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霖，原名昌期，字雨林，１９００年生于福建省福安縣溪柄鎮田頭崗村。其父在鄰村設塾課，并替人占卜、看風水等賺錢，以養家糊口。但由于所得微薄，日子過得十分清寒，以致于全家長年打地鋪睡覺。施霖１８歲那年，他家租種了鄰村一劉姓地主的幾畝地，因風雨不調，收成不好，秋后，地主的走狗上門逼租，施霖被毆打險些致殘。１９２１年秋，遵雙親之命，他與童養媳完婚。
１９２４年，施霖偕摯友張少廉、張寶田入福安湖山小學讀書。兩年后，他們來到省城。施霖考入私立國學專修學校。他勤奮苦讀，廢寢忘食，深得師長器重。在求學期間，他還研修法律，并與福州當時頗有名氣的律師張威等結成兄弟。
１９２６年，北伐戰爭的炮聲在福建大地隆隆響起，國民革命運動的風潮席卷八閩，給施霖等以極大的影響。是年冬，施霖與張少廉、張寶田聯袂返鄉度假。在家鄉，他們三人發起組織了柏柱鄉農民協會。
施霖等發動柏柱鄉農民起來反對樓下村大地主包捐勒索，魚肉鄉民。１９２７年４月里的一天，捐蠹們帶領走狗氣勢洶洶到山下丈量鴉片田，與農民發生爭執。施霖聞訊，一口氣跑上山頂的寺廟，擂動大鼓；遠近３６村的會員聽到隆隆鼓聲，從四面八方涌向樓下村，把捐蠹們嚇得膽顫心驚，沒命逃竄。樓下村大地主逃到縣城，向縣長誣告柏柱農民在施霖等帶頭下造反，縣長大為震驚。第二天，４０名警備隊員奉命前來彈壓，遭到農民的激烈反抗，狼狽而逃。第三日，３００多名海軍陸戰隊員和警備隊員再次開赴柏柱，柏柱鄉的青壯年被迫相繼逃生，施霖等也避往福州。這場農民斗爭盡管失敗，但施霖和張少廉、張寶田在柏柱農民心目中贏得了很高的威望，被譽為“柏柱三杰”。
福安當局得知施霖逃匿福州，密報福州警備司令部將他抓捕。在刑訊中，施霖正氣凜然，唇槍舌劍，使法官理屈詞窮，只好將他釋放。
斗爭的受挫沒有動搖施霖的信念，反而使他更堅定了與軍閥豪紳勢不兩立的斗志。“書生報國無它物，唯有手中筆如刀”，施霖決心用手中的筆作為斗爭武器。他來到縣城，寓于江城客棧，掛起律師的銜牌，專為窮人鳴不平。施霖曾帶訴狀上省控告“四大金剛”陳王基等把持縣政、魚肉百姓等十大罪狀，引起一場軒然大波。但根深蒂固的封建勢力，并非一支筆一張狀紙所能動搖。施霖在贏得窮苦百姓和有識之士的尊敬和欽佩的同時，也遭到了封建勢力的打擊迫害，他被迫逃離縣城。
嚴酷的事實使施霖清楚地認識到，要同反動勢力斗爭，必須要有槍桿子。從此，他開始了籌建武裝的嘗試。１９３０年春，施霖回福安發動組織了一批敢做敢為的青壯年到閩北地方軍閥盧興邦部投軍，計劃相機拖槍逃回福安。不料事泄，不得已又一次逃離福安，才免遭殺身之禍。
后來，施霖受聘到漳港小學任教。其表弟、共產黨員馬立峰在漳港小學任校長。施霖在同馬立峰等共產黨員的密切交往中，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和教育，對黨領導的革命開始有了認識，改變了世界觀。１９３１年夏，經馬立峰介紹，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一個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強烈不滿的進步青年成為一個共產主義戰士。不久，他被選為中共福安縣委委員。
施霖入黨后，根據黨組織的指示，化名鴻磐，用從父親那里學到的本領，走村串戶，以算命、看風水等為掩護，進行革命活動。他為窮人寫狀詞、打官司，從不收錢。所以他走到哪里，很快就會同哪里的農民混熟，大家都爭著留他吃飯，尊敬地稱他“先生”，遇到危險時，不顧一切地掩護他。
施霖根據當時流行于閩東地區的《白扇詩》的形式和曲調，編寫了歌詞，賦予它嶄新的革命內容，對揭露社會的黑暗和軍閥豪紳的殘暴統治，廣泛地教育和喚起窮苦群眾參加革命斗爭起了極大的作用。由于施霖在斗爭中發揮了出色的宣傳才能，受到了同志們和群眾的愛戴，１９３２年福安中心縣委成立時，施霖被選為委員。
但在成績面前和贊揚聲中，施霖卻不能正確地對待自己和對待工作職務。他同中心縣委個別領導人之間出現了意見分歧，最后發展到不執行組織上調動，而是聯絡詹建忠等到有較好群眾基礎的南區一帶活動，“另立山頭”，各自為政。在南區，施霖和詹建忠等人積極開展地下秘密活動，很快在甘棠一帶建立了許多黨支部和農會組織，開展了“五抗”斗爭。
１９３３年９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派曾志到福安工作。她首先到南區進行調查。根據調查，她認為施霖等還是革命的，因此就留在那里，指導并直接參與南區的工作。曾志積極幫助施霖端正思想認識，使他認識到另立山頭的錯誤做法。是年１０月２０日，他們共同領導了震驚閩東的甘棠暴動，指揮甘棠附近紅帶會、貧農團，攻打駐扎在劉祠的敵海軍陸戰隊，消滅敵一個排，隨即成立了閩東北工農游擊第五支隊。
甘棠暴動后，施霖便離開福安縣前往霞浦縣。在他的發動領導下，青皎地區爆發了聲勢浩大的農民武裝暴動。施霖先派青皎紅帶會第一中隊直搗尤姓大地主的老巢，開倉分掉４００多擔糧食，從而揭開暴動序幕。緊接著四方響應，風起云涌，斗爭遍及整個青皎地區。紅帶會先后共鎮壓作惡鄉里的地霸、反動分子３０余人，分掉他們的糧食和財產，燒毀地契債單，還攻打了鹽田海關，搗毀敵炮樓兩座。青皎暴動威震霞浦，施霖也成為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
不久，蔡廷鍇等發動福建事變，中心縣委決定借此機會舉行全區性農民武裝暴動，創建閩東蘇區。１９３４年１月６日，經中心縣委同意，施霖和任鐵鋒等率領上南區４００多名紅帶會武裝以及霞浦青皎一帶和上西區紅帶會武裝共２０００多人圍攻霞浦縣城。守敵緊閉城門死守，施霖見久攻不下，只好下令撤軍。１月１８日拂曉，施霖、任鐵鋒等又率領紅帶會武裝，配合新成立的閩東紅軍獨立團再次圍攻霞浦城，也沒有成功。雖然兩次攻城都沒有成功，紅色風暴卻嚇得各地鄉間地主、土豪躲進縣城，大片農村被紅色武裝控制，為黨在福安、霞浦、福鼎交界地區建立蘇維埃政權，開展土地革命創造了有利條件。
此后，施霖再次因意見分歧脫離中心縣委的領導，與詹建忠等人一道，留在霞浦一帶獨立開展革命活動。在施霖、詹建忠領導下，霞浦西南部也像閩東蘇區的其他地區一樣燃起革命的烈火，成為霞浦蘇區工作開展得最好的地區之一。這些地區雖未開展分田，但已廢除租債，幾乎是誰種田歸誰有，廣大農民揚眉吐氣。他們還組織起赤衛隊，建立蘇維埃政權。同年６月，施霖等將游擊隊擴編為閩東紅軍第十獨立團。隨即率隊出擊，連續攻打了龜岐、坪崗、大沙、馬洋、寧德白瓠山等地反動民團“大刀會”和七星海關，收繳槍支２０多支。隨后又攻克寧德青山、斗帽及下滸鹽倉，沒收食鹽分給群眾，還打下了下滸稅關及牙行，取得了接連勝利。施霖的名字和紅十團的旗號也因此威震官井洋、三都澳沿岸一帶。
這期間，為了維護閩東黨的團結，福安中心縣委曾派曾志前往霞浦找施霖，說服其回到黨內。但曾志等人在半路上不期與敵遭遇，只好折回。當時中心縣委誤以為是施霖所為，加上他前期的錯誤，因此在１９３４年８月的一次閩東特委會議上決定開除他的黨籍。有的領導人還派人前往霞浦，準備對其進行“內部處理”。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敵重兵大舉“圍剿”閩東蘇區。大敵當前，閩東特委恢復了施霖的黨籍并派閩東蘇維埃政府秘書長張少廉到霞浦，請施霖和詹建忠回福安共謀大計。他們乘坐交通船從海路返福安，途中經六嶼與敵船遭遇，被迫折回霞浦。張少廉只好留下與施霖等人一道活動。這時，由于紅十團團長連成法的叛變，詹建忠被敵逮捕，壯烈犧牲于霞浦城關。施霖驚悉這一噩耗，悲痛萬分。他為失去親密戰友，以及親手開創的霞浦革命事業受到嚴重挫折而痛心疾首，被迫轉移到赤白交界的沿海一帶地區，開辟新的區域。
此后，敵人對閩東蘇區的“清剿”越來越緊，施霖與張少廉等人被迫分散活動。施霖隱蔽在大南區斗米村，以教書職業作掩護，繼續地下革命活動。
１９３５年４月１９日，施霖因東壩村林桂元（施霖義子）告密，并被其從斗米村騙到大南區界石村前海灘，被鹽田民團捕去，送到福安賽岐國民黨軍新十師師部報功討賞。
敵師長史宏烈見抓住施霖，喜出望外。他滿以為從這個身穿長衫、儼然一介書生的共產黨員身上是不難打開缺口的，然而，他沒有想到，在審訊中，施霖以其出眾的辯才，舌戰群魔，駁得敵酋無言以對；在嚴刑酷打面前，施霖更是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始終保持了一個革命者不屈淫威的崇高氣節。
在獄中，施霖想到自己此次被捕斷難生還，也想到自己在多年的革命斗爭中歷盡艱辛坎坷，心中感慨萬千。他向看守索取紙筆，席地而坐，略加思索便揮毫疾書。他盡情抒發了對黨無比忠誠的真摯感情，表達了自己為革命而死矢志不悔的豪情壯志，文筆優美、流暢，慷慨激昂。史宏烈不甘失敗，又以高官厚祿相誘。施霖早已聽得不耐煩，厲聲道：“少說廢話，快成全我氣節！”
５月８日凌晨，施霖被一陣吆喝吵醒。看守端進一壺酒讓他喝，并告訴他：“今天是你升天之日。”這位三度入獄的堅強革命者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只見他不慌不忙地起床，穿上長衫，神情自若地讓敵人拍了照。敵兵再次上酒，他怒目圓睜叱道：“革命者不怕死，何用此為！”說罷，拂袖就走。
在押赴刑場的路上，施霖昂首挺胸，毫無懼色，沿途的群眾無不為他視死如歸、從容不迫的豪邁氣概所感動。當施霖等人被押到鎮外黃土崗下的一口井邊時，他面對敵人的槍口，引吭高吟：“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一陣槍聲響過，施霖英勇就義，時年３５歲。