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虎，１８５４年出生在浙江省蕭山縣衙前西曹村一個貧苦農家。幼年喪父，與弟弟成蛟隨母討飯為生，在患難中成長。他的青壯年時期，正是清朝政府腐敗不堪，中國日益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年代，人民遭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災難深重。在地主官紳苛捐雜稅和重租高利的盤剝下，李成虎一家與周圍窮苦農民一樣，終日辛勞卻度日維艱。因此，他一經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和先進分子的宣傳啟發，即從自己幾十年的苦難經歷中深切認識到，窮人的出路就是要大伙團結起來，“揭竿而起，挺身而斗”。
１９２１年９月，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一次有組織有綱領的農民運動在浙江蕭山衙前爆發，當地農民建立農民協會，發布《宣言》和《章程》，開展抗租減租斗爭。在短短一兩個月的時間里，蕭山、紹興和上虞三縣的８２個村莊相繼成立農民協會，１０多萬貧苦農民投入了這場聲勢浩大的反抗封建地主階級的斗爭。衙前農民運動開始掀起的農民斗爭浪潮，顯示了中國農民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潛在的偉大的革命力量。
衙前是浙東蕭（山）紹（興）平原上的一個農村小集鎮，距省城杭州６０余里，周圍河港交叉，阡陌縱橫，是個地肥水美的魚米之鄉。然而，在軍閥政府的黑暗統治下，農民們遭受苛捐雜稅的掠奪和地主豪紳的重租盤剝，又加旱澇災害，生活極其困苦。衙前附近的南沙一帶，因錢塘江改道，土地連年坍塌，可耕之地日漸減少，失去生計的農民們被迫賣兒鬻女，背井離鄉。在衙前農民運動發生的那年，僅蕭山仁字號一帶地方，因歉收斷糧，餓死竟達百余人。在饑寒交迫中掙扎的農民們悲嘆著：“吃也精光，穿也精光，哪有東西交點王（點王即田主）。”他們日夜渴望找到一條活命之路。
１９２０年８月，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成立，蕭山衙前人沈定一成為中共早期黨員。上海黨的發起組在積極開展工人運動的同時，還重視開展農民運動。
為了開展農民運動，１９２１年４月，沈定一從上海回到衙前，創辦衙前農村小學，邀請浙江第一師范學校的進步師生劉大白、宣中華、徐白民、唐公憲和楊之華等到衙前任教。他們一面教書，一面經常深入群眾訪貧問苦，宣傳革命道理，同農民建立了密切聯系。
這年初夏，李成虎等農民因上年被安昌油坊老板賒購去的油菜籽一直拿不到錢，而托沈定一出面幫助催討。李成虎為此常與沈定一會面交談，傾訴農民的苦難。由于油坊老板無錢歸還，使急需用錢買肥料的農民們陷入窘境。沈定一拿出錢分給他們，并趁機啟發解釋道：“這筆錢本來不是我的，這是你們種我底田的還來的租，就是你們農人自己底血汗，現在只好算農人幫助農人，不好算我幫助你們。”其他人拿著錢都高興地走了，惟獨李成虎捧著這些錢失聲痛哭，哽咽地說：“我看得這注錢心痛啊！”他的眼淚滴在錢上，心中深深痛惜著自己的血汗錢不得回到自己手中，嘆息多年來的勞動血汗大多落入地主手中。
沈定一用通俗的話語鼓勵農民說：“一根麻稈容易折斷，一捆麻稈就折不斷。”思想受到啟發的李成虎從自身經歷中體會到，只有團結起來向地主田主展開斗爭，才能改變困苦的生活。他一掃過去消沉的情緒，成為村里覺悟最早的農民之一。他不顧６０多歲的高齡，走村串戶，和農家兄弟促膝交談，他說：田是我們一鋤頭一鋤頭開墾出來的，糧是我們的汗水澆灌出來的，“我們種田人之所以苦，就苦在各顧自己，地主來逼租就沒有辦法了。三先生（指沈定一）說大伙要團結起來，我看這是條出路”。
李成虎被沈定一和教員們“世界是勞動者的世界”、“你們應爭回被奪的權利”等演說內容深深吸引，積極追隨他們，成為每次演講的召集人和忠實聽眾。每次演講前，他一邊上街鳴鑼通告，一邊四處招呼農友們：“今天有三先生的演說，我是聽過他幾次演說的，他的話是句句不錯，大家都該去聽聽。”演講開始后，他坐在臺下傾聽著，“目灼灼地一聲也不響，有時立起身來，用嚴肅的態度維持聽眾秩序”。在他的召集下，各處趕來聽演講的農民從最初的百十來人猛增至數千人。在山北土地廟前的一次演講，附近二三十個村的農民都趕來聆聽，演說內容很快傳遍了蕭紹一帶村落。
這年５月，正值青黃不接之時，地主和米商趁機將每石米價從１０元哄抬到１３元，斷炊的農民們感到只能團結起來保衛自身利益。李成虎在沈定一等人支持下，挺身而出。他在聚集起來的農民群眾面前，“嘩啦”一聲，解下系在身上的大圍身，縛在扁擔上當作旗幟，帶領憤怒的群眾進發坎山鎮，在搗毀了沈定一妻弟開設的“周和記”米店后，又精神抖擻地舉著這面旗幟，率隊翻過莫家嶺，經長巷，到瓜瀝，沿途饑民紛紛追隨，也把圍身縛在扁擔、竹杠上當旗幟，呼呼啦啦，隊伍越來越大，聲勢越來越壯，連續打掉了那一帶哄抬糧價的米店，迫使米商恢復原價。
６、７月間，連日暴雨使洪水淹沒了稻田，要保住莊稼，就必須迅速排水入河，但河中用于養魚護欄的竹箔阻擋了水流，大田一片汪洋。心急如焚的農民們要求拔去竹箔排水保莊稼，卻遭到占據河流養魚的地主豪紳的竭力阻攔。他們與官府勾結，只顧自己利益，不管農民死活的態度，激怒了李成虎。他率受災農民向紹興縣知事嚴詞責問：“吃魚要緊，吃飯要緊？”知事無言以對。在群眾的壓力下，竹箔被迫拔去，河水終于暢流。
西小江是流經蕭、紹兩縣的界河，河闊水深，盛產魚蝦，但這里的養魚權卻長期被紹興縣的官紳把持。衙前農民決心奪回公河養魚權。一天，李成虎等獲知紹興縣知事到西小江察看魚塘，即率鄉親們分水陸兩路趕到現場，團團圍住了縣知事要討個公道。縣知事被迫來到沈定一家中，農民們面對面同他展開說理斗爭：“既是公河，為啥不準蕭山農民養魚、捕魚？”理屈詞窮的縣知事不得不寫下筆據，允許蕭山農民在西小江養魚捕撈。
這些保衛自身權益的斗爭連續取得勝利，使廣大貧苦農民看到了團結戰斗的力量，鼓舞了斗爭的勇氣和信心。李成虎也成了善于組織斗爭的“虎將”，受到大家的擁護，團結在他周圍的農民們接受了沈定一的建議，開始秘密串聯、醞釀組織農民協會。
李成虎是辦農民協會最堅決的人。他一遍遍地鼓動農友們說：“好，要大家好；有，要大家有。要少交租、有飯吃，就要辦農民協會。”成立農民協會要有敢擔風險的領頭人，他自告奮勇地說：“頭，我來做！我老了，不要緊的！”有膽小怕事的人問道：“這樣搞起來會不會闖禍？”他堅決地回答：“不要怕，有禍水我擔著！”
經過近半年的串聯發動，衙前農民協會終于在１９２１年９月２７日宣告成立。在衙前東岳廟召開的農民大會上，發布了《衙前農民協會宣言》和《衙前農民協會章程》，明確宣布“本會與田主地主立于對抗地位”，提出了“土地應該歸農民使用”、“土地該歸農民所組織的團體保管分配”的主張。大會民主選舉了李成虎為首的六位農協委員，他還被委員們選為議事員。在大會上，李成虎痛訴了農民的苦難，激昂地強調了擺脫苦難的辦法就是成立農民協會，大家團結起來同地主豪紳展開斗爭，“只要大家心肝齊，怕什么？我們這么多農民，如果官府來抓人，大家都去，監牢里關不下這么多人的”。
農民協會成立后，李成虎等人即領導農民開展抗租減租斗爭。農民協會根據《章程》規定，作出了“三折還租”（即按原定租額三折交納）和根據年成好壞交租的決議；統一了交租使用的升、斗，改大斗為公斗（每斗１５市斤）量租；取消地主下鄉收租時另加的“東腳費”；反對交預租。
這些減租規定，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農民負擔，維護了他們向往已久的利益，蕭紹一帶廣大農民歡欣鼓舞，奔走相告，他們有的步行，有的搖船，從四面八方聚集衙前索取《宣言》和《章程》，并邀請沈定一前往演講，一時間，往來船只竟阻塞了河港。他們興奮地說：“這張紙可是個寶貝，年底地主來收租，拿出來一照，減租是農會規定的，地主就沒有二話可說了。”初次印刷的幾千份《章程》很快散發完，每天仍有幾百人涌到衙前索討。面對爭相索要《章程》的熱烈場面，李成虎一面熱情接待，一面開導說：“你們要《章程》，《章程》已經去印了，我們印好就分送給你們；他們要會見三先生，以為這件事是三先生發起的，其實這件事正是我們身上的事，并不是三先生一人底事，你們只要一村村自去團結，團結好了再說話，用不著發哄！”
衙前農民協會的影響迅速波及周圍三四百里，蕭紹一帶村莊都轟轟烈烈地仿照衙前，籌建農會，開展減租斗爭。稻谷登場后，地主上門收租，佃戶就要求“先議定租水，再交租”，如果不合農會“三折還租”等規定就拒交。地主們卻千方百計抵制減租規定，他們經過密謀，一次糾集了８０多條收租船，分頭向佃戶逼租，威脅佃戶“你們租勿交，門板也要拆”。農民協會聞訊即鳴鑼聚集近千名農民，高呼抗租口號，向收租船投擲泥塊石塊，迫使地主空船而回。前梅村大地主周仁壽仗著有權有勢，帶領一幫人馬到清塢村收租，因肆意辱罵并捆綁佃戶，被數百名怒不可遏的農民圍追痛打。各地農民協會還聯合組織農民游行示威，向蕭山、紹興兩縣公署“跪香請愿”，要求當局“體察民情，下令減租”。
以衙前為中心的蕭紹地區農民運動風起云涌，反動當局和地主豪紳驚恐萬狀，他們加緊勾結，策劃鎮壓。挨打的地主周仁壽向軍閥政府起訴，紹興地主豪紳陶仲安、陳慶鈞等１２人聯名具呈紹興縣署和紹屬戒嚴司令盛開第，誣蔑農民運動是“以共產主義煽惑愚眾”、“表面不過抗租，內容不可思議”，請求“嚴懲禍首”。軍閥政府控制的報刊大肆登載歪曲、污蔑農民抗租減租斗爭的報道和文章，制造反動輿論，叫嚷“如此頑佃，安可不繩之以法而儆效尤耶！”
１２月１８日，正當各村農民協會代表匯集衙前東岳廟召開聯合會時，軍閥政府從紹興派出的１００多名武裝官兵突然包圍了會場，打傷三人，抓走農民協會委員單夏蘭、陳晉生等三人，釘鐐投入紹興監獄，還搜走各村農民協會委員名冊。事發后，浙江省長沈金鑒即以軍政兩長的名義，命令省警察廳派６０余名保安隊員過江彈壓，并委派王嘉曾為此案的“承辦委員”，“馳往徹查復奪”，蕭、紹兩縣知事余大鈞、莊綸儀也緊鑼密鼓地配合。他們一面張貼布告，強行解散農民協會；一面四處偵查追捕被列入拘捕名單的５００余名各村農民協會領導人。他們認為，蕭紹地區掀起的農民運動，源出于蕭山衙前村，“而衙前之李成虎等人，是鼓動最烈，為該會最有力之人”，即布重兵于衙前，搜捕最關重要的農民協會領導人。
在這樣險惡的形勢下，李成虎不顧個人安危，繼續為農民協會的事奔波。他的妻兒擔心地勸說：“別人進農民協會，依舊得閑做工，獨有你把身子都送給協會了嗎？怎么你整天介連飯都忙得沒工夫吃。現在事體敗了，你還是避避開吧！”李成虎堅定地回答：“你們懂什么？這正是我該做的。大不了，頭落地就完了，怕什么！”他鼓勵大家不向反動當局的鎮壓屈服，仍然組織了有一兩千人參加的抗租抗捐示威，頑強地堅持斗爭。
１２月２７日下午，正在田里上麥泥的李成虎被誘騙回家，幾個蕭山縣密警跟他說：“莊知事請你去一趟。”李成虎明白反動當局下了最后的毒手，便輕蔑地說：“去便去，有什么。”隨手把鐵耙一放，鞋襪一穿，圍身一系，氈帽一戴，煙管一提，昂首挺胸出了門。
蕭山縣知事莊綸儀一聽李成虎已經捕到，就迫不及待地開堂審訊，企圖從李成虎身上打開缺口，一舉撲滅農民運動。拷著手銬的李成虎站在大堂上慷慨回答：“我是衙前農民協會底議事員，我是主張組織農民協會的，我是還三折租的提議者，怎么（樣）？”
莊綸儀的妄想破滅，氣急敗壞地拍著驚堂木連聲大吼：“好，好！好一個農民協會的議事員，我賞你兩副腳鐐！來！釘了鐐，收監去，……哼！本縣送你到省，還要你的性命！哼！”
李成虎大聲說：“要殺就殺我，不用多啰嗦，窮人總有一天會出山的……”
李成虎當即被釘上腳鐐投入牢獄，在敵人嚴刑審訊和殘酷折磨下，他始終凜然無畏。
１９２２年１月２４日，李成虎的兒子到監獄探望，見父親緊閉雙眼，躺倒在冰冷刺骨的牢地上，已被摧殘得不能動彈。許久，李成虎掙扎著張開眼睛，直直地看著兒子，斷斷續續地說：“其余沒有人了么？”當天下午２時，他被凌虐致死，終年６８歲。
李成虎犧牲了，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遭到血腥鎮壓。衙前農民滿懷悲憤，在景色秀麗的鳳凰山上安葬了烈士遺體，圍繞墓地建造了東、南、北墓道，在通往南墓道的運河上，架起了“成虎橋”，橋邊石坊柱子上分別鐫刻“吃苦在我；成功在人”、“中國革命史上的農人這位要推頭一個；四山亂葬堆里之墳墓此外更無第二支”的楹聯。衙前農民還在農民協會舊址——東岳廟設立“成虎堂”，他的遺像兩邊分別陳列著他生前使用的鋤頭和鐵鍬，四周掛著紀念他的挽聯，其中“為群眾而犧牲，問耕耘不問收獲；振義聲于隴畝，見鋤鍬如見須眉”為沈定一所撰。
李成虎犧牲和衙前農民運動的被扼殺，得到社會各界的同情和支持。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在１９２２年２月７日發表“李成虎小傳”，以及一批聲援、紀念文章和報道。上海工商友誼會也于同年２月２２日派代表赴衙前憑吊李成虎，并捐資在鳳凰山巔樹立紀念碑，上鐫“精神不死”。在他被害一周年時，五四時期的著名詩人劉大白在《成虎不死》的挽詩中寫道：
“成虎，……
你的身子許是爛盡了吧。
然而你底心是不會爛的，
活潑潑地在無數農民底腔子里跳著。
……
你底身死是田主們底幸，
你底身死而心不死，
正是田主們底不幸啊！”
衙前的后來者們，以李成虎“提起我的鋤，鋤平這世界；世界鋤不平，寧可大犧牲”的精神，繼續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