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郁，原名潘文友，又名潘文玉、潘玉華，１９０６年４月４日出生于湖北省襄陽縣東津鎮。其父潘繼賢能詩善文，當過保董，經過商，是一個有愛國思想和正義感的私塾教師。潘文郁四五歲時，父親就教他讀書寫字，給他講屈原、岳飛、文天祥等英雄人物故事，激勵他做一個有抱負的人。潘文郁７歲入私塾，讀書用功，好學善思，９歲能寫文章；１２歲轉入湖北省立第二師范附屬小學讀書；１４歲考入第二師范學校，正值蕭楚女到二師任教。他從蕭楚女那里不僅學到了知識，還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加入了二師學生自治會和全城的學生聯合會，參加了蕭楚女發動和領導的反對北洋政府不接受蘇俄發表的第二次對華宣言的游行示威。他和同學們一起開展了一系列抵制英、日貨，懲治奸商的反帝愛國活動。１９２３年秋，潘文郁轉入武漢董必武創建的共進中學讀書。董必武利用這個學校傳播馬克思主義，發動進步師生開展反對舊教育，發展新教育的斗爭。潘文郁在共進中學讀書兩年，增長了文化知識，豐富了革命理論，增強了社會活動能力。他積極參加建立和發展革命統一戰線活動，寫文章，作演講，號召商人、工人、學生、平民各自組織起來，向賣國的段祺瑞政府開展斗爭。
１９２５年，潘文郁被共進中學推選為湖北省學聯代表，參與領導武漢學生界的反帝愛國運動。由于他的出色表現，１９２５年７月１日被吸收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８月轉為中共黨員，并跨黨加入了國民黨。國共合作期間，他受董必武委派回襄陽，發展國民黨組織。潘文郁以省黨部特派員身份，深入群眾進行考察，把在第二師范學潮和聲援五卅運動中表現突出的方復生、高如松等人吸收為國民黨員，建立了鄂北第一個國民黨小組。不久，這一批國民黨員都成為共產黨員，成為鄂西北黨的建設的基礎。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中共武漢地委派潘文郁同伍修權等１１人赴蘇聯留學，１０月底抵達莫斯科中山大學。潘文郁學習勤奮，成績優良，半年可閱讀俄文報紙，又半年便可口頭翻譯；１９２７年，受聘在莫斯科大學講臺上擔任翻譯；不久，任中共駐莫斯科共產國際代表團秘書長。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８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潘文郁作為大會代表，又擔任大會翻譯，為大會筆譯和整理了很多文件與資料。
１９２８年回國后，潘文郁在上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積極參與籌辦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兼任《紅旗》和中共中央理論刊物《布爾什維克》主編，為這些刊物寫過不少重要社論，發表過６０多篇文章，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宣傳馬克思主義，對中國革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１９３０年，思想理論界展開了關于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討論，潘文郁以《新思潮》雜志為陣地，同國民黨反動文人、托派分子展開了激烈的斗爭，進行了有力的批駁，為闡明中國當時是帝國主義侵略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做出了積極貢獻。
１９３０年初，中共中央作出了“停止革命文藝內部論戰，統一對敵”的決定。潘文郁遵照中央精神，親自到內山書店找魯迅商討，魯迅贊成中央的意見。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于１９３０年３月２日在上海成立了左翼作家聯盟，潘文郁出席了這次大會。
１９３１年，潘文郁受王明的排擠，被調到中共河北省委宣傳部任干事，做地下聯絡工作。同年７月，河北省委軍委書記廖劃平叛變。２１日，潘文郁在北平西交民巷迎賢公寓與共產黨員劉尊棋聯系時被秘密逮捕，關押在北平國民黨憲兵司令部里。叛徒廖劃平、李天民在法庭上先后指認潘文郁，親自參加審訊。潘文郁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填了表，并表示：“第一，不帶憲兵特務上街抓人；第二，我沒有什么秘密可談；第三，我不當堂對質。”仍堅守革命者的情操，信仰馬列主義。
在京師警察廳任職的黎天才久慕潘文郁的才能，出面將潘文郁保釋，動員潘文郁與他共同撰寫一本名為《在帝國主義炮火下的中國國防問題》的書，以黎天才的名字出版。潘文郁在敵人的監視下閉門不出，思想極為苦悶。他認為馬克思所著的《資本論》是中國社會科學界所迫切需要的，于是開始了《資本論》的翻譯工作。他超負荷地工作，接連翻譯了《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二、第三分冊（約４０萬字），分別在１９３２年８月和１９３３年３月以潘冬舟的署名，由東亞書局出版發行。這兩分冊連同陳啟修譯出的第一分冊，是《資本論》最早的中文譯本，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做出了貢獻。
１９３２年春節后，潘文郁結束了獨居譯著的生活，搬進了西單表兄陶鵬遠的家，有了固定的住所。加之中共北平特科對潘文郁進行了深入調查后派吳成方做工作，要求潘文郁打消顧慮、改邪歸正，潘文郁流著熱淚，莊嚴地說：“一失足成千古恨！現在我要重新做人，我一定為黨的事業作出貢獻。”
１９３５年５月，中共“北京特科”吸收潘文郁為成員。他根據特科的指示，在周怡指導下與張學良、黎天才和特務頭子戴笠等人周旋，掌握上層特務機關的部署和動向，為特科秘密收集、轉送大量情報。潘文郁的家成了情報點，他讓妻子廖素丹幫他抄寫情報，讓弟弟潘子云為他送信件跑交通。他帶領全家冒著敵特追捕的危險，在敵特內部發展工作關系，收集敵人的機密文件，營救被捕的同志，積極完成“北京特科”分配的各項任務。“北京特科”為了保護潘文郁，指定在京師警察廳內工作的另一工作人員楊清林與他聯系。當時，除了國民黨憲兵三團外，北平、天津、保定各派系特務的情報，潘文郁都能搞到。
當黎天才把潘文郁介紹給急于了解共產黨的張學良之后，潘文郁向張學良系統地談了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給張學良留下了深刻印象。熱河事件之后，為蔣介石當了替罪羊的張學良宣布下野，出國考察。在張學良臨出國前，“北京特科”指示潘文郁勸說黎天才，由黎天才出面向張學良建議，下令從寬處理羈押在保定反省院的政治犯。張學良批準了這個建議。潘文郁爭取參加了審查處理工作。他按照“北京特科”的指示，先后釋放了３０多名政治犯，其中有許權中等３個紅軍師級干部。
１９３４年１月，張學良旅歐歸來，被蔣介石任命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總部設在武漢。張學良在司令部里設立一個機要組，把從北平調來的幾個得力心腹都放在機要組，任命黎天才為組長，任命潘文郁為機要秘書。張學良對潘文郁非常賞識，要潘文郁教他學習《資本論》，兩人的私人友誼日漸加深。潘文郁利用他在“剿匪”司令部機要組任中校秘書的有利條件，將機密軍事情報及時傳遞給“北京特科”，“北京特科”又及時電告中共中央。被國民黨“圍剿”的紅軍經常不失時機地跳出危險境地，轉敗為勝，潘文郁的情報起了重大作用。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北京特科”派楊青林來到武漢，向潘文郁要國民黨軍隊進攻紅軍的兵力布置和戰役行動等機密情報。潘文郁把機要組大量機密軍事情報材料弄回家中，叫妻子幫著抄寫。由于楊青林急著返回北平，來不及抄寫，潘文郁就把原件交給了楊青林，其中有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參謀處編印的團以上部隊番號、軍官姓名、駐防地區分布等極機密的文件。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７日，“北京特科”遭國民黨特務機關破獲，致使從領導人到一般成員有２０多人被敵人逮捕。這是“北京特科”成立以來遭到的最嚴重的破壞。敵人從五箱情報材料中，查出武漢“剿匪”司令部印制的極機密文件。憲兵三團團長蔣孝先如獲至寶，火急直報南京蔣介石。蔣介石對這一嚴重泄露重大軍事機密案極為震怒，急電張學良把總部“通匪有據、案情重大”的機要秘書潘玉華（潘文郁在武漢的化名）押解來京法辦。
張學良認為潘文郁是一位難得的人才，一心想保他；另一方面，張學良很重義氣，對自己的部下從來是處處保護。事發后，他對黎天才說：“我張某從不出賣自己的部下。”因此，他盡力拖延著不辦。當南京又來電催促時，他回電蔣介石請求從寬處理潘文郁，偷偷把潘文郁收押到武漢徐家柵加以保護。潘文郁向黎天才請假回家去看看，黎天才批準后非常后悔，深怕潘文郁趁此機會逃之夭夭，無法向張學良交待。不久，潘文郁按時回來，黎天才為此極為感動，向潘文郁坦露自己的心事。潘文郁動情地對黎天才說：“我逃跑了叫你吃官司，那不是人做的事。”黎天才把潘文郁的這番話匯報給張學良，張更加敬佩潘文郁的品德。他提筆給潘文郁寫了一封信，告慰潘文郁不要驚慌，安心等待，他要盡最大的努力來解救潘文郁。
這樣拖了近一個月，蔣介石又來電，并把從北平查獲的總部印制的極機密文件作為確鑿證據發來，電令立即處死潘文郁。同時，蔣介石親自派人來武漢監刑。張學良接到命令還不死心，還想作最后的努力，他又一次復電蔣介石，懇求饒潘文郁一死。這下子激怒了蔣介石，親下手諭，嚴厲地斥責張學良“疏于防范，執法不嚴”，指定由司令部參謀長錢大鈞監刑，立即執行。
張學良拿著這個手諭，繞室轉個不停，最后只得按蔣介石的命令行事。在執行潘文郁死刑之前，張學良與潘文郁見了一面，說：“委員長發的脾氣很厲害，我實在無法保全你了，你還有什么身后事要辦？你對我說吧。”
潘文郁深思了一下，望著張學良說：“我沒有什么可說的。我只想給我的妻子和兒女留份遺書，不知行不行？”
“可以。”張學良答應了。
１９３５年３月３日黃昏，潘文郁從容地走向刑場，壯烈犧牲，時年２９歲。
潘文郁過早地離開了黨和同志，他的曲折斗爭鮮為人知，造成了一些誤解和迷霧。但黨沒有忘記他，同志們沒有忘記他。
１９８１年，中共中央黨史征集委員會在北京召開前上海中央特科老同志座談會，吳成方談起了特科成員潘文郁的功績，有人持懷疑態度。公安部為了搞清這個問題，責成北京市公安局黨史、公安史研究室調查處理。北京市公安局組成專門班子，從南到北跑了１５個城市，訪問了４０多位老同志，查閱了上千卷檔案資料，弄清了潘文郁的傳奇般革命經歷。
１９８８年５月３０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頒布（１９８８）民優字函第１０２號文，批準潘文郁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