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崝泉（１８９５—１９２８），又名振標、正表。１８９５年１月出生于江蘇江陰縣一個農民家庭，４個月后父親病故，母親被迫帶著他改嫁，童年在艱難困苦中度過。由于家境貧困無力上學，少年時每當路過北門外一家私人學堂，朗朗的讀書聲常吸引著他不由自主地停下來凝神細聽，后深得學堂老師賞識而破格入學。１９１２年春，經人推薦到勵實中學（美國人所辦教會學校）免學膳費讀書，不久通過捐款救災看透教會的偽善面目憤而離校。１９１４年秋，考進江蘇省立無錫第三師范學校。在校期間，他結識了兩位好友，一位是江陰顧山人周水平（剛直），另一位是丹陽人戴盆天（英夫）。他們三人思想激進，才華出眾，常為報刊撰文，披其志向，露其鋒芒，極為大家推崇，被譽為“三師三杰”。１９１９年五四運動爆發，錢崝泉帶領學生上街游行，積極宣傳進步思想，堅決反對北洋政府，抵制日貨。他還如饑似渴地閱讀《新青年》《少年中國》《每周評論》等進步刊物，進一步開闊了視野，充實了社會知識，提高了革命覺悟。１０月１０日辛亥革命紀念日，他和劉半農、劉天華在江陰南菁中學發起舉辦愛國游藝會，在大會上慷慨陳詞，猛烈抨擊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大膽揭露軍閥政府的無恥嘴臉，在當地引起了巨大反響。
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０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不久，國民黨上海執行部通過《民國日報》廣泛征求黨員，錢崝泉和戴盆天懷著報效祖國的激情，同年夏天到上海加入國民黨。隨后，二人奉命到鎮江、常州、川沙、金壇、江陰等地發展國民黨組織。
１９２５年３月孫中山先生逝世后，毛澤東介紹惲代英、侯紹裘到丹陽等地做革命宣傳工作，使錢崝泉的思想發生了新的變化，認識到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決心投身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不久，經惲代英、侯紹裘介紹，他和戴盆天加入中國共產黨。
１９２５年夏天，李大釗在北平接見宣俠父和錢崝泉等十幾位江浙籍共產黨員，并應馮玉祥要求，安排他們以國民黨黨務特派員身份前去張家口國民軍中，開展政治宣傳工作。１０月，錢崝泉和宣俠父偕師長劉郁芬率國民軍１軍第２師西征甘肅，處置甘肅陸軍１師旅長李長清的軍事叛亂。到蘭州以后，錢崝泉和宣俠父以劉郁芬師政治處黨務特派員和甘肅督辦公署政治處副處長的公開身份，通過辦俱樂部、圖書館、訓練班形式，廣泛接觸官兵，開展革命宣傳和思想教育工作。與此同時，與先期回到蘭州的共產黨員張一悟取得聯系，于１９２５年底創建了甘肅省第一個黨的組織——中共甘肅特別支部（簡稱中共甘肅特支），張一悟任書記，錢崝泉和宣俠父任委員。
中共甘肅特支成立后，根據當時的政治形勢，積極宣傳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宣傳南方的革命形勢和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經驗；開辦民眾夜校和甘肅省政治訓練所，向民眾進行文化教育和反帝反封建的宣傳；支持甘南藏族拉卜楞寺僧俗群眾反抗軍閥欺壓的正義斗爭，幫助成立“藏民文化促進會”。錢崝泉作為國民軍的代表參加成立大會并做了演講，指出“藏民文化促進會所提出的文化意義是民族的存在和獨立所需要的文化，不是奴隸文化，藏民不需要奴隸文化”。他的演講引起藏民代表和青年的熱烈鼓掌和歡呼。
為了更好地開展黨的工作，錢崝泉和張一悟、宣俠父等著手籌建黨的秘密活動據點。在結識“蘭州中外大藥房”的浙江人杜酋康后，他重點對杜酋康出身貧苦的妻子秦儀貞進行教育和培養。１９２６年春，中共甘肅特支接受秦儀貞入黨，成為甘肅第一個女共產黨員。從此，“杜太太”家便成為黨的秘密活動據點，秦儀貞擔負了中共甘肅特支的交通聯絡和后勤保障等工作。在以后的革命斗爭中，秦儀貞忠誠不貳，置自身安危于不顧，為黨傳遞情報，為黨組織籌措經費，千里奔波掩護和營救革命同志，在艱苦環境中為黨、為革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１９２６年９月，馮玉祥在五原誓師并就任國民軍聯軍總司令，響應北伐。馮玉祥特電召錢崝泉赴陜北，策動駐陜北的井岳秀部參加北伐革命。錢崝泉不辱使命，成功地完成策動任務后再次回到蘭州，受到各界人士和人民群眾的熱烈歡迎。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國民黨右派破壞國共合作和國民革命的面目日益暴露。１９２７年２月，在省、市國民黨２００余人參加的春節聯歡會上，錢崝泉按照中共甘肅特支部署，以大會執行主席身份，聯合國民黨左派延國符等，當場歷數國民黨右派、省黨部臨時執行委員田昆山貪污公款、吸食鴉片、克扣市黨部經費、排斥共產黨、反對孫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問題，立時激起人們對田昆山和國民黨右派的憤恨，紛紛起來批判質問，群起將田昆山狠揍一頓。錢崝泉和宣俠父等抓住機會因勢利導，當場選出以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為主的國民黨甘肅省黨部委員會，接著又解散了國民黨右派把持的蘭州市黨部。事后，田昆山向馮玉祥控告錢崝泉。時隔不久，錢崝泉在秦儀貞家中被突然沖進的國民黨軍警逮捕，押解西安后經黨組織營救獲釋，即被派往西安中山學院任職。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馮玉祥倒向蔣介石，錢崝泉被“禮送”出國民軍，從而結束了他歷時兩年的西北遠征，回到江南家鄉迎接新的戰斗。
江浙一帶是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中心，大革命失敗后，這里的形勢更為險惡。錢崝泉回到江蘇，在南京曉莊師范等處得知中共江蘇省委在六七月間迭遭破壞，省委書記陳延年和接任的代理書記趙世炎相繼被捕后英勇犧牲，黨的活動完全轉入秘密，便到丹陽等地繼續尋找黨的組織。
１９２７年８月７日，黨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不久，錢崝泉和黨中央派到江蘇恢復省委工作的王若飛接上關系，并被任命為臨時省委委員、省委特派員，后又任命為江陰縣委書記。他回江陰后，立即積極貫徹八七會議精神，積極組織和發動農民暴動。
早在錢崝泉遠征西北時，周水平在江陰顧山發動農民同土豪劣紳展開斗爭，于１９２５年秋組織成立了“佃戶合作自救會”，在當地影響很大。江陰、常熟、無錫三縣的土豪劣紳聯名向省、縣署控告，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于１９２６年１月密令將周水平梟首示眾。這一暴行，激起廣大農民群眾的憤怒和反抗。毛澤東在《向導》上發表《江浙農民的痛苦及其反抗運動》一文，充分肯定和熱情介紹了顧山農民的斗爭和周水平的事跡。北伐軍進入江陰后，黨組織大力推動農民運動，江陰地區的農民運動又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江陰尚存的１００余名黨員和一些農運積極分子分散隱蔽、蓄勢待發。錢崝泉回到江陰后，找到在農村堅持斗爭的陳叔璇、蔣云等人，秘密地把這些革命力量聚集起來。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１０日，江陰縣委正式成立，錢崝泉化名高大鵬，兼任江陰農民革命軍總司令，組織領導江陰農民準備秋收起義。
江陰北鄉有個大集鎮叫后塍鎮，那里雖然店鋪鱗次櫛比，市場繁榮，但它遠離江陰縣城，國民黨江陰縣政府在后塍鎮法水庵設有公安分局，配有十幾名警察。錢崝泉和陳叔璇、蔣云、茅學勤等合議后認為公安分局力量孤單，易于對它包圍，遂決定從這里動手。為準備暴動，他們通過打入國民黨江陰縣市政局的共產黨員運出了幾支手槍和“盒子炮”，分發給茅學勤等人。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５日零時許，百余暴動農民在暴動指揮所所在地通興橋附近集結后，錢崝泉布置先割斷距縣城１０里的金童橋電線，又派一部分人守住外圍，自己率領一支隊伍把法水庵悄悄包圍起來。解決崗哨后，這支手握刀棍的革命隊伍蜂擁而入，同剛剛驚醒的國民黨警察展開搏斗，繳獲毛瑟槍５支，砍傷反抗警察２名。緊接著，暴動隊伍又包圍了禁煙檢驗處，繳獲毛瑟槍２支。暴動農民取得勝利后，高呼“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涌往后塍街，沖進罪大惡極的地頭蛇、國民黨鄉行政局委員俞道聘家，將俞家的田契、債據、租簿連同全部房屋一把火燒毀。時隔一個多月后，錢崝泉與茅學勤等又領導了規模更大的二次后塍暴動，并取得了勝利。
同年１２月２０日，錢崝泉與茅學勤、朱松濤等人在周莊開會，被敵人密探發現，國民黨江陰游巡第３支隊長梅壽根即刻率隊到長壽十八畝橋逮捕了朱壽山、茅學明和張老四等３個農暴骨干，錢崝泉和茅學勤脫險。梅壽根路過后塍鎮時天色已晚，暫住在后塍鎮公安分局對門的電燈廠。錢崝泉和茅學勤、陳叔璇得悉后，立即連夜組織了３００多名農民并配備快槍、“盒子炮”，于翌日凌晨３時許分東西兩路向公安分局和電燈廠發起猛攻。暴動農民切斷電線，又在電燈廠附近放起火，趁敵人混亂之機救出被捕人員。但后塍公安分局的敵人早有戒備，暴動農民與之激戰４小時之久，打死６名警察，處決密探，繳獲１支毛瑟槍后安全撤退。此后，錢崝泉又領導了大橋、占文橋等地的農民暴動，鎮壓了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并把他們的不義之財分給貧苦農民，受到廣大農民群眾的熱烈擁護和積極支持，得到省委的重視。
１９２８年１月，江陰縣委召開第一次黨代表大會，產生新的縣委，同時正式組建成立江陰紅軍。為武裝紅軍，錢崝泉親赴上海，通過關系購買槍支，不料在閘北車站被巡捕逮捕。此時，秦儀貞因西北形勢緊急，以蘭州中外大藥房采辦的身份轉移到達上海，得知錢崝泉又一次被捕的消息后，當即拿出采購藥品的所有現款并典當隨身攜帶的貴重首飾，買通巡捕房把他救了出來。
１９２８年２月５日，錢崝泉擔任了中共江蘇省委臨時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化名高啟根。２６日，他和新選出的江陰縣委書記蔣云，縣委委員茅學勤、陳叔璇、朱松濤等，在江陰縣城東六七十里的土城——楊厙鎮發動了又一次暴動。當夜，江陰紅軍五六百人，手執土槍大刀，肩扛釘耙扁擔和少量的正規武器，在黨的秘密聯絡站馬嘶鄉第六小學集中，編為３個隊同時出發。楊厙鎮西門有一條直通江陰縣城的大道，是進出楊厙鎮的主要門戶，設在楊厙鎮文昌廟的公安分局在此派有重兵嚴守。深夜，江陰紅軍突然在東、南、北三門發起進攻，公安分局警察全部倉皇出逃。紅軍占領楊厙鎮后，燒毀公安分局駐地全部房屋和幾家惡霸地主庭院，戰士們望著烈火，在大街上高呼“蘇維埃政府萬歲！”撤離前，江陰紅軍以“紅軍江陰東北路司令部”“共產黨特委宣傳部”的名義張貼布告，宣布通緝梅壽根和宣判土豪劣紳繆伯韜的死刑。這次暴動，共打傷敵警３人，繳獲８支長槍和一批彈藥，紅軍無一傷亡。敵人在報上驚呼：江陰紅軍“均用伏地野戰法，指揮者頗具軍事學說”。
在江陰紅軍的發展壯大中，一些不良分子趁機打劫，給紅軍形象造成不良影響。錢崝泉得知情況后，立即派人調查，掌握罪證，在周莊傘墩召開紅軍會議，嚴肅整頓紀律，當場處死犯罪分子。從此，農民暴動隊伍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起來。
江陰農民的連續暴動，使國民黨江陰縣長孫揆均膽戰心驚，急請上司派兵增援。于是，江陰、無錫、常熟３縣的國民黨駐軍聯合起來搜捕紅軍，甚至把一般農民也當紅軍抓去。為了懲治孫揆均，錢崝泉和茅學勤給他寄警告信，并向其住宅扔炸彈，嚇得孫揆均連連請求辭職，狼狽逃去。但接任縣長申炳炎更加仇視紅軍，兇狠毒辣，對農民暴動進行血腥鎮壓，逮捕暴動農民一百余人，其中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被殺數十人，使得千余人在江陰無法容身，流亡到上海、蘇州及江北各地。轟轟烈烈的江陰農民暴動雖然被殘酷鎮壓下去，但農民暴動以其地域廣大、時間持久、人員眾多、斗爭頑強而震驚江南，在黨領導的農民運動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農民暴動失敗后，錢崝泉避開反動派的日夜追捕，仍頻繁地活動在滬寧一帶；茅學勤帶領紅軍一支小分隊，繼續戰斗在江陰、靖江、揚中、常州等地。為了使滬寧周圍各縣的農民暴動相互呼應、密切配合，根據省委指示，１９２８年８月，蘇（州）常（州）特委成立，錢崝泉任特委委員、軍委書記，直接組織領導滬寧沿線１４個縣的農民武裝斗爭。
同年１０月１８日下午，錢崝泉在常州大成旅館６２號房間等待蘇常特委負責同志和各縣農民暴動骨干開會，突遭國民黨江陰縣政府偵緝隊隊長黃秉忠帶領軍警包圍并被捕。第二天，他被押解到江陰，國民黨江陰縣長申炳炎親自審問，并讓叛徒當面對質，但他從容應對，拒不承認。爾后，申炳炎再次審問，并讓更多的人出面對質，逼他交出江陰共產黨組織的名單和槍械。此時，錢崝泉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經暴露，便說：“要我交江陰共產黨的名單也可以，不過你得把江陰的城墻拆掉?！鄙瓯撞唤馄湟?。他又說：“因為整個江陰縣的人民全是共產黨。不拆掉城墻，城里站得了嗎？！”說罷哈哈大笑。申炳炎受到嘲弄，又氣又惱卻毫無辦法。敵人幾次審問一無所獲，又以“開釋”為幌子央求錢崝泉寫自首書。他斷然拒絕，義正詞嚴、擲地有聲地說：“我錢崝泉投了紅旗決不投白旗！”其時，當地黨組織和秦儀貞為營救他四處奔走，終因敵人的狡猾而未能實現。
幾天以后，牢門又一次打開，走進牢房的是錢崝泉母校的校長——美國人沈文蔚（中文名）。感慨一番后，沈文蔚說：“振標，你是個才華出眾、叱咤風云的人物，盡管你今天落到這種地步，政府還是很器重你的。以我之見，共產黨是成不了大事業的，因為共產主義并不符合中國的國情，你何苦作無謂的犧牲呢？還是回心轉意，站在政府一邊吧！”錢崝泉一聽頓時變臉，斬釘截鐵地說：“你別來游說了，我對于共產主義之信仰至死不變！”說罷“請”洋大人出門。
錢崝泉清醒地了解敵人的用心，也知道他們不會輕易地放過自己。在為革命獻身的最后時刻，他覺得有很多話要對親人說，想了很久最后只寫了一份遺囑。１１月２５日下午，牢門再一次打開，幾個軍警持槍走進大牢。他預料中的這一天終于到來了。他神色安詳地換上一身整潔的長袍馬褂，拖著一副１８斤重的鐵鐐被推上黃包車，在幾十個軍警的押送下，向城北君山陸家墳刑場緩緩行去。望著街道兩旁表情沉重的群眾，他頓時渾身熱血沸騰，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打倒國民黨新軍閥！”半個小時后，他從容地站立在君山南麓荒涼的陸家墳刑場上。敵人要他轉過身跪下，他面對著槍口說：“共產黨人要站著死！開槍吧，我倒要看一看你們的槍法！”劊子手在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鐵漢面前膽怯了……“呯——”子彈飛向了別處。他輕蔑地說：“怎么，我都不怕，你們倒怕起來了？”執行官命令另一個劊子手上場。周圍近千名群眾被這位共產黨人的英雄氣概所震撼，難過地垂下頭閉上了眼睛。忽然，伴隨著“中國共產黨萬歲”的高亢激越口號，槍聲響起，罪惡的子彈從英雄的眼膛下穿過……錢崝泉為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流盡了最后一滴血，時年３４歲。
錢崝泉的遺囑原文如下：
“余以努力中國革命，歷年奔走南北，無時或息，不治生產，不顧家室。母則雙目失明，妻則中途離異，無子無女，斷種絕嗣，今且并此孑然一身，亦將為革命而犧牲矣。革命到此地步，亦可自問無愧，而榮幸為何如乎？凡我家屬親友，切勿以我死而悲哀，當偕我同呼革命口號也……”
（執筆：蘭州市委黨史辦公室 鄭凱文 來源：《甘肅黨史人物選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