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英雄馬驥宸
■牛建國 吳奇會
１９２０年８月７日，馬驥宸出生在河南安陽城里馬號后街。他６歲喪父，幼小的心靈留下了深深的創傷。他從小既受到封建思想的影響，也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對家庭和社會問題均有一定的看法和主張，平時很少發表見解，偶爾一說即能說到點子上。他比一般孩子懂事，像個文靜小書生，贏得長輩和同齡人的好感。
１９２８年秋，馬驥宸進入安陽第一小學讀書。他求知欲很強，無論在學校還是在家中，他都如饑似渴地看書寫字，是個門門功課全優的“尖子生”。１９３０年，曾受到“五四”思想啟迪、接受過孫中山三民主義教育的青年教師張仲房接任了安陽第一小學校長。張仲房思想激進，傾向革命，同情共產黨，辦學思想解放。隨著抗日宣傳工作和共產黨人領導下的革命活動的開展，這所小學成了進步人士的集中地，人稱“小蘇區”。馬驥宸在這樣的環境中，由一個不識字的孩子轉變為一名赤色兒童團員——少年先鋒戰士。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后不久，日本帝國主義者侵占中國東北三省，妄圖以武力征服中華民族。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蔣介石卻實行“攘外必先安內”，把槍口對準了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張仲房看清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真面目，開始拋棄國民黨，一步步向共產黨靠攏。為了在該校發展進步勢力，他聘請何高民任訓育主任，高其壽任總務主任，薛蔚余、吳菊馨（女）等任教員。這些教師經常向師生介紹進步書刊，向校長講解國內外形勢。何高民創辦了《兒童新報》，對少年兒童進行反帝救國宣傳，鼓勵少年兒童抗日救國。馬驥宸的班主任薛蔚余是一位二十多歲的熱血青年，后在何高民培養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經常向學生講解日本侵略者侵占東北三省的種種暴行及其企圖鯨吞全中國、稱霸全球的狼子野心，也講岳飛、戚繼光等民族英雄的故事，還編寫了不少抗日歌謠。這些事實在馬驥宸幼小的心靈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激起了他反抗民族壓迫的愛國熱情。課余時間，他結合時事饒有興趣地閱讀進步書刊，學會了不少知識和許多抗日歌謠。了解社會，聯系家庭，他從內心堅定了寧死不當亡國奴的決心。學校、班級組織開展社會活動，他總是踴躍參加，并通過這些活動和校內外的同學們建立了友好關系。
在黨的領導下，安陽第一小學在抗日救亡宣傳運動中異常活躍。當時，國民黨特務曾公開講：“一完小校長張仲房已經赤化了。”省立十一中校長說：“一小是個‘小蘇區’，對他們的學生錄取時要注意。”在這個“小蘇區”里，馬驥宸接受著黨的培養和考驗，學習和思想進步很快。１９３３年１１月，經何高民介紹，馬驥宸１３歲就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入團后，他更加靠近黨的組織，經常以學生身份秘密活動，為黨送情報，組織赤色兒童團員寫標語、撒傳單，被譽為“黨的小助手”。
１９３４年，全國掀起抗日救亡運動，中共安陽地下黨的負責人在第一小學、男師附小等學校里，公開或秘密地宣傳革命道理，從而激發了少年兒童的抗日熱情。隨后，他們又在小學和工廠、商店的童工中公開組織起安陽兒童救國總會，并在各小學成立分會。在此基礎上，又對其中的積極分子加以重點培養，秘密地成立了赤色兒童團。馬驥宸被分派為赤色兒童團的領導者，這使他有了更多的與黨組織接觸的機會。在與黨員接洽工作、傳遞情報的過程中，他虛心問計，學到了不少知識，增長了才干，思想覺悟和工作能力不斷提高。１９３４年，馬驥宸才１４歲，可是他機智勇敢，思維敏捷，口才流利，講出話來有條有理。每次給兒童團團員們布置工作任務，他總是交代得清清楚楚，方法想得周到細致，顯示了他過人的組織才能和領導能力。曾是赤色兒童團團員的吳仁同志回憶說：“平時，他善于和校內外學生友好相處，課余時間還能結合時事給同學講解革命道理和英雄人物的故事；黨有了什么任務就通過馬驥宸聯絡，然后行動。”
赤色兒童團的任務，主要就是送情報，寫、貼標語，撒傳單。馬驥宸領了任務，總是積極想辦法去完成。需要集體行動的，他就找小伙伴們先開個“諸葛亮”會，集思廣益，從活動時間、地點、人物、服裝、方式等方面認真研究，想出了不少巧妙的辦法。例如，貼標語，一般在夜里進行，他讓五個人一組，前后各一人觀察動靜，一人拿標語，一人刷糨糊，另一人貼標語；有人來了就佯裝打鬧玩耍，沒有人就抓緊張貼。散發傳單方式更靈活，有時他們在人群集中的地方公開撒，有時像送禮一樣送，有時夜間從各家各戶的門縫里塞進去，有時悄悄地放進學生的課本里，有時將傳單裹上石子扔進院子里，不少傳單扔到了敵人的心臟——縣衙里。半年時間內，他們利用三一八慘案、五一勞動節、四四兒童節（國民黨政府規定的）等紀念日，搞了幾次大規模的聯合行動。馬驥宸組織的撒傳單隊、貼標語隊、粉筆隊一起出動，往往一夜之間弄得“滿城紅”。
正當安陽兒童抗日救亡運動搞得紅紅火火的時候，１９３４年夏，馬驥宸以優異成績從安陽第一小學畢業了。他渴求知識，向往中學生活，然而他更離不開他所從事的少年工作。為了二者兼得，他報考了省立第十一中學，因為它既是名牌中學，又有地下黨團組織的秘密活動。雖然馬驥宸在小學生中小有名氣，在一完小是高才生，但還是落個榜上無名。馬驥宸又氣又恨，決定不上中學，繼續同小伙伴們搞地下工作。他母親、叔叔得知這一情況后，逼其再考私立中學，他無奈考了大公中學，名列榜首。
全家人非常高興，表示要盡力供他讀書，然而，馬驥宸思想上卻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他知道，私立大公中學白色恐怖十分嚴重，進入大公中學可能要脫離赤色兒童團的工作；同時，他清楚，家里并不寬裕，如果不上大公中學，從此將失去求學的機會，造成終生遺憾。經過一番思想斗爭，他拿定了主意，決定不離開革命斗爭生活，不再加重家人的經濟負擔。家人得知后極力反對，奶奶說：“你不聽話，以后別進家！”但他主意既定，任何人都說服不了，從此離家出走，流浪街頭……
一陣迷茫之后，馬驥宸沒有消沉，又回到了母校，回到赤色兒童中間，繼續為黨工作。為了革命事業的需要，何高民向學校提議，校方同意馬驥宸留在學校圖書館工作。馬驥宸有說不出的高興，他把對黨的感激之情化作了行動。他一邊刻苦自學，努力工作，又以職業為掩護，大力開展秘密活動。安陽城里九府十八巷七十二胡同，幾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跡。
在抗日救亡的活動中，幾所小學之間建立了廣泛的聯系，赤色兒童團的聯系更加緊密。為了保密，他們經常變換接頭地點。接頭時有外人，他們就談功課或者嬉戲打鬧，等人走了再商量工作。有一次，馬驥宸約男師附小學生、赤色兒童團員吳仁在城里西南營街水坑邊談工作，突然發現背后有個鬼鬼祟祟的家伙，在離他們不遠的地方轉悠。他機警地察覺到情況不好，便悄悄對吳仁說：“有壞人！快偽裝把書搶過去，你跑我追，追上咱們倆伙看，然后再搶再追，叫他跟著我們跑。”說罷，他倆就互相追趕，忽而東、忽而西、忽而南、忽而北地跑了數次，弄得那個家伙也跟著他們來回轉，后來就猶豫地待在那里不動了。趁這個機會，馬驥宸又從吳仁手里搶過書，沉著地說：“走吧，快來攆我，明天再到西北坑去。”馬驥宸跑著，吳仁吃力地追趕，兩人嘻嘻哈哈不停地奔跑，終于把那個家伙甩開了。
１９３４年，馬驥宸在黨的領導下，利用在校搞圖書工作之便，不斷到十一中、彰德中學、大公中學活動。在十一中，秘密發展常百川、王佩等人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秋天，他與常百川一起建立了一個秘密圖書館，“館址”就在常百川的寢室。這里藏的都是當局查禁的進步書刊，裝在一個箱子里。為了使這些書刊在傳閱時不易引起注意，他們按照書本的薄厚，把禁書的封面改裝成《三民主義》《建國大綱》之類的封面。外校來借書，一般要通過赤色兒童團員。
同年１０月，中央紅軍開始了北上抗日的戰略大轉移，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馬驥宸和常百川等積極組織聲援，他們半公開地發動了一次歡迎紅軍北上抗日的募捐活動，不少學生把零花錢捐出來。在這一次活動中，他和常百川等同學曾闖入國民黨河南第三行政專員兼安陽縣縣長方策家里，要方專員也參加募捐。方策見是十幾個十四五歲的孩子，質問：“誰讓你們組織募捐的？”常百川等同學義正詞嚴地說：“抗日救國，匹夫有責，這是我們自己組織起來的，相信方專員會支持我們的。”說得方策只好拿出幾塊大洋捐了。十幾天時間，他們就收到捐款２０００元，馬驥宸等人將這筆捐款寄給了中共中央駐上海留守機關。為此，上海一家進步報紙還發表了《向安陽青少年學習致敬》一文。
赤色兒童團的活動，打擊了敵人，鼓舞了安陽城鄉人民的抗日救國熱情，同時也引起了國民黨特務組織的注意。河南綏靖公署通知安陽專員公署在安陽緝拿共產黨人，安陽國民黨反動當局對全城進行嚴密監控，特務對黨團員跟蹤盯梢。１９３５年１月２日，反動政府下了逮捕令，特務警憲分路出動，企圖把黨的地下工作人員一網打盡。當日早晨，警憲數十人到一完小逮捕張仲房，揚言還要抓捕“少年黨”，搞得全校師生驚恐不安。消息傳到馬家大院，馬驥宸的母親為兒擔憂，坐臥不安；奶奶指使他三叔和姐夫到學校找馬驥宸，勸其回家。馬驥宸說：“警憲抓校長，又不是抓我，全校那么多師生，他們為什么偏要抓我？我不害怕，你們也不要為我擔憂。”三叔看其不聽勸告，當眾打了馬驥宸一頓，其姐夫把他拉到自己家里，勸他回心轉意。
馬驥宸雖然意志堅定，但也理解長輩們的心情。第二天，姐夫將馬驥宸送回家后，奶奶讓家人監視其行動。馬驥宸像往常一樣，幫大人干雜活，看孩子，食宿如常，但嫂子胡秉枝發現馬驥宸睡覺時總是蒙著頭，眼淚不住地流。她可憐小弟弟，理解他痛苦的心，但在家也只得聽從奶奶安排。１月１７日，北風呼嘯，大雪紛飛，馬驥宸拿把掃帚在上房門前一會兒打掃一次雪。奶奶在上房問胡秉枝：“你看小二生（馬驥宸）安心不安心？”胡秉枝說：“看來安心，沒事兒了。”奶奶遂放下心來。
傍晚，有人敲門。因冰天雪地，客人一進屋，大人自然圍爐烤火。借此機會，馬驥宸急忙走出家門，消失在漫天飛雪中。少頃，大人們不見“二生”，趕忙四處尋找，發現幾個門前都有他的足印。奶奶怒氣沖沖地說：“他故意設下疑團，看來是執意要走，又不想讓我們找到。這孩子從小就有主意，他不要家了，你們也就當沒有他，任其自便吧！”馬驥宸又回到革命斗爭的行列中。
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９日，洹北安陽橋村過廟會，馬驥宸帶著傳單、書籍上郭家灣、紗廠方向去，不料有壞人跟蹤。當他走到郭家灣南邊的石橋上時，叛徒王斌領著地方團隊隊長郭志武一班人馬將他包圍。“你姓什么？家住哪里？家里都有什么人？”敵人問。“我姓段，俺家是種田的，我叫段金銘，家里有哥段金生和老母親，別無他人。”馬驥宸機智地回答。“你拿的是什么書，要帶到哪里去？”敵人又問。“我不知道這是什么書，我要去趕會，在橋上休息。”馬驥宸繼續冷靜地和敵人周旋著。敵人看了他帶的書籍、傳單，不由馬驥宸再說，便將他帶走了。
在安陽羈押所里，敵人見馬驥宸年歲不大，先是甜言蜜語哄騙他招供：“只要你說出誰印的傳單，誰印的書籍，誰讓你送的，你的同伙是誰，就讓你回家，并獎賞你金錢……”馬驥宸回答：“你們說的這些，我一個小孩子怎么能知道？”“那你的傳單和書是從哪里來的？”敵人惡狠狠地問。“我是從橋上揀的。”馬驥宸毫不示弱。敵人推測他一定是受過共產黨教育的孩子，就對他下了毒手，將他打得遍體鱗傷，死去活來，但他仍然堅貞不屈地說：“傳單是我拾的，我拾東西有什么罪？！”敵人沒有從他身上撈到一點兒情報，遂將馬驥宸關入監牢。
馬驥宸二嬸有兩個兄弟在縣監獄里當看役，因馬驥宸小時候常跟嬸子一塊串娘家，這兩位舅舅一眼便認出了“馬二生”。他們吃驚地問：“馬二生，你怎么來到這里？”馬驥宸說：“我不姓馬，我姓段，你們認錯人了。”他們二人見此情況，趕緊告知馬家。馬驥宸奶奶得知，大罵家中出了個不孝的孫子，母親泣不成聲，叔叔嬸子如坐針氈。他們先讓馬驥宸二叔家的兒子馬驥忠隨其舅到監中認人，兄弟相見，馬驥忠痛哭不止，馬驥宸嚴厲地批評馬驥忠一頓，說他不堅強。
日后，馬驥宸三叔馬福元為他寫了狀子，過堂前托親戚見到馬驥宸，告知：“明天審你，你說出真名實姓，如何如何……”馬驥宸說：“這事與你無關，你不要管了，明天你說由你，我說由我。”三叔一陣心酸，眼淚不住地往下流：“你從小沒爹，我不管誰管！”“我知道你沒主意！我又沒讓你管，你走！”馬驥宸幾句話把他叔叔氣得哭著回去。第二天過堂，他仍然堅持“我姓段，傳單是拾的，寫狀人與我無關！”于是又遭皮肉之苦。
在縣監獄里的“犯人”中，馬驥宸年齡最小，不怕坐牢，不怕皮鞭打，大“犯人”也無不佩服。平時，他常常幫人寫信，寫狀子，別人家里送來的飯都讓他吃。時間稍長，大“犯人”給他送了個“馬段先生”的雅號。
當黨組織得知馬驥宸被捕的消息后，也設法與之聯系，竭力營救。有一天，黨組織借小女孩郭保珍給其哥哥郭福來（地下黨員）送飯的機會，在碗底上貼了一個火柴盒大小的信件（上面寫著１００多個字）與馬驥宸聯系，不料被敵人發現了。他們得知是共產黨送的信件，企圖順藤摸瓜，得到更多線索，于是找到馬驥宸當場質問：“你與郭福來、郭保珍是什么關系？”馬驥宸說：“我不認識他（們）！”一頓毒打后，敵人給他加了重刑，命看役嚴加看管。日后，再次提審他時，馬驥宸滿身傷痕，戴著手銬腳鐐，但仍然昂首挺胸。當路過馬號街時，有不少人認識他，他怕家里大人看到，下意識地低下頭加快步伐。回來時，他說服了看役，順縣前街回來，以避免家里大人看到后傷心。
雖然經過幾番審訊，馬驥宸始終堅持“傳單、書籍是我拾的”，敵人抓不到更多證據，便以莫須有的罪名判處馬驥宸有期徒刑三年。后來又借口案情復雜，把馬驥宸當作重大“政治犯”，押送開封河南省第一監獄。
在獄中，一個姓李的叛變革命，一口咬定馬驥宸是赤色兒童團首要分子。敵人酷刑逼供，以死相唬，但馬驥宸志堅如鋼，守口如瓶，堅貞不屈。反動派在這個少年身上絲毫沒有得到他們想要得到的東西，劊子手們惱羞成怒，窮兇極惡欲下毒手。這時，省城開封街頭反蔣抗日的呼聲日漸高漲，敵人怕殺了馬驥宸這個１６歲的孩子會引起社會公憤，又施一計，他們喪盡天良和人性，用軟刀子殺人，不給馬驥宸飯吃。１９３６年１１月，這位血氣方剛、壯志未酬的英雄少年被活活餓死在獄中。
安陽解放后，市人民政府追認馬驥宸為革命烈士。他是安陽黨史上犧牲的革命烈士中年齡最小的一位。１９６１年１月，市民政局給他母親送去了由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主席簽署的《烈士證》，上書“永垂不朽”四個金光閃閃的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