇不倒革命者，罷工斗爭仍在繼續著。金伯陽刻印散發了《福紡紗廠罷工工人致大連全體工友書》《福紡罷工工友泣告周水子農村父老書》，還印發了各工廠工人《致福紡罷工工友書》。這些宣傳品，既向全市人民揭露了日本殖民當局兇惡地鎮壓罷工工人的真相，又鼓舞了罷工工人堅持斗爭到底的決心。這時，日本殖民當局更加瘋狂地四處搜捕、抓人，大連市區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為躲避敵人的追捕，金伯陽暫時回到家鄉。哪知道，金伯陽剛回到旅順金家村，敵人就跟蹤而來。當天，正值屯長家娶孫媳婦，來客很多，金伯陽父兄也在幫忙。聽說有人捉金伯陽，金伯陽的父親一驚，立即返回家中，見金伯陽正坐在炕上和母親親熱地說著話，便焦急地告訴金伯陽有人來抓他的消息。金伯陽母親一聽，急得邊哭邊給金伯陽找藏身的地方。金伯陽卻十分沉著地安慰著父母，順手換上父親的衣服，戴上草帽，拐上糞筐，提著糞叉子，離開了家門。幾分鐘后，日本警察沖入金伯陽家中，從屋里的箱子柜到屋外的馬棚、廁所、草垛等都翻個遍，也沒找到人，只好怏怏而去。

金伯陽離開家，先在韭菜房呆了兩天，又到柏嵐子一個親戚的果園中隱藏了兩三個月。但敵人仍沒放松對他的追蹤，金伯陽遂離開家鄉和親人，北上找黨。

１９２６年末，金伯陽順利地和中共北滿地委接上關系，先被安排在哈爾濱鐵路機務段，以做工為掩護，開展工人運動。在他逐步熟悉了工作環境之后，北滿地委又安排他擔任交通員，負責取送、傳遞黨內的秘密文件和接待過往于哈爾濱的黨內同志。金伯陽以他那素有的熱情、大膽和細心，投入到新的戰斗中，機智、謹慎、出色地完成了各項任務。在北滿地委的領導下，哈爾濱人民反帝反軍閥斗爭蓬勃發展，引起了反動當局的嚴密注意。１９２７年３月末，道里警察署一名偵探混入黨內，將北滿地委組織狀況和活動情況全部報告給警察署。４月１７日，北滿地委遭到嚴重破壞。金伯陽和地委負責人等１０人被捕。金伯陽身為交通員，了解情況多，敵人多方威脅引誘他，甚至常常半夜突然提審，都枉費心機，一無所獲。無奈，只好將他交給吉林高等審判廳。１９２７年８月２９日，吉林高等審判廳以“擾亂社會治安”的罪名，判處金伯陽“管束三年”，押送吉林第三監獄服刑。１９２８年末，張學良易幟后實行“大赦”，金伯陽獲釋出獄。

出獄后，金伯陽急切地尋找黨組織，于１９２９年春在奉天（今沈陽）與組織接上了關系。這是金陽政治生活的重大轉折。組織上了解這位堅強的革命戰士的心愿，不久，批準他由共青團員轉為共產黨員，并留在省委機關做機要文書兼交通員。金伯陽轉入共產黨后，對自己要求更加嚴格，工作也更加努力。他時而奔走于哈爾濱、北滿一帶，時而在機關做刻蠟版、印刷、抄寫各種文件的具體工作。不管工作多忙，他都堅持經常到工人中開展宣傳鼓動工作。

１９３０年初，與金伯陽并肩戰斗的戰友王立功，因肺病加重，住在奉天小河沿盛京施醫院治療。金伯陽前去探望，互相傾訴別后之情。王立功為自己同鄉戰友的迅速成長而十分欣慰，緊緊握著金伯陽的手說：“小伙子，幾年來的斗爭考驗，把你鍛煉得更堅強了。”王立功看著小同鄉樂觀、剛毅的臉，語重心長地囑咐他：“要好好努力，做一個堅定的革命戰士！”金伯陽則用堅定地語氣回答：“我不怕敵人的任何瘋狂迫害，一定把革命進行到底！”金伯陽以實際行動，實現了自己的諾言。

１９３１年２月，金伯陽當選為中共滿洲省委候補委員，仍從事工運工作。九一八事變前夕，奉天形勢極為緊張，市民驚慌不安。日本帝國主義制造種種事端，為其先吞并東北、后占領全中國作輿論準備。面對這一形勢，金伯陽深入到北市場一帶工人集居區，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制造的萬寶山事件、中村大尉事件等侵略陰謀，組織黨團員和愛國青年貼標語、撒傳單，利用東關廟人多的機會，進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宣傳，鼓勵大家團結起來斗爭，不當亡國奴。同時，組織日本工廠里的中國工人開展怠工、罷工斗爭。他還親自領導了啟東煙草公司的罷工斗爭，并取得了斗爭勝利。這些宣傳和斗爭對于安定人心，鼓舞民族士氣，擴大中國共產黨的影響，起到了積極作用。

在極端困難和艱苦的歲月里，金伯陽日夜奔波在斗爭的第一線，革命銳氣始終不減。一天，金伯陽冒雨急匆匆地趕路，傳遞一份重要情報。由于既沒穿雨衣，也沒打雨傘，途中引起特務懷疑，把他叫到一家糕點鋪里審問、搜查。金伯陽一面沉著回答敵人的問話，一面按敵人的要求把兜里東西掏出放在柜臺上。這時，他乘特務不備，利用脫襪子的機會使勁甩了特務一臉泥水，特務氣得罵了一頓走開了。金伯陽就是這樣，善于應付各種環境，巧妙地完成革命任務。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中共滿洲省委遭到敵人破壞。新省委緊接著于１２月組成，金伯陽任省委常委。１９３２年１月，由于環境惡劣，活動困難，中共滿洲省委從奉天遷到哈爾濱。哈爾濱的三十六棚鐵路總工廠、老巴奪煙廠和許多工人居住區，都留下了金伯陽的戰斗足跡。

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６日，金伯陽以滿洲省委巡視員的身份到大連檢查工作，之后向省委寫了《伯陽通訊第三號》，報告了中共大連特支的工作情況。這是金伯陽最后一次回到自己生長的故鄉。他看到美麗富饒的家鄉被日本侵略者踐踏，父老兄弟遭敵人蹂躪，心中無限憤慨，更感到自己肩上擔子的分量。此后，他即奉命奔赴南滿領導游擊戰爭，用武裝的手段狠狠打擊日本侵略者。

１９３３年６月，金伯陽作為省委巡視員到磐石中心縣委和南滿游擊隊巡視工作。他積極熱情，團結當地同志，把工作搞得生氣勃勃。在戰斗中，他身先士卒，深受戰士愛戴。１９３３年９月１８日，南滿游擊隊擴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獨立師。金伯陽仍以省委巡視員身份活動在獨立師及其游擊根據地。日本侵略者對這一支武裝隊伍十分懼怕，調集１．２萬多名日偽軍，對磐石游擊根據地大舉“圍剿”。１１月１５日，游擊隊行軍路經金川界漢龍灣地區，遭到漢奸邵本良部的突然襲擊。金伯陽為掩護主力部隊撤退，壯烈犧牲，年僅２６歲。

人生難得幾十年，豈為衣食名利權？

惟有丹心共日月，甘將熱血灑江山。

這是金伯陽生前書寫的一首充滿革命豪情的詩篇。為了中華民族的解放，金伯陽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他的一生雖然短暫，但他的英名，卻與我們偉大祖國的振興和中華民族的復興長久地聯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