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仕安，又名書安，１９０７年１２月生于福建省建寧縣溪口鎮巧洋村的一戶貧農家庭。父孔接生，母孔朱氏，兄孔小介，務農為業。孔仕安７歲時，母親病故，父子三人相依為命，艱難度日。孔接生縮衣節食送孔仕安讀書。

孔仕安１０歲上學讀私塾。報名時，老師說：“先讀書，后出仕，你的學名改書安為好。”孔仕安深知家里經濟困難，供他讀書不易，因而學習勤奮，成績優異。

１９２０年，孔接生久勞成疾，重病臥床。孔仕安為生活所迫，停學回家參加生產勞動，協助兄長賺錢醫治父病。孔接生病愈后，見１７歲的孔仕安面黃體瘦，不宜重體力勞動，便送他到渠村街裁縫店學做裁縫。

孔仕安為人誠實，拜師后虛心學藝。他手腳勤快，還每天幫助師母做家務。有次掃地時撿到一塊銀元，他立即交還師母，更博得師父、師母的疼愛。師傅毫不保留地把技術傳授給他。

三年滿師后，孔仕安為謝師恩，在師傅店里又做幫工兩年，２２歲才獨自從業，走村上戶做裁縫。

１９３１年４月，中央紅軍為了粉碎國民黨軍隊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二次“圍剿”，毛澤東、朱德率領紅一方面軍于５月２９日攻占建寧縣城，取得了五戰五捷的勝利，粉碎了國民黨蔣介石的第二次“圍剿”。

在建寧縣城的戰斗中，紅軍殲敵劉和鼎師３個團，俘敵３０００余人，繳槍２０００余支，并繳獲大量的銀元、西藥、被服、布匹等物資。

６月１０日，毛澤東在建寧縣溪口駐地召開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第八次會議，會議決定成立后勤工作機構——經理處。

經理處在建寧縣城開設服裝廠。服裝廠為趕制紅軍服裝，廣招裁縫工人。孔仕安在渠村做裁縫時聽到這一消息，立即趕至縣城，報名參加紅軍服裝廠，被分配在裁剪班任裁衣師傅。

天氣越來越炎熱，而廣大紅軍指戰員還穿著破爛的冬服。由于服裝廠工人少，又是手工操作，天天加班加點還是完不成任務。孔仕安看到紅軍戰士穿著破衣爛衫，工廠里又堆著大批布匹，心里非常難過。

服裝廠為了趕在第三次反“圍剿”前解決紅軍穿衣困難，又招收了大批縫衣女工。做工解決了，裁工又跟不上。孔仕安非常著急，想方設法革新裁剪法。他將三重布疊好剪裁，提高了工效，解決了裁與縫的工序矛盾，得到駐廠紅軍干部的表揚。

服裝廠成立工會時，孔仕安被工人選為工會生產委員。此后，他經常參加工廠會議和學習活動，提高了革命覺悟，更加忘我工作。他每天除完成自己的生產指標外，還將工廠的生產管理得有條不紊。由于孔仕安工作成績突出，家庭出身好，駐廠的紅軍干部介紹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７月初，蔣介石不甘心第二次“圍剿”的失敗，又調集３０萬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三次“圍剿”。７月１１日，毛澤東、朱德率領紅軍主力部隊撤離建寧，千里回師贛南。孔仕安聞訊后請求參加紅軍，隨部隊出征。紅軍領導對他說：“紅軍是暫時撤離，不久就會回來。黨決定你留下，去渠村開裁縫店作掩護，做黨的秘密聯絡工作。黨組織會派人來與你聯系。”

渠村是閩贛邊境集鎮，逢２、７日為圩日，是建寧縣通往江西省的主要通道，來往商賈很多。孔仕安服從黨的安排，次日便從縣城趕回渠村開設“裁縫店”。

紅軍主力撤離建寧后，國民黨新編第四旅周志群部占領了建寧縣。他們大肆屠殺蘇區的干部和革命群眾。土豪劣紳帶領保安團、大刀會下鄉“清剿”，對革命群眾進行瘋狂的鎮壓，白色恐怖籠罩著建寧蘇區的山山水水，建寧人民面臨著嚴峻的考驗。

孔仕安懷著紅軍一定會回來、革命一定會勝利的堅定信念，機警地利用裁縫手藝主動招攬國民黨軍官兵和土豪劣紳的生意，進行偵探敵情工作。一天，他探實駐渠村姜家屋據點的保安中隊開拔去縣城，只留下２０多人防守據點的情況，便立即趕夜路２０余里，將情報送給在閩贛邊界活動的南（豐）廣（昌）建（寧）獨立團游擊隊長劉景盛。劉景盛帶領５０多名游擊隊員，出其不意地襲擊了保安中隊姜家屋據點，俘虜白軍２０多人，繳獲槍１５支、子彈２０００余發、手榴彈５０余枚，狠狠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人們奔走相告：“紅軍又回來了！”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８日，周恩來、朱德率紅軍一方面軍，一舉擊潰駐建寧縣的敵周志群部，再次占領了建寧縣。

這期間，建寧縣城又成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紅一方面軍總司令部、總政治部的駐地，并成立了建寧縣蘇維埃政府。１９３３年１月在建寧縣城成立了中共建寧縣中心縣委（轄建寧、黎川、泰寧三縣）。９月，中共閩贛省委、省蘇維埃政府、省軍區從黎川縣遷駐建寧縣城。建寧縣成為中央蘇區的政治、軍事、經濟的戰略重地。

建寧縣在成立縣蘇維埃政府的同時，全縣成立了１０個區蘇維埃政府。孔仕安被調任枧頭區蘇維埃政府工會主席。孔仕安在職期間成立了各業基層工會、工人夜校，發動手工業工人、店員學習政治、文化，開展文體活動，組織工人宣傳隊到各鄉村巡回演出文明戲和張貼標語，唱紅軍歌謠，激發群眾打土豪分田地、籌糧籌款支援紅軍的熱情。與此同時，他還召集工商業老板開會，宣傳貫徹實行蘇維埃政府制定的工人八小時工作制，改善工人的工作條件，提高工人的工資，保護童工等政策，使枧頭區的工運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得到縣工會的通報表揚。１９３３年初，全縣開展蘇維埃選舉運動，孔仕安被巧洋區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擔任巧洋區蘇維埃政府主席（枧頭區政府遷巧洋村，改名巧洋區蘇維埃政府）。

這時，蔣介石又調集３０多個師的兵力，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第四次“圍剿”。第四次反“圍剿”的主要戰場在江西省的南豐、廣昌、南城、宜黃、樂安等縣。巧洋區與南豐、廣昌毗鄰，支前任務十分繁重。黃獅渡戰斗，建寧縣出征擔架隊、運輸隊２０００余人，其中巧洋區派出４００余人。

區蘇維埃政府事多人少，孔仕安便將區干部分為兩路：一路區干部抓戰備和支前工作，廣泛動員青少年參加游擊隊、少先隊，動員中壯年參加赤衛隊，做政治思想、文化教育、軍事訓練和治安防患等工作。當時擴紅任務很重，經常將成排、成連、成營的游擊隊、少先隊編入紅軍和少共國際師，開拔前線打仗。游擊隊、少先隊被調走一批，必須及時擴充一批，保持營的建制。巧洋區管轄的枧頭、楊林、大南等鄉，均被評為縣擴紅模范鄉；另一路區干部抓發展農業生產，動員農民擴大耕地、消滅荒田，增收糧食、蔬菜，確保軍需民食。充分發揮農會、婦救會、共青團等群眾團體的作用，組織勞力互助組，耕牛調劑社，實行互助合作，搶耕搶種，首先耕好紅軍公田（公糧田），同時做好擁軍撫優工作，組織代耕組，先耕先種軍烈屬的田。

１９３３年６月，縣蘇維埃貫徹蘇區中央局《關于查田運動的決議》和蘇維埃中央政府《關于查田運動的訓令》，巧洋區成立區、鄉兩級查田委員會，以鄉為單位開展查田工作。在查田運動中，孔仕安深入楊林鄉抓點，根據“原耕不動”、“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平均分配”的原則進行分田，使每個農民都平均分到土地，克服了“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錯誤。在分田工作的同時，孔仕安發動群眾開展反對不法地主、富農隱瞞土地、財產的斗爭，查出兩戶地主、十余戶富農隱瞞田地２００多擔，清查沒收土豪浮財１００余元，向富農籌款３００余元。在楊林鄉查田工作的推動下，全區執行了正確的查田政策，超期完成了縣蘇下達籌款８０００元的任務。

同年９月，孔仕安被選為縣蘇維埃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代表，并出席了大會。這次大會選舉孔仕安任建寧縣蘇維埃政府主席和閩贛省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代表。

為了貫徹中央蘇區北部十一縣經濟建設會議上毛澤東提出的“革命戰爭激烈的發展，要動員群眾立即開展經濟戰線上的運動”的指示精神，開展蘇區經濟運動，在孔仕安的領導下，建寧縣蘇維埃政府設立了經濟工作機構糧食調劑處、對外貿易局；各區鄉成立了糧食合作社、消費合作社；并向蘇區銀行貸款，開辦了被服廠、造木船廠、毛邊線廠、煙絲廠、釀酒廠、薯粉加工廠、藥材廠、硝鹽廠、印刷廠、軍械修理廠等公有制工廠，組織了各種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提倡貿易自由，活躍市場經濟，鼓勵蘇區商界與白區的商賈進行貿易，沖破國民黨地方當局對建寧蘇區的經濟封鎖，使全縣各圩（集）市場繁榮，購銷兩旺，促進了工農業生產的大發展。１９３３年建寧縣工業生產增長了５０％，農業生產獲得好收成，糧食產量比上年度增長２０％。

１９３３年冬，第五次反“圍剿”開始了。建寧縣是紅一方面軍總司令部、總政治部駐地，作戰指揮中心，紅軍千軍萬馬川流不息。因此，支前工作十分繁重，特別是糧食、柴草、民工三大項，部隊隨到隨要，軍令如山。孔仕安為了保障供給，不誤軍需，布置各區、鄉大量預購糧食、柴草。預購的谷子由農民加工成糙米，委托糧食合作社就地保管；預購的柴草鋸斷劈好，垛堆在交通要道兩旁。紅軍軍需人員一到，就通知當地的赤衛軍按時按量突擊運送。隨軍出征的民工，均按赤衛軍的連、排調遣。孔仕安把全縣的支前工作做得忙而不亂，保證了供給，及時完成了上級下達的各項任務。

１２月，閩贛省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建寧縣城的文廟召開。孔仕安參加了大會，并當選為出席中華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代表。

１９３４年１月，中華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在江西省瑞金縣召開，孔仕安參加閩贛省代表團出席了大會，并當選為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委員。

建寧縣是國民黨軍隊第五次“圍剿”的主攻目標之一，敵軍兵分兩路進攻建寧：北路軍約１６個師從黎川方向攻進建寧，東路約６個師從泰寧方向攻進建寧。他們采取以守為攻、步步為營、穩打穩扎和碉堡推進、層層鞏固、節節進逼的堡壘戰術向建寧進攻。

由于王明的“左”傾路線全盤否定毛澤東的運動戰、游擊戰之正確的戰略戰術，錯誤地推行“御敵于國門之外”作戰指導思想，采取“以碉堡對碉堡”和“短促實擊”的戰術，打陣地戰、防御戰，造成紅軍處處防守，節節敗退。

２月初，孔仕安從瑞金返回建寧縣時，敵北路軍已攻破紅軍保衛建寧縣的第一道防線邱家隘（建寧縣轄區），并向第二道防線將軍殿推進；敵東路軍已占領沙縣，向建寧縣毗鄰的泰寧縣推進；３月１９日泰寧縣城失守，４月２８日廣昌縣城失守，建寧縣東西北三面受敵，危在旦夕。

這期間，建寧縣的反動保安團、大刀會也到處襲擊鄉村蘇維埃政府，殺害蘇區干部。土豪劣紳大肆造謠破壞，進行反攻倒算。孔仕安一面指揮縣獨立營剿滅反動武裝，保衛區鄉紅色政權，指派縣蘇干部下鄉配合區鄉干部發動群眾，打擊土豪劣紳的破壞活動；一面發動縣城工人赤衛軍、少先隊、婦救會組織擔架隊、運輸隊、慰問隊分別奔赴前線各戰場，支援紅軍作戰和救護、慰問紅軍傷員。

３月下旬，孔仕安帶領慰問隊到將軍殿慰問紅軍。紅軍三十一師政委方志純對孔仕安說：“將軍殿守備部隊有３個師，嚴重缺乏糧食，指戰員一天只能吃半斤米飯。”孔仕安聽后，立即分派慰問隊員配合安寅蘇區干部下村上戶發動群眾，加工大米２萬余斤供給紅軍。方志純十分感動地說：“這么好的蘇區，這么好的群眾，眼看著又要遭白匪軍的殘害。唉！這個仗沒法打呀，碉堡對碉堡，死守陣地，等于躺著挨打、挨炸！”孔仕安也有同感地說：“唉！地方也難，近幾個月都是幾個師的部隊扎在建寧，供給有困難，僅修建碉堡的民工就應付不了。”

方志純對錯誤戰術的不滿情緒，遭到“左”傾機會主義者的打擊，被調離紅軍前往建寧縣均口區工作。孔仕安也受株連，后被調往閩贛省軍區彭湃城防司令部任組織干事。

１９３４年５月１６日，建寧縣城被敵軍占領。１０月，彭湃城防司令部撤銷。孔仕安被留在彭湃縣蘇維埃做一般工作。盡管如此，孔仕安還是一心向黨，向著紅軍，積極工作，勇敢參加戰斗。

１２月，敵第五十二師對彭湃縣進行“清剿”，孔仕安在保衛彭湃縣的戰斗中英勇作戰，身中數彈，壯烈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