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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飄萍:以如刀快筆為受壓迫者發聲

來源:學習時報 責任編輯:趙鐳餉 2024-02-04 17:37

以筆為槍的革命報人邵飄萍

■李舒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著名記者邵飄萍隱藏中共黨員身份,以如刀的快筆為受壓迫者發聲,以深沉的思考為中國新聞學理論奠基,以抗爭的精神為民族的光明探路,是無愧于那個時代的先行者。

鐵肩辣手著文章。1886年10月11日,邵飄萍出生于浙江東陽一個寒儒家庭。1909年,他從浙江省立高等學堂畢業后回金華任教,其間被《申報》聘為特約通訊員,為其撰寫通訊。1911年,邵飄萍辭去教職,赴杭州尋找辦報機遇。他拜訪新聞界前輩杭辛齋,與其聯手共辦《漢民日報》,并發表署名“振青”的評論文章抨擊社會丑惡現象,開始了職業報人生涯。1913年8月10日,他因“擾害治安”和涉嫌參與討伐袁世凱的罪名入獄,《漢民日報》遭封。被妻子湯修慧設法營救出獄后,邵飄萍暫避日本,進入東京法政大學,與同鄉組建“東京通訊社”,為國內各報提供“東京特別通訊”。1915年底,邵飄萍學成返回上海,應邀任《申報》《時報》《時事新報》主筆。他發表了大量抨擊袁世凱稱帝的文章,筆鋒犀利,直接影響了時局。

1916年,邵飄萍出任《申報》駐京特派記者,成為中國新聞史上第一個享有特派員稱號的記者。從1916年8月23日到1918年12月11日,他共撰寫了223篇“北京特別通信”,內容多為國是。“北京特別通信”反應迅速,富有見解,開新聞報道新風氣,一時風靡全國。

彼時的中國,封建軍閥連年混戰,國家遍體鱗傷。1918年10月5日,32歲的邵飄萍辭去第一大報特派記者之職,自籌資金創辦《京報》,從此開始以筆為槍、喚醒民眾的新聞救國。他親書“鐵肩辣手”掛于編輯室墻上,與報社同仁共勉。邵飄萍認為,封建軍閥統治禍國病民,遂在《京報》創刊號上號召“國民共起,志同道合,協力以除之”。由于講究時效性和真實性,敢于說真話,《京報》很快成為北京地區發行量最大的報紙。

《京報》堅持政府應“聽命于正當民意”。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會決定將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轉交日本。邵飄萍在《京報》上先后撰寫《請看日本朝野與山東問題》《國民對待外交之準備勿以空言塞責》等評論,痛斥腐敗當局的賣國行徑,號召民眾“一致奮起以與決一生死”。5月3日晚,北京青年學生1000多人在北大集會。邵飄萍以《京報》社長的身份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號召同學們救亡圖存,奮起抗爭。在場的愛國學生被邵飄萍的演講深深打動,決議翌日發動各校舉行學界大示威。5月4日,一場轟轟烈烈的愛國運動爆發了。《京報》派出記者采訪報道,為愛國學生助陣。此后的兩個多月里,《京報》發表邵飄萍40余篇署名文章,以強大的革命輿論推動了這場偉大運動的深化發展。

秘密入黨播火種。1919年8月,《京報》被官僚政客集團“安福系”查封,邵飄萍遭通緝,只得再度赴日。在日期間,他出版《綜合研究各國社會思潮》《新俄國之研究》,向國人介紹科學社會主義是“馬克思科學研究的成果,授勞動者以必勝之券”。

1920年秋,“安福系”倒臺,《京報》復刊。邵飄萍堅信“人民之覺悟不徹底,則政治之改革亦不徹底”,在《京報》發表了《導中國于國際共管之路者》《政治罪惡與社會罪惡》等文章,痛斥北洋軍閥禍國殃民的行徑,啟迪民眾反對封建軍閥,體現了“社會公共機關”“國民輿論代表”的特質。

1924年12月5日,《京報副刊》創刊,每期16開8頁。邵飄萍堅持獨立自由之表達,支持主編孫伏園放開手腳辦刊,《京報副刊》成為五四運動時期全國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京報副刊》的撰稿人很廣泛,魯迅曾發表了《青年必讀書》《如此“討赤”》《并非閑話》等雜文名作。1925年4月24日,邵飄萍邀請魯迅主編隨《京報》附贈的一份周刊,該刊后成為獨立發行的半月刊《莽原》。

1925年,邵飄萍經李大釗等介紹秘密入黨,并被賦予宣傳和情報兩項“特別的工作任務”。早前,他便與共產黨人緊密聯系,并在《京報》上長時段、大篇幅報道二七大罷工和五卅運動。他還在《京報》上編發《馬克思紀念特刊》《列寧特刊》,闡述馬克思主義的精髓,使馬克思主義的熊熊火種得到廣泛撒播。

新聞匠心培英才。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學新聞研究會在京成立,蔡元培任會長,徐寶璜、邵飄萍為導師。這是我國第一個新聞學研究團體,被稱為中國“報業教育之發端”。11月3日,邵飄萍首次授課,聽課的學生包括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的毛澤東、高君宇、譚平山等進步青年。

翌年2月19日,該會改組為“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4月20日,在邵飄萍的指導下,中國第一本新聞學專業刊物《新聞周刊》創辦,旨在“便會員之練習,便新聞學識之傳播,便同志之商榷”。在10月16日舉行的首屆期滿結業式上,毛澤東的名字出現在“得聽講半年之證書者”名單中。毛澤東回到長沙后創辦《湘江評論》等報刊宣傳革命思想,與在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的經歷不無關系。

1923年9月,邵飄萍的《實際應用新聞學》由京報館出版。這部中國第一本新聞采訪學專著,是他在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的授課講義,后修改作為平民大學新聞系教材。他提出“報紙之第一任務,在報告讀者以最新而又最有興味、最有關系之各種消息”,報紙的價值主要在于“新聞材料之敏捷、豐富、真確與否”以及新聞評論是否“公平與適當”。此書與徐寶璜的《新聞學》、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被譽為中國新聞學體系誕生的三大標志。

1924年6月,邵飄萍的《新聞學總論》出版,書中提出了“記者之盡職,以道德人格為基礎,以俠義勇敢為先驅,而歸本于責任心之堅固”等重要論斷。邵飄萍的兩部新聞學著作,是中國新聞學理論的重要奠基之作。

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后,《京報》立刻派記者赴現場調查采訪,并刊發大量討伐文章。邵飄萍公開斥責北洋軍閥是“國民公敵”,軍閥對其恨之入骨,叫囂“宣傳共產,鼓吹赤化,不分首從一律處以死刑”,直稱邵飄萍為“盧布記者”。4月22日邵飄萍在《京報》發表“絕筆”《飄萍啟事》,24日被捕,26日即被以“勾結赤俄,宣傳赤化”罪名槍殺于北京天橋。臨刑前,邵飄萍拱手說了句“諸位免送”,隨即從容就義,用生命詮釋了革命報人的錚錚鐵骨。

1936年,毛澤東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邵飄萍對其幫助很大,是“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毛澤東于1949年4月親自批復追認邵飄萍為革命烈士,到了晚年仍稱“我是邵飄萍的學生”。1986年,中共中央組織部正式確認邵飄萍的中共黨員黨籍,此時距這位以筆為槍抵抗強權的報人以身殉報殉國已經過去了整整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