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燁：不可磨滅的永恒記憶
■李森
在中國攝影家協會的檔案室里，保存著一份特殊的影像檔案，它就是八路軍前線記者雷燁在１９４３年犧牲時留下的一本浸染著血痕的日記相冊。這本日記相冊在他犧牲后，曾由其戰友趙烈保存并續寫，僅數月之后，趙烈也在戰斗中為掩護同志犧牲了。這本相冊被兩名戰士的鮮血染紅，它不僅僅是一份與紅色革命力量相關的影像文獻，更是中國共產黨人在艱苦抗戰歲月中視死如歸、前仆后繼的見證。當混合著斑駁血跡的影像呈現眼前時，恐怕習慣于在和平年代的我們會對攝影的“武器論”有新的感悟，亦會對鏡頭與炮火的距離有新的認知。
▲八路軍拂曉渡灤河 １９４０年 雷燁
攝影的紅色陣地
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１年，中國正處于抗日戰爭的相持階段，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八路軍對華北地區的侵華日軍發動了“百團大戰”，粉碎了日軍妄圖以鐵路、公路和碉堡構成“牢籠”，進而封鎖太行抗日根據地與晉察冀邊區聯絡線的企圖。１９４２年春天，日軍對冀中平原展開瘋狂而殘酷的報復性行動——“五一大掃蕩”，實行“三光”政策，一些村莊不分男女老幼慘遭整村屠戮，日寇鐵蹄所經之處遍地殘垣焦土，長城內外７００余里成了淌血的無人區。
▲灤河曉渡 １９４１年 雷燁
晉察冀邊區軍民響應八路軍總部的政治動員和軍事斗爭的號召，積極投入到了反“掃蕩”作戰之中。在這種情況下，攝影成為了革命宣傳的重要利器，受到了黨中央的高度重視。１９４２年７月７日，在聶榮臻司令員的鼎力支持下，以照片為主、反映邊區軍民抗戰為核心內容的刊物《晉察冀畫報》在河北省平山縣碾盤溝村創刊。在極度艱苦、物資極度匱乏的環境中，畫報創刊號以９４頁１６開套版彩印呈現了１５０多幅照片。這份中英文對照的畫報還發表一些文學、美術作品，當時被根據地營救的美軍飛行員看到后，對其精美程度大為震驚。《晉察冀畫報》首印１０００冊在邊區發行。畫報中八路軍對日作戰的畫面很快傳遍全國，甚至傳到了國外，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抗日斗爭的熱情。畫報中的照片以其特有的實證性有力地駁斥了國民黨當局對紅色政權和八路軍的負面報道。如利劍般的視覺影像刺破了敵人的封鎖，大量年輕人受到畫報的感召來到晉察冀請求參加八路軍。也正因如此，晉察冀畫報引起了日軍的注意，日軍原以為如此精美的畫冊是在大城市里印刷的，但在城市里搜查未果之后，才獲知畫報是在抗日根據地的山溝里印制而成的。于是，清除《晉察冀畫報》報社被日軍作為“掃蕩”的重點目標之一。１９４３年２月，日軍“掃蕩”碾盤溝，村主任蓋順心掩護畫報社撤退時被日軍槍殺，游擊隊員蓋紅紅、蓋二紅兄弟被日軍俘虜后寧死不說畫報社去向，被活活燒死，此次“掃蕩”７名村民被殺害。此后，畫報社遷至平山縣曹家莊。
▲讀報學習 “冀東子弟兵艱苦生活”組圖 １９４１年 雷燁
血染的相冊
來自浙江金華的雷燁生于１９１４年，１９３８年進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第四期學習。八路軍總政治部為加強敵后新聞報道，特從“抗大”學員中選拔了一批政治素質和寫作水平兼優的共產黨員，組成八路軍總政治部前線記者團。雷燁成為入選的１８名前線記者之一，并被任命為記者團第一組（晉察冀組）組長。他的照片和文章曾經多次在邊區媒體上發表。１９４１年１月，日軍在除夕前夜對冀東豐潤縣潘家峪村正準備過年的村民實施了慘無人道的屠殺，全村１５００多口人有１２００多人被殺害。房屋全部炸毀，日軍將村民尸體成堆地焚燒。事發后，雷燁前來慰問幸存者，拍下了著名的《潘家峪慘案》，卷曲著的焦尸、老人和幼童的骷髏，都是對日寇最有力的控訴。這些照片以“朱靖”為筆名發表在了《晉察冀日報》上，１９４３年又在《晉察冀畫報》上發表。這期間，他還拍攝了《灤河曉渡》《熊熊的篝火》《轉戰長城內外》等名作。在冀東的四年戰斗使雷燁成為了成績最為突出的前線記者。
▲潘家峪慘案 １９４１年 雷燁
１９４３年１月，雷燁被選為晉察冀邊區參議會參議員，離開冀東前往阜平參加“晉察冀邊區第一屆參議會”，在那里他見到了時任《晉察冀畫報》報社主任的沙飛。沙飛看了雷燁四年來在冀東拍攝的照片之后大加贊賞，決定將雷燁的作品作為《晉察冀畫報》第三期的專題內容。他留下雷燁整理照片，撰寫接下來即將出版的長篇報道。２月，遭遇“掃蕩”之后，畫報社人員遷至曹家莊。軍區派專人在曹家莊山里挖層層嵌套的“子母洞”用來堅壁設備，預防敵人突襲。
▲冀東軍、政、民紀念“七七事變”五周年群眾大會 １９４２年 雷燁
４月１９日夜間，沙飛接曹家莊村民報告，數百名日軍自南向北突襲《晉察冀畫報》報社駐地，他立即通知正在進行圖片編輯、撰寫文章的雷燁撤退，同時組織畫報社轉移人員和印刷設備。但雷燁并沒有立刻離開，而是緊急挨家挨戶敲門，讓村民撤離。在此過程中，他發現張家川村民躲避的馬石嶺溝太危險，于是讓村支書帶領鄉親更換藏身之地。事后，馬石嶺溝果然遭遇日軍火炮轟炸，雷燁拯救了一整村人，卻也因此延誤了自己最佳的撤退時機。
據原《晉察冀畫報》總務股長裴植回憶，２０日拂曉天色漸亮時，日軍已經進村，機槍不停地掃射，密集的子彈朝他們飛射而來。雷燁和兩名警衛員沖下山坡，他用一支手槍還擊敵人，掩護警衛員突圍。由于對曹家莊地形不熟，他誤入南段峪一處山谷，日軍把他包圍，試圖將他俘虜。在最后時刻，雷燁從容地砸碎了自己的相機、手表、自來水筆等隨身物品后，將槍口對向自己，用留下的那最后一顆子彈壯烈殉國，年僅２９歲（部分資料記錄為２６歲）。畫報社成員悲痛不已，與當地村民一同將雷燁就地安葬。此次雷燁的犧牲，是《晉察冀畫報》報社最大的損失。但所幸的是，這股突襲曹家莊的日軍只是路過，并不知道這里是《晉察冀畫報》報社駐地，“掃蕩”之后沒有發現更多有價值的信息，便匆匆離開了。畫報的印刷設備、檔案材料和技術人員損失不大。雷燁遇難后，戰友們整理他的遺體時發現了他懷里被血染紅的相冊。
▲雷燁的相冊，由趙烈保存并續寫
這本相冊被時任畫報社政治指導員的趙烈保留。在相冊上，趙烈寫下了一段具有革命浪漫主義氣息的懷念文字：“在這個冊子上面，有你和暴敵遭遇決然自殺時所留下的血跡斑斑，當我每次翻開它，看到那已經變成紫黑色的血跡和鐵夾上為血所侵蝕而生成的鐵銹的時候，你那年輕智慧的臉頰，沉毅而和藹的神色，清晰而響亮的聲音……都一一浮現在我的眼前。我撫摸著你那已經消失了溫暖和熱氣的血跡，我便記起你所留給我的深刻印象。雷華同志！我就拿著你這遺物做為對你不可磨滅的永恒記憶的紀念品吧。”（“雷華”為雷燁的別名，在《晉察冀畫報》上的署名亦為“雷華”——編者注）
▲趙烈在相冊上為雷燁書寫的懷念文字
５月，《晉察冀畫報》第三期在平山縣出版，該期以雷燁拍攝的《灤河曉渡》為封面，畫報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刊登了雷燁的作品，包括潘家峪慘案、冀東區子弟兵等系列攝影報道，共計照片５０余幅、一篇文章《我們怎樣收復了塞外鄉村》、一首詩《灤河曲》，還刊登了雷燁的遺言和冀東軍區政委李楚離的悼念文章。在阜平開會時，沙飛曾為雷燁和兒童劇團小演員田華拍攝了一張合影，這張照片被裁切后附在李楚離的悼詞旁一同發表。
▲（左圖）１９４３年第３期《晉察冀畫報》封面，圖片源自中國攝影出版社２０１５年９月版《晉察冀畫報文獻全集》；（右圖）畫報內刊登的雷燁遺照和李楚離的悼文，圖片源自中國攝影出版社２０１５年９月版《晉察冀畫報文獻全集》
９月初，日軍華北方面軍調集４萬余人，對北岳區抗日根據地進行毀滅性“掃蕩”。八路軍晉察冀軍區部隊也開始了北岳區１９４３年秋冬季反“掃蕩”作戰。《晉察冀畫報》報社在一次次與敵人的斗爭中轉移，人員從一百二十多人減員至六七十人。１９４３年１２月，畫報社所在地河北省阜平縣柏崖村遭遇日軍“掃蕩”，造成了畫報社最大的一次劫難。當時畫報社人員正準備埋鍋做飯，日軍在村外山梁上架起機槍，突然開始掃射，一邊掃射，一邊向村子里沖擊。畫報社人員來不及相互聯絡和溝通，各自分散撤退。沙飛和警衛員趙銀德背上比自己命還重要的底片突圍，此次沙飛受重傷，差點造成雙腳截肢。而趙烈則帶領技術人員何重生等人突圍。何重生原是故宮博物院印刷廠的技師，年級較大，落在了后面。已經突出重圍的趙烈返回去尋找，不幸中彈犧牲，而何重生也在這次突襲中被日軍殺害。敵軍離開后，人們從趙烈的身上發現了雷燁留下的那本相冊。
１９４３年至１９４４年，經過無數次慘烈的對抗和拉鋸，中國逐漸對日本形成了戰略優勢；１９４５年，在本土遭美國原子彈轟炸、關東軍被蘇聯殲滅之后，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持續１４年的抗日戰爭勝利結束。
烈士的身份
１９４８年，晉察冀軍區與晉冀魯豫軍區合并，《晉察冀畫報》與晉冀魯豫的《人民畫報》合并為《華北畫報》，成為此后新聞攝影局及今天新華社攝影部的前身。１９８７年河北省阜平縣立起一座忠魂碑，“雷燁”的名字作為３７位革命烈士之一被鐫刻在碑上。但是，雷燁只是他為投身革命而起的化名，而大家還因為誤讀，一直把他叫做“雷華”。他的真名是什么，家人在哪里，多年來相關專家學者一直無從考證。
▲塞外山崗上的野炊 “冀東子弟兵艱苦生活”組圖 １９４１年 雷燁
１９８６年７月，時任石家莊市地名、地方志辦公室主任的高永楨在出席鞍山全國地方志工作會議期間遇到一位名叫項秀文的老同志，后者當時是杭州市政協副主席，他請求高永楨幫助他查找哥哥項俊文的下落。項秀文父母早亡，一家兄弟姊妹五口人，出生于１９１４年的項俊文是長子，擔負著弟弟和妹妹的生活重擔。項俊文熱愛文學、詩歌，曾受到魯迅作品的感召，并與上海左翼進步人士結識。１９３７年杭州淪陷，項俊文典當了祖宅，購買了一臺徠卡相機。在二妹嫁人之后，他又安排好三妹和四妹的婚事，然后把項秀文送進了貧兒院，只身前往延安參加了抗大。１９４２年他曾從河北省行唐縣陳莊村某藥店給家里寄來一封信，署名是“雷雨”。
▲塞外山崗上的晚炊 “冀東子弟兵艱苦生活”組圖 １９４１年 雷燁
高永楨受托，以僅有的這點口頭描述返回石家莊展開調查。起初他并沒有查到所謂“陳莊村”，經過大量的考證和走訪，初步確認了所謂“行唐陳莊”實際是出于安全考慮使用的地下通訊站，實際名稱是“靈壽陳莊”。高永楨利用各種機會查詢、走訪，３年時間里先后訪問了３００余人，均沒有查到項俊文。但一位曾在陳莊藥店工作的周姓夫婦回憶，有一個姓“雷”的南方人曾去過他們家，但無法證實此人就是“雷雨”。調查線索至此中斷。１９８９年６月，高永楨復信項秀文。雖盡到了職責，但卻沒有結果，這件事始終是高永楨心里的一個遺憾。十余年來，他始終記著這件事，并在各種材料閱覽中處處留意蛛絲馬跡。
２００１年，高永楨偶然在《燕趙晚報》上看到了一篇回憶沙飛的文章，里面提到了一位浙江籍烈士雷燁，被安葬于華北軍區烈士陵園。高永楨頭腦里閃過了一串印象：浙江籍、雷燁、雷雨，一字之差，會不會就是項俊文？于是高永楨立刻前往烈士陵園，他找到了雷燁烈士墓，抄下了碑文，又去陵園資料室查閱到一份《華北英烈》，經比對，雷燁的信息與項俊文高度重合。
此時，與１９８６年第一次見到項秀文已經過去了十五年，高永楨通過杭州市政協查到了項秀文的電話，告訴了他新的發現。項秀文聽后激動地說：“非常感謝！沒想到這么多年了你還沒放下這件事，雷燁的情況太像我哥哥了……”在鎖定了方向后，高永楨迅速重新啟動調查，幾經輾轉，先后聯系到了原冀中軍區攝影記者宋克章、原冀東軍區司令員李運昌等人，又將查詢范圍擴展到了原《晉察冀畫報》報社資料科科長顧棣、北京作家魏巍、老演員田華等３０余位曾和雷燁共同戰斗的人。一個月內走訪了６個單位、４５人次，查閱資料、抄錄雷燁遺作、傳略等資料幾十份，同時，他還獲知田華年幼時曾與雷燁合影，這張照片正是沙飛為他們拍攝的那張被裁切后用作雷燁的遺照的照片。
２００１年９月７日，項秀文帶著家里兄弟姊妹的合影從浙江飛抵北京，與高永楨先后拜訪了相關人士，并將家中的兄妹合影照片與田華保存的照片比對，結合大量相互吻合的信息，人們一致確信雷燁就是項俊文。雷燁的身份確認后，已是白發蒼蒼的項秀文失聲痛哭，跨越了半個多世紀，哥哥的高大的身影從未如此近切地浮現眼前。當年還年幼的項秀文希望哥哥帶他一起去延安，哥哥告訴他，行軍苦，等他長大一定帶他去。沒想到一去竟成永別，此后姊妹們也曾埋怨過哥哥丟下他們不管，這時他們才明白，才真正理解了哥哥投身革命的家國胸懷。
▲老百姓把自家藏的槍送給八路軍打鬼子 １９４１年 雷燁
雷燁在去往曹家莊之前曾擔任《晉察冀日報》特派記者，《晉察冀日報》史研究會也一直在查找雷燁的親屬。此次核對之后，該研究會正式為項俊文開具了烈士身份證明，并加蓋公章。９月１２日，在高永楨等人的陪同下，項秀文去華北軍區烈士陵園雷燁烈士墓前進行了悼念，１３日，他們一行人又前往雷燁的犧牲地平山縣南段峪山谷獻花、祭奠。２００３年４月，浙江省金華市金東區民政局正式通知項秀文，由政府正式確認雷燁即項俊文，正式頒發了《烈士證》。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９日，高永楨基于調查積累的豐富資料撰寫的《雷燁傳略》一書正式出版。
▲熱河人民抬傷員 １９４１年 雷燁
據粗略統計，華北各抗日根據地犧牲的前線記者多達２０余名，而其中大多數人的身份還有待我們去考證。
詩性的戰斗影像
根據地的攝影是戰斗的影像。日本侵略軍曾在部隊中配備了設備齊全的攝影隊，竭力美化其侵略行為。對此，沙飛提出攝影“武器論”，他在《攝影與救亡》一文中這樣寫道：“將敵人侵略我國的暴行、我們前線將士英勇殺敵的情景以及各地同胞起來參加救亡運動等各種場面反映暴露出來，以激發民族自救的意識。同時并要嚴密地組織起來，與政府及出版界切實合作，務使多張有意義的照片，能夠迅速地呈現在全國同胞的眼前，以達到喚醒同胞共赴國難的目的。這就是我們攝影界當前所應負的使命。”１９３０年代末至１９４０年代初，沙飛、石少華等人先后在晉察冀邊區建立了系統的攝影班，先后培養了數百名攝影人員。曾經拍攝過中國抗戰的匈牙利裔美籍攝影記者羅伯特·卡帕說過：“如果拍得不夠好，是因為離炮火不夠近。”但對于遭戰火涂炭的中國人而言，思考的首要問題是存亡。八路軍的前線記者本來就身處“敵后”，浸沒在硝煙之中，與炮火根本就不存在“距離”，每一張膠片都珍貴到要靠戰士以命相換。在這種情況下，資源極端匱乏，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他們對拍什么題材、如何構圖、如何用光，都有著非常具體的原則。高效的培養機制使得這支特殊的紅色攝影群體快速形成了一套基于抗戰救亡的政治視覺機制，在軍事斗爭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他們的個體性往往會在很大程度上被消弱。
▲攻克遷安縣屬偽治安軍獨立２０團據點 １９４２年 雷燁
（激戰１７小時，冀東子弟兵將楊店子、靳發營、王莊子鎮同時攻克，這是剛解放之楊店子據點。）
▲塞外宿營地 １９４２年 雷燁
但雷燁不同，他不僅參加革命活動具有很強的自主性，其視覺經驗也有著充分的自覺性。在抵達延安之前，他就具備了良好的文學和詩歌素養，價格不菲的德國產徠卡相機幾乎讓他傾盡家產。這些經歷讓他較早具備了相對成熟的專業素養，在來到延安的第一年雷燁就從抗大選拔的１８人記者團中脫穎而出，成為了《新華日報》的五名特約記者之一，并受到聶榮臻的接見。
▲冀東子弟兵大練兵 １９４２年 雷燁
一方面，相較于常見的儀式化宣傳類報道攝影而言，雷燁對畫面的把握相對松弛、自如，這使得他的影像具備了更多的溫度感，人物更加鮮活。例如，群眾運送傷兵，部隊埋鍋造飯、山野宿營……這些畫面展現了邊區生活中較為少見的細節。由于照片中運用的中景較多，因此對人物周遭的環境有充分的交代，戰士們在石頭上的刻字、整理的行裝、墻面的標語都清晰可見，近景構圖靈活，大場面則對地平線和透視有著穩健的控制。另一方面，雷燁拍攝的用于宣傳報道的照片也極具沖擊力和鼓動性，如《灤河曉渡》《冀東子弟兵大練兵》，等等；在《潘家峪慘案》中，他將鏡頭直接指向骷髏與焦尸，以最直接的方式對日軍慘絕人寰的暴行予以揭露。照片中景物的層次和幾何線條往往在畫面中積極地引導著觀眾的視線和能動心理，從而激發潛在的斗爭意志。或許正是這種多面性打動了沙飛，讓他確信，雷燁一個人的作品就可以撐起第三期《晉察冀畫報》的專題。個人意志與集體精神在雷燁身上得到了統一地呈現，戰斗的影像中被注入了他個人化的詩性特征。他詩歌遺作《灤河曲》中這樣寫道：“灤河的流水唱著歌，歌聲浮載著子弟兵。子弟兵的青春——好像河邊的青松林……”因此，當我們今天再回頭看這些紅色影像，無論是精神的血脈還是攝影的遺產，如趙烈悼文中所言，雷燁為我們留下的是硝煙散盡后“不可磨滅的永恒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