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作民，曾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湖南特委書記、中共中央西北局秘書長等。革命工作中不幸兩次入獄，臨難不茍，為黨工作二十年如一日，是一位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陳云曾這樣評價：“任作民同志于３０年代初在上海，４０年代初在延安，都曾與我共事過，他是我黨建黨初期的老黨員，是一位對工作認真負責的同志。”
任作民，１８９９年１０月３１日生于湖南省湘陰縣塾塘鄉。他的父親任紹霖系同盟會員，日本帝國大學畢業，參加過辛亥革命，后任湖南省政法學社教授及律師等職。自１９１５年起，任作民先后就讀于長沙私立開物乙種農業學校、湖南省立甲種農業學校。１９２０年４月，到上海進入由陳獨秀、楊明齋創辦的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習俄文，并接受馬克思主義教育。是年１０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１９２１年，到蘇聯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者大學學習。１９２２年１月由劉少奇、羅亦農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２月由共產國際分配到遠東負責蘇聯境內的中國工人運動，先后任遠東職工會中國分會會長、赤塔工聯中國工人部部長，主編赤塔《工人之路》報。
１９２５年４月，任作民奉命調回上海，分配在黨中央秘書處擔任秘書兼會計工作。１９２７年１月赴武漢籌劃黨中央機關搬遷工作，任總書記辦公室負責人，是黨的五大的主要工作人員之一。１９２７年７月，寧漢合流，“七一五”國民黨徹底叛變。任作民于１９２７年９月被黨中央派往河南開封任河南省委宣傳部長，與省委書記周以栗一道，積極貫徹黨的八七會議精神，迅速地恢復遭到嚴重破壞的河南各級黨組織。
１９２８年春，河南軍閥加緊了對革命力量的鎮壓，國民黨特務到處捕人殺人，設在開封的河南省委秘密機關因叛徒告密遭到敵人破壞。４月１５日，任作民和省委書記周以栗及省委秘書長趙天明在這一天先后被捕，被押至國民黨駐河南司令部的軍法處。由于敵人搜到的材料都是省委文件，判斷他們３人一定是中共河南省委負責人，因此極為重視，準備以此為突破口，企圖將河南全省的中共地下黨組織一網打盡。在敵人多次的嚴刑拷打和審訊中，他們３人幾次昏死過去，但始終保持了共產黨員的堅定立場，沒有透露黨的任何機密，表現出革命者寧死不屈的英雄氣概。最終敵人因沒有掌握能夠證明任作民身份的證據，半個月后，只好將他和周以栗等押至開封第一監獄監禁起來。
任作民等人一來到監獄，監獄長就兇神惡煞地宣布：你們是政治犯，入監后一律不準看書、不準放風、不準接見、不準和別的犯人說話，并不顧他們傷勢的嚴重程度，全都給釘上一副大鐵鐐。國民黨反動派的酷刑，可以摧殘革命者的體膚，卻絲毫不能動搖革命者的意志。為了團結革命同志，保持革命氣節，打擊叛徒特務的破壞活動，任作民的身體稍稍得到恢復，便開始考慮怎樣組織難友們開展獄中斗爭。為了保護周以栗，任作民主動承擔起領導獄中秘密黨支部的工作，成為獄中黨的總負責人。獄中秘密黨支部領導難友們開展了革命氣節和信念的教育，他組織幾個同志創作了一首《同志愈挫志愈堅歌》，教給大家唱，來激勵和增強大家的斗爭信心。
１９２９年５月爆發了蔣馮戰爭，統治河南的軍閥馮玉祥被蔣介石打敗。這時，南京政府組織了一個政治犯清理委員會，準備對開封在押政治犯進行清理。黨組織根據這一情況，展開了積極的活動和營救工作。１９３０年１月，任作民、周以栗、趙天明等１５０多名共產黨員，在從事地下工作的共產黨員、時任河南省政府主任秘書兼代理民政廳廳長南漢宸的營救下很快被釋放出獄，隨即取道海州乘船去黨中央所在地上海。當任作民和周以栗來到黨中央報到時，中央組織部長周恩來和秘書長李立三等領導同志都對他倆表示慰問。他們聽取了任作民、周以栗關于獄中斗爭的匯報，看了他倆身上的斑斑傷痕，均贊嘆不已。那時，任作民的堂弟任弼時也剛剛被黨中央從上海租界的巡捕房中營救出來，任弼時在巡捕房中遭受了電刑的折磨，后背上被燒出了兩個拳頭大的窟窿。中央的同志們對任家兄弟倍加稱贊，說他們都是鋼筋鐵骨鑄就的硬漢子。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任作民被派往山東濟南成立中共山東省委，擔任省委書記。省委成立不久，陳衡舟去上海參加共青團中央會議，在旅館被國民黨中統特務逮捕，接著叛變，由叛徒王天生帶回濟南，給中共山東省委帶來了嚴重破壞。
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７日上午，任作民從南關順城墻到東關聯升街１１號董炎家，給省委辦的短期訓練班作報告，因叛徒出賣，遭國民黨特務逮捕。在同一天，被捕的還有省委其他負責人及參加訓練班的黨團員２０多人。隨后，任作民等被送進了國民黨山東省黨部。面對敵人的誘供、套供，他不予理睬，堅不吐實，并咬定自己叫王敬功，河南信陽人，去高密路過這里；敵人多次施以酷刑，他堅貞不屈，決心以死和敵人硬拼。
１９３３年３月６日，任作民被押送到濟南市西關地方法院看守所。這個看守所對政治犯看管極嚴，規定凡是政治犯，只能早起整隊散步一次，早飯后按監號開門大小便，不準接見、寫信、看報紙雜志和新書籍，只能讀經書、看佛經等，吃的是倉底糧、爛菜湯。他準備尋機發動難友，為改善獄中生活條件開展斗爭。４月，天氣漸熱，牢房里悶熱不堪，可看守所仍不準犯人洗澡。他決定利用這一問題作突破口，通過早晨的散步機會向大家提議，用全體政治犯的名義，向看守所書面呈文要求改善政治犯待遇：一、改善伙食；二、準看書報；三、準通信接見；四、半個月洗一次澡。看守所見政治犯們齊心協力，一致斗爭，感到眾怒難犯，即答應改善伙食、批準閱讀書報等，斗爭基本取得了勝利。
１９３４年６月底，任作民等人案件正式宣判：“王敬功（即任作民），以組織和宣傳不容于三民主義團體，依危害國民緊急治罪法第六條，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剝奪公民權五年。”１１月底，任作民等被押至山東濟南第一監獄。在山東第一監獄近兩年的牢獄里，他讀完了５０多部書籍，主要是中國歷史、地理、哲學以及生物學等自然科學書籍，其他如《世界史綱》《戰后世界》《法國大革命史》等等。
１９３７年２月１７日黎明，任作民、劉少陵等１９人戴上了腳鐐，兩人共戴一個手銬，被送進了武昌反省院。在反省院的半年多時間里，任作民和其他獄友一起開展了艱苦卓絕的獄中斗爭。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抗戰全面爆發，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國民黨釋放了一批關押的共產黨人。１０月６日，任作民等被釋放，隨后赴長沙開展工作。
１９３９年６月１２日，國民黨反動派制造了震驚全國的平江慘案。這時，任作民在湖南開展革命活動已有相當大的困難。１０月，他奉中央電令“攜眷赴延”，與妻子丁祝華帶領自己的和其他烈屬的子女多人，離開長沙轉四川，于１９４０年２月到達延安。３月進馬列學院學習，１０月學習結束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秘書長，分管機關黨務及西北局所屬工、青、婦等群眾團體的工作。
任作民因長期被關在敵人的監獄中受盡各種酷刑折磨，其身體遭到嚴重的摧殘，染上重病，經搶救無效，于１９４２年２月２０日在延安病逝，時年４３歲。他在病危時喃喃地說：“革命２０年，為黨只工作了１３年，７年身系監獄。我相信能活到６０歲，再為黨工作２０年。”
２月２４日，延安軍民召開了悼念大會，任弼時、陳云、李富春、彭真、楊尚昆、林伯渠、蕭勁光、謝覺哉、吳玉章等中央和西北局的領導人以及３０００多名干部、戰士、各界群眾和青年學生參加了追悼大會。毛澤東親自為他的墓碑正面題寫了“任作民同志墓”，下面署“毛澤東書”。在墓碑的背面，是朱德和林伯渠的題詞。
任作民病逝后，安葬于延安光華農場，在延水河畔的墓碑上寫著：“作民同志為黨奮斗二十年如一日，臨難不茍，大義凜然，入殮時全身烙刑傷痕宛然，布爾什維克氣節與世長存。”１９５８年，任作民墓遷入延安四八烈士陵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